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刻指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新质生产力是创新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正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发展。在此基础上，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由此，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发展路径。

随着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生产领域的程度加深，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态——数字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赋能作用也日益凸显，数字生产力在多领域激发了数字新业态发展动能。它不仅驱动产业组织新经济价值的生成，而且也助推着社会数字化生产效能提升并持续夯实着共同富裕的财富积累基础。换言之，数字生产力是社会数字化生产转型的助推器，也是提升社会生产效能的价值工具，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置条件。由此可见，数字生产力在提升整体社会财富增量的同时也助益富裕社会的公平共享，而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则协同推进数字化社会生产转型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在此基础上，数字新质生产力可概念化表述为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遵循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与平权功能，创新数字生产力新样态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创新质态。一方面，超越传统生产力运行范式，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地再造着效率与公平兼具的社会生产新质态。作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双轮，数字赋能指向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共建，兼具激发社会财富“扩存量”与“提增量”的价值共创功能；另一方面，数字平权则锚定财富公平分配关系的共享，以财富分配公平为价值旨归，着眼于共同富裕的价值共享关系建设。显然，社会生产场域的数字技术要素支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无不展示着新质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新质态特征。某种意义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推进共同富裕相辅相成，它们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多样态实践。进言之，数字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数字赋能共同富裕实现需要回应如何夯实物质财富基座、缩小收入差距与城乡差别等经济增长问题，并诉诸于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等关系构建。总之，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共生同构于数字新质生产力体系，表征着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为内容的共同富裕发展。如果在赋能层面，共同富裕是以全体人民共创社会财富的数字“使能”过程^[3]；那么在平权维度，共同富裕则面向全体人民以及人与社会的互促发展。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作用机制看，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贯穿于“赋能”蛋糕“做大”的过程以及“平权”蛋糕“分好”的结果之中^[4]。因而，通过数字平权保障共同富裕发展，应注重利益分配机制建设，确保数字红利为全民共享。

就问题域而言，如何解读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逻辑自洽？数字赋能、数字平权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是什么？如何从平权共享与赋能发展的路径数字化推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等问题，都应成为重要议题。

共同富裕与新质生产力的主题研究成为当下的学术热点。扼要地看，在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践路径上，共同富裕是富裕的共享，也是共享的富裕，其属性是兼具发展与共享的综合体^[5]，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6]，是全体与全面、精神与物质、共建与共享的有机统一^[7]。共同富裕离不开数字财富这一新型社会财富的推动力量^[8]，释放出数字经济促进财富积累和成果共享的效应^[9]。面对城乡共同富裕发展问题，在发展融合、要素融合与社会融合方面存在梗阻^[10]，从加快数字政府整体协同^[11]出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有序流动^[12]、提高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耦合度^[13]，并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方面促进共同富裕^[14]。聚焦于数字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15]，其代表新质态的生产力^[16]，以发展创新、要素创新、生产力跃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17]，并以新技术、新动能与新质能加速生产效能提升^[18]。数字化生产创新时代，以数字技术为抓手，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价值^[19]。数字技术^[20]、数据要素^[21]赋能社会再生产的多维领域，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探索“数实”一体化发展新模式^[22]，通过技术、管理与模式创新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转型^[23]，打造数字新质生产力^[24], 赋能社会共同富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综而观之，梳理共同富裕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文献，发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情境下共同富裕的因应策略。整体上说，基于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为切入口聚焦共同富裕发展动力与分配公平的研究较少涉及。一方面，数字赋能共同富裕建设多从数字赋能的普惠效应以及数字技术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层面展开，而以数字要素赋能数字化生产生活、以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也有待挖潜。既有的数字平权研究虽已从市场机制与社会制度角度对公平分配作了讨论，但从主体权能、数字公益、数字服务供给的数字平权体系等维度，研究分配主体平等与共同富裕成果共享公平的议题应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当前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基于宏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成果较多，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现实特征、困境挑战以及发展路径等。诚然，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中微观层面结合数字生产创新与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仍需丰富。故此，本文尝试从数字新质生产力概念出发结合数字化生产转型时代背景，从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维解读数字新质生产力何以赋能共同富裕？进而以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耦合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以数字赋能式发展与数字平权式共享为创新工具，以数字技术创新激发新质生产力为要素活力，一方面研究共同富裕存量与增量的双增，完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红利共享机制。另一方面讨论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生产新旧动能转换、数字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畅通数字生产要素流动，如何以数字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提升社会数字化生产效能与共同富裕水平。

数字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继承与超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25]。数字新质生产力相较传统生产力在数字赋能方式之“新”与数字平权关系之“质”上优化提升。从共同富裕的发展脉络看，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渊源，也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它表现为以数字生产力为抓手的数字治理已全方位、多领域地融入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并持续为共同富裕提供动能。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之维剖析数字生产力如何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既凸显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共同富裕的内在价值，也益于增进对数字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的系统认知。

如果说治理现代化为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那么数字治理则为治理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供给新动能。一方面，数字赋能为“中国之治”探索出了一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数字平权则为共同富裕红利共享与数字红利公平分配提供了前置条件。从“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到“新质生产力”的中国之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推进，数字治理不仅与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而且也助推着共同富裕建设跨越式发展。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紧密关联数字中国建设，也助推着共同富裕发展进程。

数字“赋能”与共同富裕“使能”的系统转换实践表明，数字赋能既是共同富裕的创新动力，也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之所以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是因为它双向延展了个体与社会的数字潜能与价值空间。从个体发展看，数字赋能个体数字化应用技能与治理参与，使个体需求对接共同富裕成果，并激励其能动地参与数字实践。从社会经济发展看，数字赋能加速数据要素结构重组与产业数字化分工，数据要素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6]，体现数字技术的要素驱动与价值创新过程。概言之，一是在整合数据、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最大化数据要素的经济效益，探索高经济价值的数字产业化途径；二是以产业数字化助力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结构再造，进而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生产效率。数字赋能不仅加速数字资源要素的跨域流动，也大大提升了生产资源的产出效率。总之，在共同富裕的“做大蛋糕”层面，个人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协同推进着数字中国建设与社会财富量增水平。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带来利益分配秩序的重新调整。作为一种前置性“看门人”角色，数字平权规定着共同富裕成果与数字红利共享而诉诸于分配正义。由此，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建共享与分配公平应以数字平权作支撑，后者是共同富裕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它指向无差别群体的分配正义。因而，共同富裕的实现既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建”，也需要普惠可及的机会平等，进而实现发展成果最广泛“共享”。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阶段是以人民性与正义性为行动准则，这是因其与数字平权在“人民主体”与“平等共享”内涵上的一致性。进一步讲，通过缩小数字红利分配差距，数字平权给予弱势群体以更多人文关怀，精准熨平因“数字鸿沟”而引致的“马太效应”。从公平竞争、阶层流动切入，数字平权的“共富”机制将在促进就业创业公平、增进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着力于贫富分化问题应对。由此，以价值共享消弭群体间差距，数字平权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共享创造着与数字新质生产力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迭代升级贯穿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生产力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调适着共同富裕建设的“好”与“快”关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好”与“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优先次序。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衡平“好”与“快”的关系是回应效率和公平互促的共同富裕^[27]不容回避的议题。因此，“富裕”的发展与“共同”分享，既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也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任务。

赋能发展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与现实路径。数字新质生产力旨在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提升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精神水平，进而追求更高质量的社会发展。作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创新要素的数字技术，在为共同富裕发展注入动能的同时也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数字化时代中的共同富裕是以数字手段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一方面，它赋能社会生产生活的质效提升，以此为积累物质财富与丰富精神富裕内容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是引领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培育数字新质人才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并通过人才要素的跨域流动缓解区域禀赋差异。换言之，数字技术变革社会生产，数字赋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不仅表现在动力引擎上增进了量的飞跃，而且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质态上也增进了共同富裕的文明程度。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兼顾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公平正义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发展共同富裕的底线逻辑，让全体人民共享共富发展的机会和数字红利是其核心要义之一。在基本民生需求满足后，人们对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这是因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全民富裕与共享富裕，将公平正义理念融入社会发展进程是推动共同富裕向公平正义迈进的必然要求。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要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原则，秉持公平正义底线，规避资本侵蚀社会发展“空间正义”的风险^[28]。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分好“蛋糕”是关键，要体现公平性又要兼具共享性。其中，公平性即缩小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完善数字化财富分配制度；共享性则指向全民共享与全面共享，一是共建主体人人享有共富成果，二是数字新质资源公平配置，全面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新质生产力释放的数字红利。

实践表明，数字嵌入为社会治理的场景应用创造了更多可能，而数字新质生产力也能动地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工具。数字时代，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生产力变革并促成生产质效的跃升，大数据、区块链、ChatGPT等数字技术广泛运用，加速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迭代升级，这为共同富裕供给了强劲有力的技术支撑。

现实地看，数字赋能发展是夯实共同富裕底座的实践需要，而作为新质生产力时代特征之一的产业数字化发展大幅增进着数字化生产效能。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动能的产业数字化过程夯实了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于共同富裕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做大蛋糕”体量。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进程中，生产、运输、销售与分配等市场环节的数字赋能过程，大大提升了数字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与应用价值。在社会领域，数字赋能聚焦于收入分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贫困治理等问题的破解，进一步营造了共同富裕的稳定发展环境。由此可见，因其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动能挖潜，数字赋能业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工具。

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构成驱动共同富裕的双轮，对应着“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目标。在“做大蛋糕”的增量前提下，“分好蛋糕”的公平正义也不应偏废。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建构数字平权体系是遵循共同富裕社会福利分配原则的现实要求。一方面，数字创新驱动共同富裕，要求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社会产业，多元化衍生新经济产业形态。某种意义上，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数字平权理念下的新质生产力消解产业差异的应用过程。在提质增效的同时，数字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不断弥合着发展过程中的事实差异。另一方面，以跨域统筹数字资源一体化机制、赋能数字生产组合的质态优化，数字平权不断缩小区域行业间的数字产业资源分配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也由此得以提升。

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为共同富裕量增注入新动能，也为均衡可及的价值分配带来了新契机。数字生产力提升是一个面向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实践的系统工程。从数字赋能“做大蛋糕”的价值共创与数字平权“分好蛋糕”的价值共享的两个维度而言，围绕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两个关键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持续放大。换言之，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是将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任务有效连接起来的两个重要节点，并基于此创造了以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

面向共同富裕的价值共创是全体人民做大“蛋糕”的合作过程。从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发展的价值意蕴看，数字技术促进产业经济升级、数字要素挖潜社会价值、数字治理推动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乘数效应”，夯实社会财富基础。

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进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具体来说，数字智能化拓展生产技术应用空间，并迭代数字新质生产力在价值共创中的赋能效用。一方面，数字新基建项目为产业生产优化生产基础，延伸数字产业链的价值再造空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对产业生产过程的正向作用不仅指向社会生产数字化升级，更是聚焦于数字化新业态生成、数字产业附加值提升以及跨域数字产业合作。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协同生产创新模式，以大数据服务平台增进企业间信息互联互通，破除信息壁垒，响应市场需求，助推产业生产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生产的经济附加值。

数字要素构成数字经济体系的微观单元，其在资源配置优化与生产效率提升方面凸显了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资源属性与应用属性是数字要素挖掘与创造数字经济价值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在价值生成维度，资源化是数字要素价值性赋予的过程。通过识别、分析、整合、应用等流程，它将流动的数字要素视为价值应用的生产性资源。数字要素的资源化过程及生产要素的数字流动性突破时空界限，助推数字要素价值再造。另一方面，在数字应用维度，可重复应用数字要素放大信息开放的共享性，拓展数字技术生产的应用规模。通过积极开拓数据要素市场价值增值路径^[29], 特别是加强在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激发数字技术赋能数字要素活力并将其融入社会生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发展多重领域，其中，数字技术嵌入成为数字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工具。数字治理创新实践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并耦合社会数字治理与共同富裕的内在价值。一是，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数字治理模式，整体性推进社会治理效能。面向社会需求，数字治理因时、因地、因需地创新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形式。通过吸取数字治理新经验，运用数字化手段增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可及性。二是，数字治理推动共同富裕发展是多领域、全方位的系统性工程。数字治理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促进各行业的生产力提升效应方面，也体现在扶贫事业中构筑起数字治理网络进而实现精准扶贫，协同推动共同富裕社会的共建进程中。

以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共享，是一个福利分配与红利分享的数字化财富配置过程，它是数字平权理念对“分好蛋糕”的一种现实反映。“分好蛋糕”不仅应着眼于赋能全体数字公民参与“做大蛋糕”的平等机会，更应着力于赋予“人格化”数字主体参与的资格权能。从数字平权原则出发，夯实数字行为主体权能、加快数字基本服务均等化、数字化融合城乡技术应用，是提升共同富裕成果共享水平的现实路径。

就数字行为主体而言，数字权能的平等获得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价值共享的必要条件。价值共享首先在于数字主体治理权能的“稳定与可预期”，这是因为保障治理主体的数字权能是打造普惠可及的数字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在实现数字主体地位平等上，数字平权维系并增强着主体间的协作；在数字资源应用权利平等上，数字平权赋予各主体“平等可取”与“平等可用”的数字资源权利，完善着机会公平与公平竞争的数字平权体系。其次是数字主体治理权能的“量增与扩张”，即数字治理场景创新要求打破既有的数字藩篱，畅通数字要素流动与技术合作、学习模仿的流程重塑，释放数字主体创新治理的“加速度”。数字平权赋予数字公民的治理创新动能，使数字治理推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创新空间更加多样化。由此，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之上的数字要素流动、数字信息共享与数字技术应用价值增殖，协同推进着“分好蛋糕”的数字平权实践。

加速推进数字化基本服务均等水平，既是保障民生、提升数字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数字新质生产力助推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举措。“规模扩展”与“质量提升”构成数字新质生产力优化公共服务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拓宽数字基本服务的覆盖面，延伸数字平权“触角”。数字服务的专业化再分工将数字技术融入多样化服务场景，为不同群体提供平台搭建、网络社区、数字申请等基础性数字化服务。数字基本服务均等化不放弃对社会弱势群体平等性的考察，锚定无障碍改造及适老化数字服务的提供，成为扩大弱势群体服务供给规模的新载体。这样一来，平权理念下的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与规模得以数字化延展，数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随之被实践验证并不断推进。另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优化数字公共服务质量。以“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放管服”改革，数字平权践行着普惠民众并提升数字服务质量的共富要求；而“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在便捷群众的业务办理方面则大大加速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效能扩散。

在数字化应用的深度与幅度方面，城乡融合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应用水平尚存较大差距。但不可否认数字赋能农村数字化减贫效应^[30]使得这一差距在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共享中有被逐步缩小的趋势。进言之，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共富发展不仅助益破解“三农”问题，也拓宽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三生空间”，更进一步推进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一是在生产领域，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产业振兴。凭借技术下乡、乡村农业产业数字生产链延伸、产业经济增值空间拓展，农民增收致富之路越走越宽。二是在生活领域，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职业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乡村数字平台不仅丰富村民数字精神文明与数字技能的获得，也吸纳着“数字新农人”参与乡村共同富裕事业的建设。三是在生态领域，乡村人居环境的数字化整治实践大幅提升农村生态宜居水平。随着乡村数字农文旅、生态数字平台、环境数字监测等数字生态治理实践的深入，在城乡数字要素融合发展的同时，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进程也大大加快。

在数字化时代，超越传统生产力的数字新质生产力融合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价值内核，应积极探索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升全体人民福祉。从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看，以“赋能”增“效能”是夯实共同富裕底座的必要条件。它着眼于数字新质生产“可及性”数字红利，保障共同富裕数字红利内容的获得；以“平权”稳“分配”，破解“数字鸿沟”则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前提条件。它聚焦于数字红利主体的“普惠性”，诉诸共同富裕所面向的财富分配与共享关系。

数字新质生产力融合社会生产生活场景，数字化延展了共同富裕的空间应用。从迭代数字生态产业红利、升级智慧生活应用的智能红利、拓展适老化智能服务创新红利等方面出发，如何以“赋能”手段增进“效能”目标的实现是必答题。为此，在工业生产数字化与社会生活智能化等数字平台上，物质性财富的增加将为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夯实螺旋式转型发展的数字红利底座。

数字技术产业化的嵌入与应用加速了数字赋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进程。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5G应用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1个，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7 483亿元^[31]。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应用加速了数字赋能工业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进程，升级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的新质态，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红利。为此，一方面从横向突破产业边界，扩展用户关系圈层，赋能工业互联网的流程再造。如，以科研人才引领互联网信息化研发平台与工业技术创新，打造“数字工厂”与“数字车间”，催生新业态与产业新模式；围绕工业产业链，前瞻性地布局“十五五”数字工业体系，拓宽颠覆性、创新性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的运用规模。另一方面跨界纵向完善产业链整合、重构链圈式产业价值体系。如，加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互联网开发应用示范区，整合“平台+内容+应用+终端”为内容的垂直闭环数字产业链，不断创新工业互联网生态红利获取方式；创新数字工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模式，耦合数字技术迭代与现代工业更新的螺旋式发展目标，将数字生态红利反哺数字工业以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

数字新质生产力融合生活场景，推动数字赋能智慧生活应用红利的升级。社会民生领域，数字新质生产力契合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凭借数字技术精准捕捉社会民众生活需求，研发多场景应用的数字技术服务产品，提升民众数字生活水平。由此，一方面，从数字生产的“技术逻辑”转向“人本逻辑”，突出共同富裕发展中人民的主体性价值。建构遵循数字人文关怀理念的普惠可及的“温情数字”服务体系，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以有温度的数字化服务。另一方面，智慧生活应用红利的延展还需要厚植数字技术研发的人本理念，创新多场景应用的智能服务。运用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记录、收集、分析与应用数据，将其嵌入诸如数字社区、数字医疗、网络教育、智慧交通、智能穿戴以及网络消费等大众化数字生活空间。由此，多场景的智慧生活应用不仅为推进智慧生活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场域，也进一步扩大了数字智能红利共享水平及其发展规模。

“代际数字鸿沟”^[32]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现实梗阻，它说明数字能力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建构适老型数字友好社会，帮扶社会老龄群体，是秉承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成果的正义性要求。通过数字技术在家庭、政府、企业层面有效衔接“需求端”与“服务端”，开发适老化产品与无障碍数字便捷服务^[33]。一是在家庭层面，增进对老年群体的数字生活引导。增加其诸如移动支付、社交应用程序、数字购物以及适度网络化生活所需的数字素养培育；二是在政府层面，以数字新基建方式推进适老化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夯实数字生活的技术基础。这就需要增加财政投入开发数字智能服务项目为老龄群体提供便捷数字服务，精准解决其数字化生活中的“急难愁盼”。三是在数字企业层面，企业肩负社会责任，遵循逐利而不忘义的原则，结合人文关怀与“银发经济”的市场驱动力，研发适老型智能产品与无障碍信息服务。为此，在以年轻、快速、迭代为主题的数字产业化浪潮中，应兼顾老龄群体的需求，开发诸如适老化APP、语音指示操作系统以及简化网络可视化操作页面等适老化用户服务以适配其数字体验感、获得感。

“效率与公平兼顾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34]的共同富裕社会发展愿景，需要吸纳全民主体参与，以全民平等共享与公正分配均衡为共识。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平权”稳“分配”是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红利的公平分配的价值遵循。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应更多聚焦从数字平权出发的和谐财富分配关系构建。以数字平权为准则，需要从形塑以人本主义的数字生产理念、打造数字公益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优质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共享等方面，弥合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财富共享的现实鸿沟。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是人民生活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的工具创新。数字平权理念蕴含“人民性”“民主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伦理契合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一方面，以人民利益为起点，在创新社会数字化生产模式与生产实践时都应注入民本价值的内容。为此，既需要建立便民化生产信息服务的数字平台，切实关心民众生产实际需求，又要因地制宜地创新便民服务的数字化工具。另一方面，以人民利益为归宿，以数字平权理念践行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收入分配体制与共享机制。在收入分配上，以数字技术衡平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间的结构关系，推进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转换步伐；在成果共享上，拓宽数字化生产红利普惠平等性群体的规模，关注分配活动在主体、客体、内容、程序上的公平属性，保障数字社会所有公民基本权益。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优势^[35]，为建构公益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技术支撑。由此，多场景、低门槛、趣公益的“数字公益”社会治理共同体规模将愈发扩大。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以数字公益营造社会治理良好生态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之一，因此应发挥社会公益事业、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等“数字公益”共同体在第三次分配中的补充作用，助益共同富裕的分配公平。一是积极宣传数字公益事业，搭建如“绿康时间银行”“民生直达”慈善公益模块等互联网公益平台。基于社会资本吸纳与涉及企业技术嵌入的“益商联结”公益体系，清单化公益治理主体职责、形塑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公益云”运行架构。二是以“数字公益”治理服务云平台为载体，耦合公益数字实践的平权应用价值。强化数字公益治理，点对点帮扶弱势群体，提供线上爱心捐赠与志愿者对接的数字化精准帮扶服务。在公益平台数字监管上，数字信息审核、公益信息透明、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也是无差别惠及“数字公益”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规程。

在优化民生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民众生活、提升国民收入水平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大幅加速了共同富裕成果的平等共享，放大了共同富裕社会的“共同”效应。扼要地看，一方面要弥合城乡间数字化公共服务鸿沟，以“数字下乡”“数字益农”等形式推动“互联网+”多领域地嵌入乡村产业、医疗、卫生、教育服务，以精准对接乡村公共需求，靶向供给乡村群体以共享更优质服务。由此，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服务资源由城市向乡村流动，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将因数字化融合实践而日益缩减。另一方面，要创新数字化多场景服务应用，拓展数字服务规模。搭建数字咨询服务平台，简化操作程序与服务流程，创新数字公共服务手段，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以回应民众多样性需求，使共同富裕的发展红利在“数字平权”场域中惠及最广泛的人民群体。

数字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社会数字化再生产转型，优化组合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实现数字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跃升。这些都为着力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为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强劲支撑。数字化转型时代，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离不开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建设性参与。这一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增值及其共享程度的两维。换言之，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治理行动，须兼顾社会财富量增与分配秩序公平的核心内容。由此，实现共富既需要数字赋能社会生产力的价值共创，也需要数字平权维护共同富裕成果分配的价值共享。新起点，新征程，立足于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这一背景，释放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价值动能，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的“头雁效应”、放大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规避数字鸿沟的“马太效应”，打造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等全链条生产形态，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为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数字动能，凸显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

在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实现“赋能”增“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条件；以“平权”稳“分配”，破解“数字鸿沟”难题是基础。就因应之策而言，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来赋能社会数字生产活力，以普惠数字红利共享释放分配正义，通过打通社会数字化再生产的“堵点”、接续“断点”、填补“盲点”以及化解“难点”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当然，结合数字新质生产力，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两个切口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作探讨，是一个新议题的研究尝试。囿于研究视野、旨趣及方法，本研究尚存诸如以新质生产力视角构建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数字生产力的量化证实、数字生产力理论体系建构、算力算法的伦理价值、人工智能主权确权以及数字生产的监管机制等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些都需要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共同面对，并持续提出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