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概念很快获得研究者们的瞩目。他们从概念出发，阐述了多样复杂的观点。然而，除了存在概念误用问题外，研究者们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仅视为国内理论也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和新时代条件下提出的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理论，它将有力推动中国进入全新的文化发展进程中。

一、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多元丰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出现得比较早。在知网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根据发表年度进行搜索就会发现，2014年就已出现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标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将“习近平文化思想”释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的文章陆续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后，在知网上的相关研究论文(包括网络提前发表)数量在短时间内已达三千余篇，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

从已发表的文献看，研究者们多从概念维度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结构、统摄内容以及功能特征等。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

有研究者从哲学角度，运用哲学兼容的观点，采用“魂”“体”“用”等范畴，力求重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总的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 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 力图把三者有机结合、统一起来, 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称之为“马学为魂,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三流合一, 综合创新”^[2]。此论者试图以此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兼容和创新。

这一观点所表述的涵义给人们带来了疑惑。首先，“马魂、中体、西用”语义并不明确。如果“马魂”即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那么“马魂”之“马”乃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它与哲学的“中体”之“中”，“西用”之“西”分属不同的意义范畴，硬性地拼接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如果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出发，那么“马魂”概念又没有给出明确的涵义。因此，此论者尚未区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边界，致使出现“马魂”的语义含混。其次，“中体”之“中”乃指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流派众多，先秦有诸子百家，唐宋有儒、释、道鼎足，宋明也有程、朱两派。因此笼统地提出“中体”使人无法知其所指，甚至可能产生理论误导。比如中国哲学中包含佛教和道教两家的哲学，按照“中学为体”的观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显然这是荒谬的。同样，“西用”也有如此类似的问题。“西用”之西方哲学包含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将它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内容也是错误的。因此，“马魂、中体、西用”的论断存在学科混用的错误和意识形态错误，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重维度

此后的研究者们则多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站在“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旨趣”^[3]的高度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是“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开放维度”“实践维度”的“有机结合”^[5]，是中国的“文化建设之道”^[6]。

这些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却也隐含了逻辑上的断裂：无论是“世界观”“方法论”“精神旨趣”，还是“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开放维度”“实践维度”，它们都没有遵循统一分类标准。比如，“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旨趣”并不在同一层次，因此研究者们将这些概念维度并列在同一层次的做法并不合理。同样，“价值维度”和“历史维度”则存在概念外延的交叉，因此两者也非必然并列关系。其他维度也存在概念的外延交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研究者将不同维度强行并列在同一层次，已经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结构内容

有研究者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7]阐释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要求、使命以及七个“着力”目标，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一脉相承，革故鼎新，不断升华，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以及“两个结合”^[9]等新文化理念，涵盖“文化问题域、文化主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功能论等系统化”^[10]多个方面，是“以文化使命为统领，由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权益、文化共识、文化引领等方面构成的完备理论体系”^[11]。

习近平文化思想凸显了中国本土文化概念的特征。研究者们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民本情怀”“世界视野”^[12]特征和“认同、自信和自觉”^[13](包括提高文化软实力^[14])的文化功能，体现了“‘体’与‘用’、‘古’与‘今’、‘本’与‘新’、‘根’与‘魂’、‘党’与‘群’、‘时’与‘势’”^[15]等一系列辩证逻辑，融通了“民族性和世界性”^[16]，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与根本行动遵循”^[17]，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18]。

(四) 重新定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概念

当前研究者们所阐释的理论成果，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内政治、文化建设上的现实意义，指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然而，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并非局限于国内，而是从新时代的战略高度，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发展问题。因此，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应放眼世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从实践—认识的认识论视角出发，在概念基本层次上定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如下定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全球化与新时代的高度，用古典中文概念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如下内涵：(1)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着中国理论供应不足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时代动因；由此推出(2)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中国本土中文概念构建的理论体系，以呈现新时代中国理论的内涵与形式；进而推知(3)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国理论在现今与未来较长时期的文化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亦即中华文化的发展纲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它是中国理论在现阶段的呈现样态，蕴含着当代中国的理论需求、中国立场、历史选择，指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路线，显示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正创新的本质特征。“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9]。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的中国理论。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需求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与建设实践面临着强劲的理论需求，理论成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也是正确应对国际领域复杂意识形态斗争的迫切需求”。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理论需求无法获得有效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并不缺少理论，在中国的西学理论大行其道，但它们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因此，中国亟需适合国情、能够有力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本土理论。随着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这种基于中国本土的理论需求日益凸显出来。

(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大格局”理论高度

要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强烈理论需求，就需要站在“两大格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高度，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20]，以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国际发展的态势。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写道：“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非常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1]

(二) “东升西降”引起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

从全球来看，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已然变动。二战后，美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和世界最大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逐渐衰落。到2018年，其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只占美国GDP的18%^[22]。因此，美国不得不进口东亚、东南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23]。这造成了东亚、东南亚制造业的崛起，进而引发了全球经济力量的新变化。2000年，美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21.9%，到2020年，美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世界的比重进一步减少为16%左右^[24]。相应地，中国则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保持了世界第一贸易国地位；中国经济总量超百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5]。

中美经济力量变化引起美国对其全球霸权的担忧。于是美国采取多种手段，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发展。2014年，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怂恿和支持日本、菲律宾等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发起领土挑战。2017年，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声称中国在“价值观对立、政治文化渗透和科技窃密”等方面对美构成威胁^[26]。2018年，美国又以“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借口，发动中美贸易战。颁布《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限制美国企业对华出口科技产品，向中国发起科技战^[27]。2020年，美国联合西方其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中断华为的芯片供应，并阻止中国企业赴美融资；政治上，一些美国联邦高官鼓吹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28]。因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对华舆论战，极力将中国污名化为一个消极负面的国家形象。

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局势，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世界不同场合表达了和平、开放、共赢的政策信息，以消除西方国家散布的不实言论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无论今后发展到哪一步，我们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强加于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中国将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继续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29]。与此同时，中国也向国外展开讲好中国故事的行动。然而，中国的行动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与中国的愿望相反，在西文舆论的恶意污蔑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30]更深了，且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31]。

这一反常现象表明，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说明与解释所使用的理论及其话语体系出现了偏差，致使中国陷入国际舆论的困境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2]在应对世界舆论上，中国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处境。因此，中国亟需构建解释自身发展的理论及话语体系。

(三) 国内理论供应不足

面对西方对华舆论战，中国的处境是不利的。因此，中国需要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的新理论——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有效地实现科学理论解释。长期以来，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未获得充分供应。对这一现实的解释是，国内理论创新力不足导致了中国理论未能有效供应。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部分重量级学者指出了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长期缺席重要理论作品，经济学则常“以西方主流理论为参照”，而法学则已有“照搬西方法学理论话语倾向”^[33]。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这些重要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现象无不表明，西学理论的强势流行，且被视为某种理论标准，由此影响并削弱了中国自主研究的能力，它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消失、研究能力偏弱等现象。

首先，中国文化主体消失。受西方解构主义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以解构为特点的文化怪象，比如“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些文化乱象为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它不仅使中国文化发展丧失了文化主体地位，还剔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社会、个人的思想意义。它们的存在极大恶化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生存环境，以致某些地方出现“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蔑视”的严重后果。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偏弱。中国的理论研究成果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29]。这主要表现在分析性概念和议题设置两个方面。(1)分析性概念缺失。概念是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概念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国家，但在解释中国发展时，则出现了分析性概念明显不足的事实。即使产生了诸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类的概念，也是单个的与其他概念关联不大的概念，成为所谓“概念孤儿”，没有形成有机、融贯的理论系统。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研究“立说”少，“缺乏诸如‘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性概括”^[34]。因此很多“山寨概念”“山寨文化”充斥在中国的文化理论市场里。(2)在中国议题的设置上，“中国学者也贡献无多”^[35]。中国学者尚未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中国理论及其话语体系。因此，借用西学理论解释中国发展，就像用“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不仅会错误百出，还会增加彼此误解。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的中国理论

当代中国的理论需求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适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了这个时代问题，提出了基本的路线图，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和中华民族为文化主体，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扎根于中华文化，运用“两个结合”理论创新方法，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和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积极汲取国外发展经验，孕育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纲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的中国理论。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2024年7月15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重申“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6]。

(二) 重新确立中华文化主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重新确立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两个结合”之中，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密切理论联系。“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关系，即中华民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习近平文化思想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这是拨正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尊、鄙斥中华文化的错误认知和态度，使中华民族恢复自身文化传统，并结合新时代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文化任务。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些内容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立了“中国人”的主体意义和文化意义——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了现实的具体的中国人的传承，也彰显了现实的具体的中国人回归自身文化传统的发展情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与他国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提条件。

(三) 基于中国国情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着深刻的认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最大实际”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7]10。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主要包括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等发展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

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以2023年的发展成就为例，根据中国发改委公布的消息，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2022年增长5.2%，在“发展质量”“改革开放”“生态文明”“抵御风险”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新发展。在先进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上也获得壮大、突破。这些巨大的成就突出了“中国创造”的文化意义，坚定了中国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文化信心。

(四) 扎根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底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文化基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益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四个讲清楚”，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特色”“精神追求”“优势”与“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联系起来。在曲阜考察时，他提出，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五) “两个结合”孕育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了中国特色，即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域外优秀文化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理论——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概念，又可称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它以中国和中华民族为文化主体，形成了以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为目标的理论系统及其话语系统。“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38]。立足于“两个大局”的高度，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39]，要“在社会系统中构建全面而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40]，就需要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形势下，“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35]。

事实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已创造性地使用了丰富的中国概念系统。比如“两个结合”及其附属概念。习近平总书记采用“两个结合”作为理论创新方法，在文化发展方面尤其重视“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实现“第二个结合”。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契合”而彼此“有机结合”，并从“契合”这个前提和“相互成就”的结果阐述了“结合”的基本含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功能：“铸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和“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进而提出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第二个结合”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发展，运用了“体”“用”“根脉”“魂脉”等古典中文的概念范畴，初步形成崭新的中文本土概念以及由此而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41]。作为实现如此目标的政策与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七个着力”，以文化和合的思维，融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35]，实现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运用中国概念进行理论创造的实践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中国理论的鲜明的中国特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内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基础，也是坚定当代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理论纲要。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国理论的阶段性目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文化立场，并在文化领域开展“原创性本土知识生产”，构建普遍性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理论，在满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需求过程中，推动中华民族踏上现代文明之路。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是发展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的理论目标，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特征。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重要政治文件中呈现出来。在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的表述中，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述为物质的不同方面，即“工业国”与“农业国”，及其“经济文化”的“需要”与“满足”等重要概念。由此表明，物质的生产方式的质变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产量的提高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显然，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2]。在这一表述中，“物质文化”“社会生产”等关键词延续了中共八大的基本精神，提出并落实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政策。

与以往更多强调物质层面相比，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侧重于文化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7]9。中国共产党调整了以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即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发展、繁荣的战略问题，“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7]9-10。在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43]。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无论是“物质文化生活”，还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它们都偏向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繁荣”“文化强国”才能获得合理的理解，也才会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意义。换言之，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已然被提上重要日程。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44]，“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国家的豪迈壮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45]。

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如下方面：中国文化与价值观(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爱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与科技融合、新型文化形态、新的文化产业、生态文明、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为主的旅游业^[46]，以及发展“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政策”，建构“新型文化业态”^[35]。此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包括文化实践机制，如：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等。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发展阶段。这就要求创造更多的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以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形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的高度，多次提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目标，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需要恰当地创新理论方法，如在“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开创性地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作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从原则、目标、方法、政策、任务等方面进行理论阐释，充分显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架构，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在中国理论上的实践意义。

五、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在深刻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原因后，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正在发展的新时代的中国理论，包含了其必然性、阶段性的内涵、样态和方法，充实了中国理论的具体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理论涵摄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要义，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追求，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词。这一结论能够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供需矛盾、中国理论等理论要素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具有现实指向的新时代理论，拥有理论的重要性和广泛的解释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词，解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个根本问题。它从理论供需层面说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时代性、现实性原因，即中国社会遇到的理论供需矛盾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要提出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理论。(2)阐发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为何会突出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理论学说而言的，它阐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性，即站在全球与时代的高度，规划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蓝图，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理论的样式和内容，使中国理论的世界文化意义更加显著。(3)树立了中国理论的体系表达方式，突出了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一方面，中国理论需要充分反映中国的历史发展，即中华民族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与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理论的体系化表达也指向了未来文化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变化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阶段，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历程。中国理论由此应运而生，成为党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者是中国共产党，并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和当代中国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理论。比如在民族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理论^[47]。因此，中国共产党居于文化的主导地位，体现了党对文化全面发展的领导权。(2)揭示了中国理论发展的新进程，标志着中国进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在这一进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根本遵循，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理论上的抉择，是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便推动了“国学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成为中国社会文化风潮。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文化兴国”战略。通过这些战略性目标和具体文化政策规划，中国共产党构建和发展了中国理论，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3)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守正创新。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开启了中国自觉理论创新的新时代，在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推动了中国理论的构建和发展，由此使中国步入文化理论创造的新历史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