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遵循。党的自我革命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从学界研究来看，近年来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学者侧重于从概念、价值、内容、话语、历史演进等方面展开研究。在立足相互性的视角方面，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于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遮蔽了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其他相互性问题，对相互性本身的研究也比较罕见。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特征，相互性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将党内外各种资源和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推动党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这反映出自我革命不是一种孤立、单向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与党的建设、社会进步、人民利益紧密相连的相互作用过程。通过分析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互感召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融合性，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相互性特征本身，进一步增强对自我革命的理论阐释，更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供方法论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研究缘起

相互性，源于对现实世界中事物间相互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事物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视野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相互性，但却有关于相互性的思考，这些为当今学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揭示自我革命的相互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相互性”的重要论述

相互性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深刻理解自我革命理论的重要“密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关于相互性的直接阐释，但在一些相关论述中体现了相互性的内容，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相互性体现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活动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对象性活动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础建立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2]。人通过对客体加以改造，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才能通过对象化了的客体反思人自身，个人的主体性才得以形成和实现，体现的是实践过程中的相互性。其次，相互性体现为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反映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也体现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4]。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从事基本的生产活动，进而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一种社会生物，人的发展取决于自身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以及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塑造自己的个性、价值观和实践行为。最后，相互性体现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5]。在恩格斯看来，人类依赖自然界获取资源和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改造的关系构成了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基础。

与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方向不同，列宁基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考察了相互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性。这种相互性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反映的是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列宁指出，“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6]235。政党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而且能充分激发出党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它是党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是取得俄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列宁强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6]645。其二，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性。这种相互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反映的是一种外部的相互关系。列宁十分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6]53，并且“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机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7]。在列宁看来，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联系，才会拥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

(二) 学界关于“两个伟大革命”与“相互性”的探析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8]67。“两个伟大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分析和阐释“两个伟大革命”的相互关系，是理解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学界已有研究来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 从认识论角度梳理“两个伟大革命”的相互关系

这类研究主要是基于哲学角度阐释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学者指出，“两个伟大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9]，并认为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有学者认为，“两个伟大革命”不仅包括主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在深层次上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关于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人的认识状态从必然到自由等重大理论观点的创造性运用^[10]。也有学者指出，自我革命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世界”改造的问题，社会革命包含着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文明形态的改造问题^[11]。还有学者认为，“两个伟大革命”可以笼统地归纳为“革别人的命”与“革自己的命”的统一^[12]。

2. 从目的论角度梳理“两个伟大革命”的相互关系

这类观点立足于革命的目的性来阐释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学者认为，“两个伟大革命”是一个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既是对改革与革命的相互贯通，也是对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贯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作用^[13]。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推动着党的建设事业的发展。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在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目的和方向，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先导，强调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土壤^[14]。

3. 从动力论角度梳理“两个伟大革命”的相互关系

这类观点将动力视为“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立足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三个维度阐释“两个伟大革命”的相互关系，指出，自我革命的“彻底程度决定着伟大社会革命推进的深度，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宝贵经验”^[15]。有学者基于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的相互关系，指出二者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不仅是推进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而且不断引领社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16]。还有学者认为，伟大自我革命是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保障；伟大社会革命是检验伟大自我革命是否有效的“试金石”，并指出二者在实践中是“上与下”“内与外”“长与常”的逻辑关系^[17]。

显然，学界对相互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伟大革命”相互关系的阐释，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主要集中于外部关系的论述，缺乏对自我革命内部相互关系的诠释，特别是缺乏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实施者——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又如主要聚焦于理论的抽象研究，较少从具体操作层面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不足为进一步探讨党的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提供了思路，也为挖掘阐发相互性特征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研究路径。

(三) 党的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涵义及重要性

相互性，通常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强调着力践行“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其中所涉及的“两个革命”“两个答案”“两个监督”等内容，本质上都是相互性的体现。相互性作为一种特征，就是反映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现象。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相互性的论述以及学界关于“两个伟大革命”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来看，相互性并非局限于事物之间，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鉴于此，自我革命的相互性特征，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群体、不同要素、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性质反映。从概念层面而言，可理解为，党通过自我革命，形成的党与社会、党与人民、党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党逐步实现对内部和外部等多种要素的深度融合，共同推动着党的自我革命向前发展。这种相互性特征，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彻底性和有序性，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持续开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

研究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于党员、党组织以及党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从党员的角度看，自我革命不是孤立静止的个人行为，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提升党性修养的过程。党员要坚持自我革命，不能只依赖于主观意愿，必须借助于其他党员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通过与其他党员交流、学习、帮助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在思想、行为、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激发自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人民事业的热情。二是从党的自身角度看，自我革命不只是靠加强党员的自觉性，也要通过制度、监督、党的领导等方面的相互作用来保障实效性。制度是规范和约束行为的重要手段，监督是检查和评价执行情况的必要方式，党的领导是推进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18]。只有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规定，加强各类监督机制，发挥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用，才能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合力，确保自我革命不走样、不变形、不停滞。三是从实践角度看，自我革命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行动模式，而是一种循环往复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改造过程。自我革命实质上就是在实践中持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高水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反映出自我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党要深入进行自我革命，不能停留在宣传口号上或者简单地重复前人的经验和照搬旧有的模式，必须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创新工作方法，以提高自我革命的效果。

二、相互感召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精神驱动

相互感召性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首位彰显。从概念角度理解，相互感召性是指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一种精神驱动，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动以及相互激励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先进模范、党员与人民群众等参与主体并非作为一种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彼此影响、彼此鼓舞，激发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共同力量，促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入开展。

(一) 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感知

所谓相互感知，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和沟通，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它涉及对彼此观点、信仰、价值观等要素的精神交换，实质上就是一个通过了解和沟通，彼此之间达成共识的过程。相互感知是自我革命的基础性环节，也是自我革命的常态化路径，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感知更多的是一种联结关系，体现在党员之间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政治共识、思想共识以及行动共识之中。

政治共识是党员与党员间相互感知的前提。政治共识，即人们对政治体系中理想信念、规范准则和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一致认同。对于现代政党来说，共同的政治信仰是凝聚成员、形成合力的基础。它不是简单的观念一致，而是一种对某种政治体系的深层次认同，塑造着党员与党员之间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19]。因而这种前提是建立在双方对党的性质、宗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拥护上的，只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形成高度的政治共识，才能使党员之间的相互感知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

思想共识是党员与党员间相互感知的灵魂。思想共识，是人们在思想观点和思想认识上达成的一致态度，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之上，协调个人与集体、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发展^[20]。对政党而言，思想共识反映着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是党员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了解的关键。培养和维护思想共识至关重要，关乎党的内部团结和稳定，直接影响着党的事业能否顺利推进，以及能否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战斗力。同时，思想共识还能创造一种集体认同感，形成政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引导党员队伍的前进方向，有效提升组织成员对党的信任和忠诚。

行动共识是党员与党员间相互感知的体现。行动共识，是指人们在行动和决策上达成的一致性。行动共识依赖于成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理解，是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践中的具体彰显，直接反映了党员将思想共识和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行动共识与思想共识不同，更注重在实践中的统一和协作，意味着党员不仅要成为理念的传播者，更要成为一名行动者，让党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决策得以贯彻实施。进一步说，行动共识能让党员在实践中感知到集体的力量，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形成党员群体的行动合力，使党的既定目标在全体党员的共同行动中得以实现。

(二) 党员与先进模范之间的相互感染

所谓相互感染，是指人与人之间由于受对方情绪、信念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情感共振的过程。从过程的性质来看，相互感染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传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21]。党员与先进模范之间的相互感染，就是基于共同价值和政治信仰，在情绪、信念和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下，达到情感共振的过程。党员与先进模范间的相互感染，本质上是一种模仿关系，主要体现在情感交互和双向反馈之中。

情感交互是党员与先进模范之间在情感方面相互感染的深刻体现，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相互传递。对我们党来说，先进模范是“有形的向善力量和鲜活的价值样态，内嵌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22]。党员在与先进模范的互动中，由于受到先进事迹的影响，逐渐引发情感共鸣，如激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优秀党员的敬仰等，主动将情感融入到自己的思想观念之中，实现情感的融合和内化，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和政治觉悟。同时，这种情感传递也是双向的，先进模范同样会受到其他党员的影响，进而实现自我提升，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情感联系能够在党员与先进模范之间建立起一座心灵“桥梁”，营造出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双向反馈是党员与先进模范之间相互感染的必然结果。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先进模范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正是广大党员意愿的集中体现，代表着党员的进步方向。从实然性的角度看，先进模范又是具体的实践人格。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勇立潮头，以比别人更加炽烈的道德情感、更加坚定的精神意志投身于伟大的实践中，这种行为能得到广大党员的积极效仿，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标杆。在经历理解、融入双方情感之后，党员和先进模范开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馈和修正，这种反馈和修正是在深化对彼此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因为情感认同本身就以认知认同为基础，同时会受到行为认同的影响^[23]。党员通过观察和模仿先进模范，学习先进模范的行为模式和精神风貌的同时，将自身的理解和反应反馈给先进模范，先进模范通过党员的反馈和评价，继续进行自我完善。普通党员的认同和支持能成为先进模范的精神动力，并对先进模范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产生影响，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进步。

(三) 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感化

所谓相互感化，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互动，促使彼此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态度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与相互感染的无意识的情感传递不同，相互感化更加具备主动性。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感化，就是二者通过相互影响和相互启发，使彼此思想观念和行为态度产生积极变化的过程。“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24]。党员与人民群众间的相互感化是一种共生关系，体现在二者互相尊重、同心协力和共同进步之中。

互相尊重是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感化的原则。互相尊重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关系，要求双方在社会交往中遵守平等互动的原则。这种尊重不仅是对能力和成就的尊重，更是对思想和人格的尊重。互相尊重之所以作为相互感化的原则，是因为它能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社会的和谐稳定。党员与人民群众都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主体，党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是党执政的根本依靠；人民群众要尊重党员的身份和贡献，理解党员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重要责任和艰巨任务，减少误会和冲突。立足于这样的基础，党员可以从人民的批评和建议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可以从人民群众的肯定与鼓舞中获得力量，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关系，更好地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发展。

同心协力是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感化的关键。同心协力的实质是一种合作关系，要求双方共同努力以实现预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25]。同心协力成为相互感化的关键，在于它能够集合各方力量，发挥集体优势，既体现了党员与人民群众目标的一致性，又体现了双方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团结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要求党员与人民群众互相理解和支持，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更优化的执行过程。党员要深入学习和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期望和意见，以此为依据调整和优化工作方向，确保党的政策更好地为民所用。同时，人民群众要支持党员的决策和行动，以多种方式主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帮助党员改进工作中存在的消极、不作为等态度和行为方式，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共同推动党和人民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共同进步是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感化的目标。共同进步的实质是一种发展关系，要求双方在发展过程中共享成果和共担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曾鲜明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26]。共同进步作为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感化的目标，是因为它可以最大程度激发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党员要发挥带头作用，就必须以自身的言行影响和感染人民群众，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民群众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遵循，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积累经验、创造价值，用自身的经历支持党员，协助党员纠正不良作风，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相互依存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运行方式

相互依存性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力量彰显。相互依存性，是指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通过调整和完善，实行的一种高效稳定的运行方式，体现的是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依赖以及相互支撑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与机制、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顶层统筹与基层参与通过互动体现出不可分割的必然性，也反映了各个环节之间优势互补和长短取舍的合理性，是党的自我革命连续性的有效保证。

(一) 制度与机制的相互依仗

所谓相互依仗，是事物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这些事物各自发挥作用，同时在互动中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制度与机制的相互依仗，说到底就是指党的制度和机制通过相互支撑，以保证自我革命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是用来遵守和执行的。全党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8]543。制度与机制的相互依仗本质是一种互补关系，制度是机制的作用对象，机制以制度为前提，二者体现为一种力量整合和力量约束，共同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复合性运转。

相互依仗是制度与机制之间力量整合的体现。力量整合是一种让制度和机制通过整体协调以实现更高效运作的力量，包括内容整合与方法整合。从内容上来说，这种整合性力量把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纪律制度、监督制度等具体制度，在纠错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等各项机制的作用下共同构建一个系统完备、互为支撑的制度体系。通过内容上的整合，充分提高党的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需要。从方法上来说，这种整合性力量对各项决策流程、监督检查程序、干部选拔任用程序等进行优化完善，建构一套既科学合理又易于操作的程序体系，使党的制度与机制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更加有效地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激发各级党组织的活力与创造力，有效避免程序冗长和形式主义等问题。

相互依仗是制度与机制之间力量约束的体现。力量约束是通过制度与机制相互限制，以维持一种平衡力量，包括行为约束和思想约束。从行为而言，运用党章党规党纪等具体规定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形成既有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行为准则，也有助于维护党的团结、稳定和社会形象，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从思想而言，运用党的理论、方针、路线、政策等方式塑造和引导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制度规定了党员干部应该遵循的价值观的内容，而机制则提供了一种实现和传播这些价值观的方法和程序。通过思想上的约束，不仅可以有效预防意识形态的混乱，也可以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在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 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的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通常是指事物之间通过相互影响，来达成共同的目标或维持共同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九个以”中最后一个就是“以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1]。可见二者的相互依赖，实质就是这两种形式的监督方式通过相互影响以实现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要“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7]。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二者目标一致、功能互补，是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题中本来之义。

相互依赖是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目标一致的体现。目标一致彰显了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28]自我监督是对党组织和党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规党纪情况的监察，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权力有效运行的主渠道。可以说，监督本身就是一场自我革命的过程^[29]。人民监督则是外部监督的重要组成，它通过批评、建议、申诉、举报、来信来访等方式对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与制约。“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30]。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的目标都是公共权力的行使，以此维护党和国家的公正、透明和廉洁，防止权力的滥用。

相互依赖是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功能互补的体现。功能互补表明这两种监督模式结合各自特有的功能和优势，使得整体效果优于单一作用效果。“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31]。自我监督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比如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之间的利益关联、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督动力不足等问题，主要针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重点监督他们是否忠于党的事业、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策、履行党的职责；人民监督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一种，具有广泛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优势，主要针对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和政策，重点监督其工作内容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自我监督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人民监督就可以发挥“千眼万耳”的作用，对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和作风举止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自我监督中的“盲区”。基于监督作用看，自我监督主要发挥内部制约的作用，人民监督主要发挥外部制约的作用，二者相互补充，有助于形成一个多视角、宽领域和全覆盖的监督网络。

(三) 顶层统筹与基层参与的相互依托

相互依托，一般是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彼此倚重，从而实现自身的稳定和发展。顶层统筹与基层参与的相互依托就是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决策方式和执行方式通过彼此倚重，以实现党的建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32]。二者之间相互依托归根到底是形成一种互促共进关系，在实践中上下联动、协同发展，既调动基层的首创精神，也调动党开展自我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互依托是顶层统筹与基层参与之间上下联动的体现。上下联动是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管理和决策路径，它要求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和有效沟通，以优化决策过程，提高决策实效。这种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33]。顶层统筹，作为党的战略决策层面，强调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全局视野出发，进行宏观层面的规划与部署；而基层参与，关注微观层面的实际执行与落地，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各领域的实践活动，将顶层决策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实现政策在具体实践中的有效执行。基层参与既是对顶层统筹的有力补充，也是实现党的决策目标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中央政策的执行提供第一手资料，反馈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帮助中央及时调整政策，使之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针对性，从而开创上下联动工作新局面。

相互依托是顶层统筹与基层参与之间协同发展的体现。协同发展强调的是各级组织或成员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不仅体现在目标的设定与执行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级组织或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方面。顶层统筹，不仅是策略的“制定者”，也要成为“赋能者”，即了解基层的需求，尊重基层的创新，赋予基层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而基层参与，既体现了“执行者”角色，又是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者”，主动适应顶层的战略目标，帮助补全和完善顶层的决策制定。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指导与执行，更多的是双向的互动与影响，共同推动组织的发展与进步。需强调的是，这种发展模式使党的决策能够更清晰更高效地传达到基层，确保各项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取得预期效果，增强党在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向心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行力，保证党的自我革命实践更加精准化。

四、相互融合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实践进路

相互融合性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实践彰显。所谓相互融合性，是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灵活创新方式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持续优化的动态体系，体现的是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相互适应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通过整合，展现了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性，也反映了各部分之间交互带来的优化组织效率和提高决策效果的可能性，是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实践创新。

(一) 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相互嵌合

相互嵌合，通常是指不同事物之间通过相互叠加，形成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整体。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的相互嵌合，就是这两种教育方式在实践中相互补充和相互交融，形成一种有机整体的过程。这是党在教育实践中创立的一种独特且有效的方式，既注重塑造教育的系统性知识结构，也有助于培养成员终身学习习惯，并引导成员在深化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拓宽知识视野，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这种相互嵌合体现为二者在内容上和时空上的嵌合，共同促进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的提高。

相互嵌合是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内容互补的体现。内容互补是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的相互补足和深化。前者聚焦于深层次破解党员思想难题，后者聚焦于提升党员思想政治素质^[34]。进一步而言，集中性教育以大规模的教育活动为主，主要是针对党内某一时期出现的普遍性问题、面临的形势或者承担的任务，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问题、思想洗礼与任务落实的成效，从而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能力，具有阶段性、针对性的特点。经常性教育则重视长期的党性修养，是对集中性教育成果的巩固，避免集中性教育后的问题反弹，同时也是制度建设在党内教育的直接体现，解决的是党内教育长效化问题。以集中性教育破解经常性教育的难题，以经常性教育深化集中性教育的成果，坚持常态化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形式是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这两种教育方式在内容上与形式上相互嵌合、相互补充，形成完整的教育链条。

相互嵌合是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时空交融的体现。时空交融是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交织和融合。二者通过共享和整合学习资源，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协调与配合，实现时空交融。从时间上看，集中性教育是在一定的时间节点，进行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育活动，以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经常性教育是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进行不间断的教育培养，以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从空间上看，集中性教育是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党员，进行全覆盖的教育活动，以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经常性教育是从个人到集体，从内部到外部，进行多层次涵盖的教育培训，以实现全面的教育提升，二者在时间上相互补充、在空间上相互拓展，既能抓住关键时机，保持长期的教育效果，又能覆盖全体党员干部，以延伸到社会各界，逐步形成党员干部坚持自我完善的意识和自觉。

(二) 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的相互配合

相互配合是不同事物之间以协调、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某个目标或实现某种效果。“九个以”中的第八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中针对反腐败提出的重要举措。反腐败包括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两个环节，二者通过相互配合，以达到减少腐败之目的。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反腐败战略，旨在通过各种手段从不同角度全面应对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35]二者的相互配合，就是针对腐败筑造一道位于前端与后端的“钢铁”防线，维护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增强社会公众的信任感和认同感。

相互配合是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协同发力的表现。协同发力反映了不同个体或部门对问题进行处理时，通过相互协调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协同发力，就是预防和惩治两个方面都要做到位，以实现各方面的优势互补，形成整体的防控网络。在一个正常运行的政治体系中，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策略。预防腐败可以通过建立法律法规、进行道德教育、扩充内外监督等方式施行，而惩治腐败则需要通过司法手段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比如“打虎”“拍蝇”“猎狐”等方式。强有力的惩治可以产生震慑，降低腐败的发生频率，为预防腐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也有助于树立党的形象；有效的预防工作可以降低腐败的产生，也可以减少需要通过惩治手段处理的案件数量，使得资源可以更加集中地用于对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提升反腐败斗争的效率。这两个策略互为补充、彼此配合，产生一种协同效应。

相互配合是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平衡重心的表现。平衡重心是指在不同因素或策略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以确保整体效果的最优化。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平衡重心就是在二者之间保持均衡，以确保整体反腐工作的最优效果。单一地过分强调预防可能导致对行为后果的忽视，从而减弱对潜在腐败者的威慑作用；单纯地侧重于惩治则可能忽视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预防措施，导致腐败行为在源头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是说，良好的预防工作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从而降低惩治的压力，而有效的惩治又可以增强预防工作的说服力，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就是相互配合在平衡重心中的表现。因此，预防与惩治的策略相互平衡，旨在共同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反腐防控体系，以实现反腐策略的效果最大化。

(三) 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相互契合

相互契合可以理解为事物在理念、功能、路径或其他方面与另一事物相互交织或结合，形成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相互契合，描述了在现代社会中，二者之间日益增强的交互和整合，通过交织与连接以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契合既是现代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高效、智能、精准治理的关键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共同演化，形成理念上和路径上的相互契合。

相互契合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理念契合的呈现。理念契合为不同领域的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确保目标的一致性。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契合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效、开放和适应性强的治理模式，使得治理体系更加稳固和完善。数字技术的发展理念是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快速、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治理的主要理念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福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36]。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相互结合，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既有助于构建更加高效、公正、有序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也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二者在理念上相互契合、相互支持，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

相互契合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路径契合的呈现。路径契合反映了不同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互协同或相互一致的模式。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契合是通过技术的应用和整合，为社会治理提供具体、可行和高效的操作手段和流程。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形式和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数字政务等，既能有效地收集、整合、分析和应用各种数据信息，提高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精准性和针对性，也为社会治理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机遇，包括网络空间、虚拟社区、电子商务等，拓展社会治理的覆盖面和参与度；社会治理为数字技术提供了新的需求和方向，如数据安全、网络法制、信息公开等，规范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防止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也为数字技术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价值，如数据共享、网络文化、信息服务等，拓展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二者在路径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