2023年7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1]。考虑到“我们的主要家当都摆在沿海一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你们这里也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增长极，一个新的动力源。这个后方的意义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2]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3]。《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未来工作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4]。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5]。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密集提出“国家战略腹地”的新概念和“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新要求，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智慧，对着眼构筑更为均衡完备的生产力布局，夯实战略纵深，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6]355，后方建设“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7]273。从国家长期稳定和发展来看，后方建设就是在一定国土空间范围内进行国防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整合优化、战斗力和生产力要素的重构重塑。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一段时期，我国工业分布形成了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针对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毛泽东同志强调必须吸取苏联在二战初期“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的惨痛教训^[6]391，认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要求“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8]。1964年中共中央下发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9]。中央据此作出国家战略布局调整，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7]332。三线建设既为备战所需，亦起到了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间、城乡间和各族人民间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或经济差别的作用^[10]。在整个三线建设期间，国家用于三线地区的战略投资共计2 000多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基本建成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以战略、战役和战术后勤相衔接的国家战略后方体系布局。

1992年中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于1999年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2000年以后又先后启动了“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形成了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经济发展的全新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战略，不断向中西部地区拓展战略纵深，优化生产力布局，进而明确提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战略构想。

二、国家战略腹地的内涵特征

国家战略腹地的层级是“国家”，落脚在“腹地”。这一概念自国家层面提出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空间范畴，延伸为国防战略范畴和动态时间范畴。厘清“国家战略腹地”的内涵特征，是发展国家战略理论的需要，也是指导现阶段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实践的需要。

(一) 国家战略腹地的概念与内涵

由于“国家战略腹地”这一概念首次在国家层面公开提出，学界尚未对此开展系统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以研究“国家战略后方”为主。有学者认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包括后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对战争的支援能力在内的综合的概念^[11]，也是在战争状况下内地保存的一块可供持续作战乃至反击作战的区域^[12]，建设国家战略后方就是要改善不平衡的工业分布和具备军事反击侵略的持久能力^[13]。从地理区位讲，西部是我国全球博弈的“地缘根基”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14]，因此，必须从战略上和政策上加大对战略腹地中等城市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15]，打造西部地区经济的“第五增长极”^[16]。基于“三线”建设特定的历史背景，“国家战略后方”被意指为兼具国防备战与工业平衡布局双重属性^[17]的“大后方”，中西部内陆地区也被自然地赋予了地理意义上“腹地”的蕴涵。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战略后方”和“国家战略腹地”概念相互联系，但是在文字表述和语义方面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国家战略腹地可以从语词和语用两个层面的思路去定义其概念和内涵。

1. 从语词一般意义考察“国家战略腹地”的基本概念

“国家战略腹地”的语词结构主要由“战略”和“腹地”构成，“战略”属动态时间方位词，“腹地”属静态空间方位词。在中国古代，“战略”一词常以谋、猷、韬略、方略、兵略等术语表述。《辞源》将“战略”释为战争的谋略，即为疆界、地域进行战争，决定胜负的谋略。战略会因势而变、因地制宜。英语中的“战略”被译为“strategy”，其源于希腊语“strategos”，蕴涵“统帅和指挥”之意，之后在词义变迁中特指军事将领指挥官的作战计划或谋略。“战略”一词源于战争，因此在词义上就颇具竞争之味。“腹地”在中西文化中也存在多重涵义。清人褚人获在《坚瓠八集·募修五脏庙疏》提及“兹有五脏神庙一所，形居腹地，势近灵台”。这里的“腹地”主要指靠近中心的地区。林则徐在《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谈及：“尔等生长海滨，非同腹地，不可不思患预防。”《清史稿·兵志十一》记载：“该局在江宁城外，粗具规模。且居腹地形胜之区，一旦海上有事，在内地制造，接济军需，庶几缓急足恃。”“腹地”即被释为内陆区域。在国外，腹地(Hinterland)概念最早由美国人George Chisholm在其著书中提出，原意指港口周边的物资集散地。20世纪后，“腹地”概念被引申用于内陆城市，主要指内陆或港口等各类经济中心城市的附属地区。综合来看，“战略”的现代意义即指决定全局的策略，“腹地”是相较于沿海地区的内陆区域。由于地理国情差异，我国中西部内陆更加符合地理意义上的“腹地”特征。可见，“国家战略腹地”作为复合概念，同时具备两个子概念的一般意义，由此规定了“国家战略腹地”在国家战略全局和腹地空间定位中的极端重要性。

2. 从语用层面考察“国家战略腹地”的基本涵义

概念不仅包含静态的语词意义，更表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在不同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概念被赋予了特定的时代内涵。从纵向来看，不同时期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交替使用“战略后方”等相互之间既有一定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语用表达。梳理文献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战略基地说”。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称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18]，结合其使用语境，这里的“战略基地”在边界范围上并不明确，但依然承担着保障战争补给、壮大革命力量的“大后方”功能，是一切战略任务执行和战争目的实现的依托。(2)“战略后方说”。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考虑打仗问题，要建设战略后方，形成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后方思想。此时，“战略后方”是一个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的集合体，包含了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丰富内容。(3)“区域战略说”。21世纪以来，我国统筹推进东西部协调发展战略，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战略高地。相对于全国总体战略，“区域战略”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长远性谋划，强调系统布局建设，但也更加突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战略定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这些概念的产生都符合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语用实践，是“大后方”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2]。“国家战略腹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语用实践中提出，是新时代“大后方”概念的最新表达，同样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时代内涵。

综上，“国家战略腹地”从语词一般意义上规定了其战略性特征和地理区位属性，明确了广大中西部内陆作为战略纵深和战略回旋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考察概念的不同历史时期语用情况表明，新时代语境下的“大后方”概念是“国家战略腹地”的基本面貌，深刻反映了中央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价值考量。结合学界已有研究和对概念内涵的分析，我们认为，“国家战略腹地”是相对于前沿地区而言，能为前沿地区提供强大支撑的战略后方，主要是指围绕我国东部沿海起着稳定后方并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中西部内陆城市群或相应地区。

(二) 国家战略腹地的基本特征

我国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各不相同，不同的基础水平决定其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看问题，都是从大处着眼，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19]。党中央对国家战略腹地的定位，也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去考量和谋划的，推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中心城市或城市群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关键。这意味着，国家战略腹地应当具备地理、经济和文化等条件的比较优势，构成了国家战略腹地的基本特征。

1. 地理区位的枢纽性

地理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场域，无论是国家安全战略亦或是经济活动都受制于地理空间的影响。由于地理空间是变化的常量，所以国家战略的制订必然会考虑到地理禀赋和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区位、资源和地形等地理空间的基本要素通过农业生产、防御成本、对外贸易、资本积累、扩散效应等直接渠道影响国家发展^[20]。从国防安全角度看，大面积的战略纵深、发达的交通物流网络、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政治节点成为国家战略腹地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构成了我国天然的“大后方”，能够极大地降低国防压力，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开展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2. 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

国家战略腹地的经济发展韧性是指能够有效抵御内外部干扰和冲击并适应新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具备支撑产业结构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的经济条件。产业结构专业化和多样化能够实现上下游与横向关联产业产出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受到各种冲击和扰动时，能够更好地分散风险，从而使国家战略腹地能够发挥区域经济系统重建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兜底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主要体现为经济波动下的强大复原力和转型力，能够依据配套完善的储备和保障体系迅速弥补和消除市场变化带来的冲击，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实现新环境下的全方位、多领域发展，从而保障我国经济总体安全。

3. 创新发展的引擎性

创新发展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成和升级为目的，依靠科技变革引领产业要素创新性配置和生产力跃升，为经济发展提供“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国家战略腹地立足国家战略需求，适应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调整，承担着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和任务，在创新驱动上率先突破，努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从而发挥经济增长极和动力源的引擎性功能作用。基于高要求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国家战略腹地必须在原始创新积累和前沿科技水平方面代表国内较高水平，具备相对完善的国防科技实力和科研教育水平，能够满足国家战略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在固本培元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4. 城市文化的凝聚性

对一个国家的战略大后方来讲，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都对保障国防安全具有决定性影响。国家战略腹地是高度开放和互动的文化空间，具备基于地域、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文化特色而形成的城市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基于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深刻演变，国家战略腹地在建设发展中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凝聚文化力量，锻造新的城市品格，塑造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为城市经济发展聚集更多的人才、资金和技术，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叙事新路径，汇聚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对推动建构共同精神家园和积蓄国防潜力具有关键作用。

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从大局，从崇高理念中来考虑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2]。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秩序乱变交织，战争幽灵若隐若现，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不仅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地理格局的深刻洞察，亦有对发展格局的精准判断，也是应对百年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应有之义、乘势之举和破题之策。

(一) 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对战略环境的判断是思考战略问题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对中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作出重大判断，“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21]。所谓百年大变局，主要是指决定和影响世界格局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裂变中“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些变化将持续影响甚至重塑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形态。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基于清晰认识外部战略环境的必然选择。

1. 地缘政治经济对抗导致世界之变的特征越发突出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之变从来都是国际社会中新旧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新旧力量都会努力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22]。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持续崛起并开始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关系，“西方中心”开始动摇，东西撕裂、南北撕裂的迹象更加明显并引发地区冲突和对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均是这些冲突对抗的产物，统筹发展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2.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起时代之变的特征更为显著

以传统工业化为导向的发展范式曾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历经三次工业革命，确立了西方国家在相关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使得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发生重大转向，多种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各国围绕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技术等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竞争空前激烈，势必会挑战以西方为中心的科技霸权，并由此带来更大的分化和冲突风险。

3. 意识形态冲突催生历史之变的特征愈发明显

“冷战”结束后，凭借强大的经济和语言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及其他地区鼓吹“普世价值”，奉行“文化霸权主义”，制造“颜色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大国竞争由非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围绕“自由”“民主”“人权”设置话语陷阱。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正在出现严重而广泛的迷失^[23]，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式微，不甘于衰退失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而会因为穷途末路不断挑起从意识形态到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与斗争，加大了外部战略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高频率的意外事件将极大提升战略危机的发生概率。身处于百年大变局中的中国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在变局之下做好长期博弈的战略准备，不断拓展战略纵深，建好建强国家战略腹地，夯实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战略基石，才能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把握战略主动。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乘势之举

在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逻辑里，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是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不确定性的外部战略环境属于外因，立足国内办好自己的事情才是内因，起着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所以面对风险冲击我们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24]。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动力源和增长极上固本兴新，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必须清楚认识到，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一项系统工程，有着鲜明的现实逻辑。

1.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培植新的区域增长极

区域增长极理论认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我国中西部内陆腹地是具有显著优势和自身特点的区域经济单元，能够为经济增长注入巨大活力，是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当前“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25]。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持续锻长板补短板、盘活西部要素禀赋方面久久为功，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2.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实行更深层次的扩大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活下去、活得更好。我们敞开大门，谁来与我们合作都欢迎”^[2]。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国内单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要“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26]。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框架内的战略决策，需要充分激发中西部中心城市或城市群的消费活力，加快建设与高水平开放格局相配套的开放腹地，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要素有序循环，以更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巩固和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势和地位。

3.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新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很多问题，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27]。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我国产业链安全性与韧性。而广大中西部内陆腹地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大后方。必须提升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局的贡献力和支撑力，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和制高点，筑牢新发展格局的安全稳定防线。

(三)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破题之策

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胡焕庸线”难题的本质是实现东西部地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实践经历了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内陆到选择性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再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战略调整。实践充分表明，重大生产力的优化与调整总是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需要。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到来和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向，传统意义上的重大生产力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意义上的重大生产力更倾向于国家战略竞争的高科技产业和关乎民生安全的相关产业。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优化既要适应现代意义上重大生产力的内涵，又要基于我国东西部产能开发和资源发展的现实，优化面向事关国家安全、民生保障、未来新产业等关键领域或薄弱环节进行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实施区域协调战略背景下，我国区位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西部内陆腹地既有地域空间牵引的战略纵深，也能成为开放前沿，在发挥兜底保障、拓展动力源、塑造新业态、承载产业转移等方面聚合成我国区位发展的新优势。基于此，加快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新的战略考量。

1. 战略腹地建设能够推进精细化的区域开发和资源配置

既有的经济条件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基础，忽略既有经济条件的开发就难以找到合适的战略定位。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即通过规划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符合实际的开发，这个实际就包含既有的经济条件。通常来说，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围绕中心城市展开，就必须摆脱过去单纯依靠资源开发的手段，依托既有经济条件，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区，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转变为拓展公共服务，实施科技创新的精细化区域开发，更高效地进行集中资源配置。

2. 战略腹地建设能够加速引导战略性资源聚集转化，形成以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

国家战略腹地因为其自身的基础性与战略性，在实践层面有利于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高载能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大量人口向政策区域转移集中，通过政策规划从而落实主体功能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切实解决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制约的突出矛盾，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水平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贡献”^[28]。必须充分利用好战略腹地的巨大优势，牢牢把握其在优化生产力布局中的战略价值，将“一域之稳”与“全局之安”联系起来，始终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推进策略

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为战略实施提供落实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29]，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大决策，把战略决策和预期目标变为现实结果，必须站在发展战略全局高度，进一步把国防布局同经济布局有机统合起来，制定符合实际的推进策略。

(一) 完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系统思维，对推进战略实践进行总体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顶层设计。

1. 厘清总体建设思路

综合考量国家战略腹地的功能定位，统筹国家战略腹地所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更高层级的顶层设计的契合度，制定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案，明确建设目标和时间进度安排，确保各建设主体有效沟通和协作；必须进一步强化党对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领导，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设计理念，综合考虑重点区域、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指标体系。

2. 进行科学论证评估

组织中央有关部委、军队有关职能部门以及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智库和相关省市区部门单位等专门力量广泛调研论证，科学评估备选区域的区位资源条件、城市文化风貌、产业科技实力、交通网络设施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避免低效建设、重复建设；综合考量顶层设计与其他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协调性，项目落地要重点考虑未来地缘政治影响的潜在风险，保障大后方的绝对安全可靠；重点论证评估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西安-郑州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作为西北枢纽的关陇地区的综合承载力，尽快谋划国家战略腹地的空间布局。

3. 有机结合实践探索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实践探索基础上来谋划。规划设计要吸取国内外先进的实践经验，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加快摸底调研、评估论证、先行先试，共享先行先试发展成果经验，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摸索建立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二) 统筹战略物资储备建设

无论是应对战争或重大灾害事故等突发情况，还是满足市场供求，战略物资储备始终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核心内容，国家战略腹地要承担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给的历史使命，建成综合性国家储备库，统筹好战略物资储备建设。

1. 优化储备区域布局

强化属地政府物资储备的主体责任，综合考虑储能产量、产业基础、消费需求、应急保障等因素，因地制宜调整域内储备品种规模，按照相对集中、调度便利、储存安全的原则，择优选择储备库点；加快推进省、市和县三级政府物资储备布局，省级储备用于市场宏观调控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市县级储备用于应对局部应急状态，形成辐射国家战略腹地全域及周边的战略物资保障布局；加强与域外产区合作，建立一定数量的应急物流枢纽和跨区域储备库点，保障国家在重大突发事件等应急状态下的供应需要。

2. 强化初级产品储备

国家战略腹地要充分发挥属地自然条件优势，巩固提升优势产区，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和国家级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有序扩大初级农产品储备仓容、提升加工仓储物流条件，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根据增强储备实力的需要，持续加强完善战略性能源储备、管网输配和储能调峰设施网络，壮大风光氢储产业集群，推动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建设；深入落实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属地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优化充实战略性矿产品和关键原材料储备品种规模，维护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稳定。

3. 优化产能协同保障

在国家战略腹地的现有产能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储备品种的功能定位和峰值需求，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优先选择一批市场急需、条件具备的品种进行产能储备，形成与实物储备协同耦合、梯次支撑的应急保障合力；开展新型储能技术攻关，鼓励和支持属地企业增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等民生领域的扩产和转产能力，适应国家应急保障需要，从而以国家战略腹地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科技组织体系^[30]，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完善区域创新空间布局，服务国家重大生产力调整，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必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打造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大后方。

1. 合作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聚焦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支持域内优势科技力量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谋划共建一批高水平研究院、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打造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枢纽平台；充分发挥中西部资源优势和研究特色，布局战略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培育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国家医学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创新平台；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和共性技术研发基地，支持高水平大学或国家科研院所设立分支机构，承担国家战略性科技项目，引导创新要素集聚流动，努力建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纵深承载地。

2. 开展关键技术协同攻关

立足国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机遇，进一步深化中西部高校、科技领军企业等创新主体战略协同，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31]，探索建立战略性科技任务定向委托和重大战略咨询机制，开展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牵头建设，加快培育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导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未来技术跨学科、跨领域和非常规拓展应用研究，推动一批原创标志性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3. 优化战略科技创新生态

国家有关部委要结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求，给予机制创新、人才引进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支持，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营造有利于战略科技人才干事创业的氛围；推动建立高等教育改革先行试点，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校联盟特色发展，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进一步奠定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调整的科创基础。

(四) 打造战略产业备份基地

国家战略腹地担当维护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时代使命，当前从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出发，打造战略产业备份基地符合国家战略腹地的发展能级定位，是培植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点。

1. 优化产业领域布局

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导国家战略腹地立足自身产业梯度、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国家产业备份和优化产业领域布局。持续完善和强化中西部已有的能源化工业、粮食加工业、零件制造业和国防重工业等战略基础支撑，推动生产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夯实大后方产业基础；统筹考虑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绿色技术、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融合，依托龙头企业加快技术群体协同作战，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加快实施一批国家军民融合战略项目，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未来产业发展，有效提升重点产业的平急转换能力。

2. 加快产业补链成群

基于国家战略腹地前期产业发展现实，要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集群企业间协同合作，联手打造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产业带，增强全产业链优势，持续推动产业发展从增量走向存量提升，形成以国有龙头企业为引领，技术领军产业和未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生态网络；大力开展产业链联合招商，实施一批补链、延链、强链项目，突破供给约束卡点和堵点，持续推进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初级产品有效供给，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3. 培育优质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中西部龙头企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引导和支持融创公司、科研机构、科技企业新建标杆孵化器，打造高质量企业梯队，超前布局应对断供禁运的备份研发，加快培育原始创新能力，尽快发展和落实一批产业实体和项目；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共建产业转移合作园区和产业合作基地，积极承接东部产业链整体转移和关联产业协同转移，夯实新发展格局安全基础。

(五) 建设战略运力空间网络

国家战略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独特地理优势，为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其他地区重大战略衔接，充分考量国防安全战略需求，亟须强化国家战略腹地的枢纽地位，建设现代化战略运力空间网络。

1. 精准供给完善交通布局

加强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尽快补齐国家战略腹地铁路、公路、航运、物流等交通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公铁”“铁海”“空铁”多式联运体系和运输服务网络，构建大容量、高品质的战略运输走廊；加强供需对接和运力协调，合力推进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对接，构建多向联通的通道布局，提升国家物流供应链保障能力；完善应急疏散、救援和避难通道系统，强化安全应急保障，增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韧性。

2. 搭建军民融合投送通道

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基本标志。必须着眼推动民用交通物流资源向国家战略腹地保障潜力转化，为应对地缘政治对抗带来的潜在威胁做好长期准备。要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打通国家战略腹地连接东西部的战略大通道，增进国防建设项目与民用交通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提高国防交通平急转换、战时应战能力；加快应急投送与现代物流的有机融合，立足多式联运体系开通国防物资装备投送专用通道，打造军地应急物流保障信息管理系统，确保重大突发事件下的跨域机动投送。

3. 兴建多式联运交通枢纽

培养一批辐射国家战略腹地全域、连接全国的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提高集群内中心城市或城市群衔接协同水平，推进口岸换装转运设施扩能改造，全面提升重点战略物资转运能力和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级；优化交通枢纽布局，做好衔接通道用地和空间预留，推动枢纽与周边区域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共建内陆重点空港、陆港等物流枢纽，全力保障国内国际循环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