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因研制出青蒿素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青蒿素的研制受到了传统中医药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该书载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1]77。屠呦呦在此处得到灵感，选用传统中药青蒿进行抗疟研究，并采用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从而成功研制出青蒿素。青蒿素的研发，不啻是对传统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是传统中医药依旧守护人类健康的明证。

与青蒿相同，杏也属于传统中医药的一种，因为杏的独特作用，由杏成长而来的杏林还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象征，杏林文化则成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代称。因此，中医药界一直比较重视杏对健康的作用，对杏的研究集中于其医药价值的挖掘^①，学术界则比较重视对杏林及其文化的研究，如冯模健^[2]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阐释杏林文化。本文借鉴“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②，试图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借此重新探究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涉及的杏与健康问题。

① 杏的药用部位以苦杏仁为主，研究集中于其在古代医史文献等的应用情况，及现代在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如齐世强的《<伤寒杂病论>中杏仁应用和配伍规律探析》(《环球中医药》2022年第15期)，钟昌会的《苦杏仁苷对支气管哮喘大鼠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核因子E2相关因子2信号通路的影响》(《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22年第38期)。

② 这一主张出自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其含义是运用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来帮助解释历史为什么如其所示地发展，见Donald Worster,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1990), p. 1087；[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沙乡的沉思》，侯文蕙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

一、杏及其生长环境的特点

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杏这个物种本身及其生长环境，包括杏与周围环境的关联情境，有赖于对相关文献记载的爬梳、整理。

“杏”囊括杏树和杏树结的果实^[3]。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杏”，写作“”^[4]。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农事的历书《夏小正》中也有“杏”的相关记载，其中写到正月“梅、杏、杝桃则华”^[5]64，这是对杏树开花现象的观察。该书中还记载四月“圃有见杏”^[5]101。“圃”为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地，可见最晚在夏代就已有人工栽植于园圃中的杏树，并且观察到夏历四月杏树上已结果实。

杏树在我国分布广泛。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载有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6]，“灵山”为今天的陕西秦岭一带，当时那里已经有大面积的杏树出现。东晋葛洪《神仙传》中的董奉杏林故事发生在今江西庐山，可见当时在庐山可能已出现大片杏树。南北朝时后魏卢远明所撰《嵩高山记》中，载有“嵩山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馑，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而杏不尽”^[7]。这说明，当时嵩山东北已种植有大量的杏树，繁茂的杏树对于当时动乱局势下的百姓有重要的价值，杏可供百姓救饥。宋朝唐慎微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8]和明朝朱橚的《救荒本草》^[9]中都载有杏“生晋川山谷，今处处有之”，可见杏在山西一带，也广泛种植。这两本古代医史文献中还配有杏核仁和杏树的图片(见图 1、图 2)。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杏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其最南端可达今天的广州市南部，最西端已经分布到新疆的喀什以西地区，最东北边分布到黑龙江的伊春市。中国地域辽阔，杏树在我国的广泛分布展现了其较强的适应性。目前研究认为山杏具有较大的光合作用潜力，在中度干旱的条件下，山杏具有很高的水分利用率，故而在黄土高原地区种植山杏对水土保持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都有重要意义^[10]。进一步研究发现，山杏林地对土壤肥力有明显的改善作用^[11]。

对于杏树的栽培技术及其条件，古人早有一定的认识。春秋时期的《管子》中载有“五沃之土，其土宜杏”和“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12]，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杏树的栽培技术已经基本掌握，知晓土质对于杏树生长的重要性；有肥沃的土壤，不管在小丘还是高山，在丘陵或是山冈等，多种地形下杏树都可以花繁叶盛。在汉朝初期，杏已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栽培水果，包括马王堆在内的几个汉墓中发现了杏的遗迹^[13]。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有杏树“栽种，与桃李同”；杏树与桃树、梨树是一样的栽培方法，并且合适的树间距为“大率方两步一根”“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14]449, 454-455}。当时已经观察到若是树间距太小，则杏子细小并且味道不好，杏树的稠密对杏子形态大小和口味有影响。目前研究认为，气候因子和土壤因子均与野杏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存在显著关联，较高的空气温度、土壤温度、强光照以及偏低的空气湿度、土壤较高的全磷和砾石含量均有利于野杏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发育^[15]。还有研究观察到杏树林地中的微生物情况，指出细菌在夏季土壤中含量很高，春秋两季含量差别不大，真菌在夏季土壤中含量很低，在春秋两季土壤中含量相对较高，放线菌在夏季土壤中含量较低，在春秋两季中含量较高^[16]。可见，杏树林土壤中的微生物含量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

我国杏树的种类和品种繁多。古籍中所载杏的种类以普通杏和山杏为主，栽培杏以普通杏为主。品种可分为肉用杏、仁用杏和观赏杏^[17]12。在《齐民要术》中，载有“《广志曰》：荥阳有白杏，邺中有赤杏，有黄杏，有柰杏。《西京杂记》曰‘文杏’(材有文彩)；蓬莱杏(东海都尉于台献，一株花杂五色)，云是仙人所食杏也”^[14]454。此处已出现白杏、赤杏、黄杏、柰杏、文杏和蓬莱杏多个品种，不同地区盛产不同品种杏。唐朝《酉阳杂俎》中载有“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18]。该文献不仅记载了汉帝杏，而且对其形态特征有所观察。《本草纲目》中也提到金杏(汉帝杏)、木杏、白杏、沙杏、梅杏、柰杏、金刚拳(肉杏)、巴旦杏和山杏9种杏，并对每种杏的形态特征有详细记载^[19]672-674(见表 1)。目前世界上杏属果树有10种，而中国就占9种^[20]，分别为：普通杏、西伯利亚杏、辽杏、藏杏、紫杏、志丹杏、梅、政和杏和李梅杏。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栽培杏都起源于中国，当下大概有90个品种^[19]17。中国疆域辽阔，杏品种多样，不同地域环境有不同的可适应品种。杏树的广泛分布，说明该物种自身有着良好的适应能力，能适应中国辽阔疆域下的不同气候。

二、杏药用价值的发现与应用

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需要特别了解中国先民与杏的关联。这除了上面涉及的先民对杏树的栽培和相关观察外，主要体现为对杏药用价值的发现与应用。中国古代医史文献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杏的记载即以药用为导向，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对于当下社会的医疗应用，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马王堆汉墓出土约成书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记载：“久伤者，荠(齑)杏核中人(仁)，以职(胑)膏弁，封痏，虫即出。”^[21]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先民对于杏仁的药用价值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们取用杏仁，用以治疗生活中所遇疾痛。

《黄帝内经》中亦载有杏，其中《素问·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22]48。五果即为枣、李、杏、栗、桃五种果实，可以补益精气。在当时，杏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常见的水果，对杏的食疗价值给予肯定。《灵枢经·五味第五十六》言“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23]，对于杏的性味给予归类，认为杏属于苦味。

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所涉之杏的产地以“晋山川谷”为主。综合历代本草考证可知，苦杏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山西太行山一带出产的记载最早，宋元时期除山西太行山一带之外，山东产地也被称为道地产区，民国之后增加了河北^[24]。杏产地不断扩散，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百姓对杏的需求，对不同地区所产杏的区别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随着人们对杏四气五味认识的深入，从东汉《神农本草经》中的“杏核仁，味甘，温”^[25]，到南北朝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的“味苦，冷利，有毒”^[26]，已经认识到杏仁有一定的毒性。及至唐朝苏敬编纂的《新修本草》中言“杏核仁味甘、苦、温、冷、有毒”^[27]，可见人们对杏仁性味的认识已经较为全面，沿用至今。

《本草纲目》中对杏不同药用部位及其主治的记载也较为全面。该书中对杏花、杏叶、杏枝、杏实、杏根和杏仁的主治作用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见表 2)。杏可谓全身是宝，只要用之合宜，皆是救疾良药。对于杏全身部位功效的认识，亦是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当机体存在于自然界中，有所不适时，将自然界之动植物等取之来用，或是偶然的发现，或是前人的经验传承，都加深着对疾病的认识，加深着对自然界动植物等的特殊功效的认识。因此，对杏各部分及其主治功效较为全面的认识，也是李时珍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应用体会总结出来的^[19]672-674。

杏的炮制，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以杏仁为例，历代炮制方法包括净制、切制、火制、蒸制、煮制、药汁制、童便制、米泔水制、酒制、醋制、盐制等^[28]。汉朝到清朝的167部与炮制有关的医史文献中，至少有126部载有杏仁炮制方法，计有23种^[29]。可见古人已掌握了杏仁的各种炮制方法，医者根据需要进行杏仁炮制，以满足不同疾病的药用需求。如在《雷公炮炙论》中对杏仁的炮制就有详细记载。

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至清代诸多医史文献，对杏的药用部位、产地、品种、气味、毒性、炮制、主治与功效等有不断深入的认识。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对杏药用价值的记载愈发丰富，认识也不断提高，理论不断完善，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疾病斗争得来的经验总结。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杏一直在守护大众的健康，从最初的食用充饥，到不断挖掘药用价值来帮助大众解除疾痛。这里以《肘后备急方》一书为例加以说明。

《肘后备急方》共73篇，除了序中2处外，“杏”还出现于25篇病方中，可见该书中有1/3篇涉及“杏”。总的来看，该书中“杏”共出现了58次，其中“杏仁”出现51次，“杏人”出现1次，“杏子”出现4次，“杏核”出现1次，“杏叶”出现1次(见表 3)。由于《肘后备急方》是一本简便实用的急救医疗手册，因此可见杏仁在诸多疾病的急救医疗上的应用已有一定的探索积累。杏仁与别药配伍成方，可救卒客忤死、治卒中五尸、治尸注鬼注、治卒心腹烦满方等诸多急危重症。其中以治疗卒上气咳嗽为最多，涉及方剂有9种。而咳嗽也是当下社会大众的常见病、多发病，早在东晋时期已经在使用杏仁来治疗咳嗽上气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篇中，载有“服如杏子大一丸，日可三服”^[1]107。在当时计量工具并不完善的时代，以常见杏子的大小来比量吃丸药多少，非常形象生动。以自然之物来做比拟，既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也便于患者遵从医嘱服药。

在古代中医的医疗实践中，杏在外感疾病的医治上得到了应用。中医所谓的外感疾病，指的是人体受外界环境变化影响而引起的内在疾病。它多因外界环境失调所致，主要病因为六淫，分别有风、寒、暑、湿、燥、火邪。而杏的药用部位以杏仁为主，具有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的功效。因此，杏仁在以咳、喘为主要症状的外感疾病的医治上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③，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疾病的专著。《伤寒论》中含杏仁的处方共有9份，分布于书的6卷中。其中对于杏仁的应用，以发挥其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的功效为主，所针对的症状常见咳喘、便秘等。如可治喘的麻黄汤中用“杏仁七十个，去皮尖”^[30]37，可用于润肠通便的麻子仁丸中用“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30]78。疫病是外感疾病的一种。在《伤寒杂病论》成书的东汉末年，因天下大乱、战争频繁且天灾不断导致疫病频仍，而张仲景自言其“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30]13。可见当时以伤寒为代表的外感疾病盛行，对百姓的生命健康影响大。而《伤寒杂病论》中所涉及的杏仁在外感疾病上的使用，恰体现了杏仁的药用价值，也是其守护健康的明证。

③ 其余三部中医经典分别是《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

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吴瑭撰有《温病条辨》，这是一部关于温病学说的标志性著作，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该书提及杏81次，载有27首含有杏仁的方剂，分布于上、中、下三焦病变，用于医治风温、温热、瘟疫、冬温、暑温、伏暑、湿温、寒湿、温疟、秋燥等多种温病。该书明确载有“咳者，加杏仁利肺气”^[31]17，如治疗“太阳风温，但咳”的“桑菊饮”中用“杏仁二钱”^[31]19。“温病四大家”中的另一位叶天士也十分重视对杏仁的应用，在其《临证指南医案》中应用杏仁的频次高达71次。如他在治疗咳嗽中，不论寒热温凉，新咳或旧咳，根据病情，随症加减配伍，取杏仁适量，将其广泛应用于温病中^[32]。

由于外感病是人置身于生态系统中而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所生的疾病，因此，古代医者密切结合外感病患者的症状，将杏仁广泛应用于外感疾病的医治之上，不啻是杏参与生态循环的体现。而从杏在我国的种植历史悠久以及分布广泛、种类和品种多样等情形可以看出，古时杏一直被广泛需要，并且可满足不同地域的人们的需要。

在当今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中，杏仍有较高的参与度。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协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有100首，其中含杏仁的名方有9首，分别为麻黄汤、麻黄厚朴汤、小续命汤、华盖散汤、桑白皮汤、清肺汤、桑杏汤、藿朴夏苓汤、清燥救肺汤^④。2023年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汉族医药共93首，其中含杏仁的经典名方为6首，分别为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六和汤、五虎汤、宣痹汤^⑤。两批经典名方中含有杏仁的名方，都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这与杏仁的功效密不可分。杏仁在经典名方中有较高的参与度，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呼吸系统疾病较为常见，具有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等功效的杏仁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功不可没。

④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http://www.natcm.gov.cn/kejisi/zhengcewenjian/2018-04-16/7107.html，2018年4月16日。

⑤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http://www.natcm.gov.cn/kejisi/gongzuodongtai/2023-09-01/31743.html，国中医药科技函〔2023〕159号，2023年9月1日。

在2021年统计的城乡居民前十位疾病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构成中，呼吸系统位居第四，死亡率为54.49/10万，占比8.45%^[33]。由此可见当下中国呼吸系统的死亡率和占比都较高，如此推算中国古代呼吸系统死亡率可能更高。可以说，从古至今，杏仁以其独特疗效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其作用不可小视。

三、杏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从生态学角度阐释杏林文化，还需要剖析由杏联结与塑造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杏林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杏林”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代称。含有“杏林”的相关成语颇多，如“杏林高手”和“杏林圣手”，是对医术精湛者的尊称；“杏林春暖”“杏林春满”“誉满杏林”“杏林满园”等，描述的是杏林中春意盎然的景致，用以赞扬医者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虎守杏林”是指患者被医生治愈后会诚挚地感谢医生，用来形容和谐的医患关系；“杏林遗风”指中医学界遗留下来的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医学的传承。诸多古代诗词中也赞颂“杏林”，如“闻道久种阴功，杏林橘井，此辈都休说”^⑥；“杏林好春无数，橘泉甘乐有余”^⑦；“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等^⑧。此皆是将对医生医德和医技的赞美融入诗歌中予以歌颂。

⑥ 参见：(北宋)秦观《念奴娇》。

⑦ 参见：(元)汤舜民《【南吕】一枝花  春思》。

⑧ 参见：(宋)张景《题董真人》。

“杏林”典故出自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卷六《董奉》，董奉是三国时期名医，与张仲景和华佗齐名，被称为建安三神医，该书中记载了董奉济世救人的故事：

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旁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

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啮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

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34]

该故事展现了董奉的医术和医德。他给患者诊治疾病不收钱，重病患者治愈只需栽种五棵杏树，轻病患者治愈仅需种一棵杏树，经年累月，山中已有十万多棵，成了杏林。关于“杏林”的所在，有说位于今江西庐山山南般若峰下，也有说在庐山山东北莲花峰下。所栽杏树成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奉医术的高超，救百姓疾厄，医人无数，造福一方百姓。繁茂的杏林极大地改造了自然环境，既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也能给人们提供有营养的食物和治疗的药物。另外，杏林中杏丰收时，百姓可以用稻谷换取杏，交换过程中，全凭众人自觉遵守，此番行为也考验了人性。传说中有群老虎自发地为董奉守护杏林，维持秩序，迫使无德欲偷杏之人遵守交换规则。董奉也将以杏换取的稻谷回馈于众人，或救济穷人，或给予长途跋涉但未携带充足粮食的人，送出去的稻谷数不胜数。此中又展现了董奉的医德，表明他始终怀揣着济世救人之心，不仅是以医术救人，还以粮食济世。后世“杏林”则发展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名词，是对医者精湛诊疗技术和高尚医德的称赞，饱含了对中医界的赞誉。

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多名医，其医术和医德不断丰富着杏林文化。如唐代医学家、药王孙思邈在践行杏林文化上颇有建树，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当时的中医学诊疗水平。孙思邈在其行医数十年中，一直践行着“大医精诚”之医德，在《备急千金要方》有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35]1。他明言要平等对待患者，常怀大慈恻隐之心，并需“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35]2。诊治疾病过程中，他强调要审慎对待，不得有错。医者将高尚的医德与高超的医术相结合，方可为“苍生大医”，若不如此，则成为“含灵巨贼”，耽误患者性命。此大医精诚精神文化是杏林文化的发展。孙思邈还首创“虎撑”之法治愈老虎金簪卡喉问题^[36]，“有虎伤人，被金钗插于喉，虎跪而张口示之，思邈出其钗，有龙病鳞思邈为针之，时称巫仙”。可见，孙思邈对人和动物一视同仁，勉力解决其疾痛。唐太宗李世民赞其“凿开经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37]。

在现代，杏林文化也持续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越双方深受抗氯喹恶性疟疾困扰。中国应越南请求，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38]。在履行如此紧急的军工任务中，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受命担任组长，开始抗疟研究。如前文所述，屠呦呦研究员受到葛洪编撰的传统中医药典籍也即急救医疗手册《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最终创制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其应用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综合疗法作为抗疟的一线疗法^[39]。青蒿素综合疗法仍然是当今最有效和最值得推荐的抗疟疗法^[40]。青蒿素疗效获国际认可，是传统中医药迈向世界的重要步伐。以屠呦呦为核心的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凝练出了以传承创新、情系苍生、淡泊名利、勇攀高峰为核心的青蒿素精神^[41]。青蒿素精神丰富了杏林文化的内涵，是杏林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四、对杏林文化所反映的多重关系的揭示

对杏林文化的上述解读，体现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意蕴，是有关中国古代医史文献中杏与健康问题的一种新的探讨。由此可以看出，杏林文化基于杏的生态特性演变而来，是我国先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一文化不断发展，延绵不绝。以生态学来阐释杏林文化，可以更好地体会人、自然、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谐关系，进而对传统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会有更深的理解，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会有更深的认同感。

首先，杏林文化彰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董奉杏林典故讲到，病重的患者与病轻的患者分别栽种五棵杏树和一棵杏树，杏树数量虽不同，但都为杏林的造就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患者栽种的杏树成长为杏林，杏林成为诸多动物嬉戏玩乐之处，且老虎为董奉的医术所征服，自发去守护杏林，守护杏林秩序。此中可能有演义和传说的成分，但彰显了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行为会影响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活动，这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和谐的，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传统中医药将取之于大自然的植物、动物等炮制为药，以解决生活于自然界中人们的疾痛。取之于自然，用之于人。如《本草纲目》中记载了1 892种药物，如此众多的药物都源于自然界，取之为人体健康服务。杏仅是众多中药中的一味，而众多中药的使用，可为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在。在人类健康问题上，我们的先人选择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科学的方式。

传统中医学始终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以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22]7-8。这样，将在天的方位、季节、气候、星宿、生成数，在地的品类、五谷、五畜、五音、五色、五味、五臭，与人的五藏、五声、五志、病变、病位相结合，表明天地自然与人体有着相对应的关系。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故中医强调在养生和防治疾病上三因制宜，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为养生防病需要顺应自然气候，在不同时节有不同的调养需求。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中说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22]4养生需顺应四季变化，以求机体阴阳平衡。因地制宜是根据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方法。《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中有载“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22]24-25。中国地域辽阔，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和中央的地理环境各有不同，人体体质有所差异，所易感之病也有所差异，治疗方法也就随之而变。《医学源流论》指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42]。其进一步指出西北和东南地区地域差异，人的体质也有差异，故而选用的治疗方法不同。因人制宜是指养生防治疾病过程中，要考虑不同的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的差异。《温疫论·老少异治论》说“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气浡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何况误用也。万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43]。年老与年少的患者，身体情况不同，诊治疾病过程中，就需要将其年龄所带来的用药差异体现出来。

可见，人与天地息息相关，人与身边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传统中医学中显得格外重要，杏林文化即彰显着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杏林文化展现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多体现在和谐的医患关系上。在董奉杏林典故中我们看到，董奉诊疗不收患者钱财，仅需患者根据病情情况种植不同数量的杏树。百姓可以以粮食来换取杏树所结出的果实，且粮食还可回馈于百姓遇困之时。由此而产生的杏林文化表明，医者不仅以精湛的医术服务于患者，更是时时心系患者，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医者与患者相互信任，相处和谐。

杏林文化所展现的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如上所述，董奉将以杏换取的谷物用来扶危济困，助人众多，无需回报，将医者的济世救人美德进行了提升。这已经跳出医患关系，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当代，青蒿素抗疟成果在国际上的应用，作为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更表明中医药不仅造福了中华民族，也为被疟疾所困扰的外国患者带去了福音。2006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2015年诺贝尔演讲台上，屠呦呦以“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为题作了学术报告，这意味着中医药的国际贡献获得世人的认可，也是中国医者面对国际患者而展现的和谐的医患关系，体现了杏林文化在新时代的丰富与发展。

再次，杏林文化还构建了和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医疗条件没有如今发达，彼时传统中医药独挑大梁，扛起守护中华民族健康的大任。如明朝初期，饥荒频发，百姓流连失所，贫病交加，藩王朱橚在亲历诸多灾害后，亲自组织编写《救荒本草》。《救荒本草》中记载了410种常见的草木野菜。它们分布较广，都如“杏”一样，既可救饥，又可治病。药、食两用的本草，对于明朝初期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构建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起到了促进作用。

疫情自古至今都有重大的社会影响。从公元前243年到1911年，中国历史上可考的重大疫情有300多次。其中，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4次，清朝115次^[44]。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疫情频发，但是中华民族人口却是不断增长，从秦朝初期2 000万左右到清末是4.1亿^[45]。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中医药对于中华民族健康的守护。在每次疫情中，医者都以其自身诊疗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疗效，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简便廉验”是传统中医药的特点。诸多中医药都源于自然，只是需要加以炮制，就可取之以用，对症便有良好的效果。因此，传统中医药大部分都较为常见、分布较为广泛等，故而较为廉价。如此大众看病就医，不需要过多的费用支出，有效地减轻社会医疗负担、家庭医疗负担，这对于构建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上述几种关系反映了杏林文化所蕴含的传统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精髓。就“杏”本身而言，作为千百种传统医药的一个代表，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中较为有限的记载，到明朝《本草纲目》中较为全面详尽的记载，及至清朝丰富的医案、本草等中医文献的记载，对于杏的药用部位和主治及功效的认识不断发展，并形成体系。而《本草纲目》所载1 892种药物中除了374种是李时珍自己新增的，其余的1 518种则沿用了前人的记载。本草学上的这种较为系统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传统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缩影。

无论是晋代医家葛洪的《神仙传》中所载董奉的杏林典故展现了董奉精湛的诊疗技术；还是千年之后，屠呦呦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成功研制出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体现了跨越千年的中医在不同时代绽放出不同的光芒，这是传统中医学传承与创新的体现，也是杏林文化的基本内涵。董奉以其精湛的诊疗技术，为广大患者解决疾痛，并总是换位从患者角度思考，为百姓谋求福利。屠呦呦将传统中药以现代科学手段提取，并在研制过程中以身试药，以造福国内外患者。医者既有精湛的技术，又有高尚的品德，给杏林文化注入了灵魂，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总之，在悠久的杏的药用历史中，中国人发展出了以“仁、和、精、诚”为核心内涵的杏林文化。杏林文化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集中展现，它秉承着“效法自然、以人为本、和谐平衡、济世活人”的理念，是历代医家在长期诊治疾病的实践中凝练而成的一种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为全社会医者所共同遵守。“杏林”已是一个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中医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更是一种对中医药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杏林文化是以中医药为核心，具有丰富内涵的一种独特的和谐的生态文化。其中，医者与患者的互动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个稳定并可持续发展的秩序，一种围绕中医药而不断传承、创新的和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