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这次全会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更是对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明确与宣示，进一步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其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内容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板块相比体现守正创新的思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第五部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下，强调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进一步指明了新发展阶段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动力方向。

概括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二年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实施与推进是促进中国区域发展实践的有效举措。在新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与新挑战，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核心目标应聚焦于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优势互补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逻辑与重点，关键在于构建统筹兼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这一布局的关键策略在于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激发区域发展的内在活力与巨大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理念、机制与政策体系，围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产生的最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的最大实践标志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经了伟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2]，为中国区域板块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奠定了现实基础。从2013年到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谋划与调整区域经济布局，相继推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向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模式转变，进一步凸显了各区域的特色与优势^[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明确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4]，并针对特殊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5]，明确提出要基于各地区比较优势、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建设目标，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实践上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指明了道路方向。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6]。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重要文章^[7]，在理论高度上规划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的蓝图。进入“十四五”时期，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总结升华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成果，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实施的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战略整合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8]，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旨在通过不同空间尺度和类型的战略实施，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彰显了发挥区域优势互补的深远意义和战略价值。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9]。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从实践中洞察理论并指导实践的辩证法精髓，就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定位、总体思路及具体路径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从实践成效来看，2012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发生了伟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中，“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提升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机制，其成绩表现在：第一，地区产业结构与自身区域优势匹配度不断提升，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形成合理化、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4)》为例，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总量从2014年的5.87万亿元跃升至2023年的10.4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攀升至8.3%。三地紧密合作，依托各自优势，共同构建了氢能、生物医药等六大关键产业链，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其中，北京凭借其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和丰富的科研资源，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天津则依托其坚实的工业基础和港口优势，主打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而河北，虽起步较晚，但凭借资源与劳动力优势，重点发展了重工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并从京津两地吸纳了大量技术合同，成交额显著增长，2023年达到810.1亿元，同比增长101%^[10]。又如长江经济带作为产业经济体系最完备的区域，近年来新旧动能转换与合理化产业分工得到有效发展^[11]。以赣州市为例，一方面，赣州市自2012年起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以来，共计3 108户次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减免企业所得税65.64亿元，显著减轻了企业税负，为赣州承接长珠闽等沿海产业转移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城市，也是江西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近年来，赣州市瞄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产业转移首要来源地，着力壮大现代家居、电子信息、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纺织服装、医药食品等“1+5+N”产业集群^[12]，不断增强全市产业结构与自身区域优势匹配和自主“造血”功能。第二，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间相对差距逐渐减少，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相对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具体来看：(1)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相对提升，并呈现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2023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6.99万亿元、26.93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3年的21.6%、21.5%^[13]。从经济增速看，2023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名义GDP同比分别增长5.1%、3.3%、4.6%、3.7%，有17个省份GDP同比增速跑赢全国，其中，西部地区有西藏(9.5%)、内蒙古(7.3%)、新疆(6.8%)、宁夏(6.6%)、甘肃(6.4%)、重庆(6.1%)、四川(6.0%)、青海(5.3%)，中部地区有湖北(6.0%)、安徽(5.8%)，二者占据了全国的58.8%。(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及社会保障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更加均衡。截至2023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义务教育生师比基本持平，中西部地区大班额比例显著下降。东北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位居全国前列，中西部地区超过东部地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66亿人、2.44亿人、3.02亿人，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6.4%。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79亿人，覆盖98%的人口^①。(3)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相对均衡，中西部地区交通网络日益完善，航空运输服务覆盖面广，为区域间的联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3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4.5万公里。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6.4万公里，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贵阳至南宁高铁等3项目建成投产，重庆至万州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在建项目有序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 645亿元、同比增长7.5%；投产新线3 637公里，其中高铁2 776公里^②。在航空服务方面，全国客运航空公司共执行航班467.17万班次，平均航班正常率为87.80%^③。(4)区域间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均有所提升，农村低保标准显著提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东部、东北、中部同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持续缩小，中西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农村低保标准显著提升^[14]。

①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介绍202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2024-01-25。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2261.htm。

② 数据来源：新华社，我国高铁达到4.5万公里，2024-01-0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1/content_6925054.htm。

③ 数据来源：中国民航网，《2023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06-04。https://www.mot.gov.cn/tongjishuju/minhang/202406/P020240621367394142022.pdf。

可见，进入新时代十二年来，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重点就是聚焦于如何高效整合并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探索并实施差异化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在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下发挥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合力”，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实践”。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5]。2021年10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对新时代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总体原则和具体思路进行了详细论述^[16]。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17]。面对到二〇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重要阶段性目标，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以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始终锚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依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主要矛盾变化，历经五大阶段性调整：从最初的均衡发展，历经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再到均衡协调发展，直至当前的均衡协调高质量发展阶段，贯穿了“注重公平—注重效率—公平与效率兼顾—以注重公平为重心、兼顾效率—公平与效率兼顾、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辩证逻辑主线^[18]，持续为推进共同富裕积累物质基础。新征程中，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共同发展、共生发展、共享发展等新要求和新挑战^[19]。对比共同富裕这一长远目标来看，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效仍有一定差距，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有效推动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新形势和新思路的重要支撑。

准确理解和把握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三大判断与三大逻辑，是奋力迈向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前提。三大判断包括：(1)东西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依然显著。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先发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开放的政策环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市场体系，经济发展迅速。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等原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上下游关系仍制约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的缩小；(2)北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部分地区差距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特别是这些地区在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困难，难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3)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仍有困难。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等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矛盾突出等原因，已成为改善区域协调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重要压力点、着力点和突破点。三大逻辑包括：(1)经济建设方面，在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逐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乃至群体间的人均生产总值差距，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广泛共享；(2)社会建设方面，应致力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全体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安全、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6]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化区域间的协作与互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有助于加快均衡布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与共同富裕关系而言，一方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需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缩小区域间发展的相对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差距体现在多个维度，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居民收入的差距，以及不同行业间因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收入差距^[20]。例如，凭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合作，加强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通过政策调整和市场机制来平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借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来提升区域内总体经济水平，这不仅意味着追求更高的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需要优化区域内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增强区域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此外，还需加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和企业入驻，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1]。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以实现区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加繁荣富强的生活环境。

因此，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标准。特别是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亟需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其关键支撑。可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为核心目标。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东北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22]；2024年3月，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要努力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23]；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4]。这些讲话共同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当前关于推动区域发展的系列论述，紧紧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发挥区域优势互补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展开，并就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全局和区域的系统观”，“平衡与不平衡的相对论”，“保护和发展的辩证法”，“抢抓机遇和久久为功的方法论”四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

当前，我国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5]。然而，对照区域协调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当前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分化现象凸显，部分地区之间的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完善已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25]。优势互补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已成为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

第一，从优势互补视角出发，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在于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高效资源配置，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公平惠及全民，即“合理分配蛋糕”。这要求在微观层面深入剖析各区域的特点与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策略，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对于经济发达、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要鼓励其进一步发挥带头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同时加大对周边及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技术转移、产业合作等方式促进区域间经济联动^[26]。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则需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切实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当然，在此进程中，还要注重区域间发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避免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最终通过建立健全以优势互补为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应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二，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审视，其在宏观层面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总量增长，更是一场以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驱动的全方位变革，旨在“做大且做好蛋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从1.0阶段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到2.0阶段强调质量、效率、动力的全面变革，再到3.0阶段融入新发展理念，展现出持续深化的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体现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质量的显著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7]。这要求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作出新调整：一方面，亟需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协同的区域经济体系，该体系通过促进局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并发挥其溢出效应，为区域间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即遵循增长极理论，增长首先在某些增长点和极上显现，随后通过多渠道扩散至整个区域，直至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8]。另一方面，要将创新驱动置于战略核心，通过增加研发投资、深化产学研合作、培育创新生态与产业集群等举措，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效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以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推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这一过程中，深化对区域优势互补的理解与应用是基础，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模式则是核心。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当前完善实施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既注重优势互补又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而这一格局的核心策略在于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在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上速度不够均衡，创新能力整体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动力来源不足等问题；在区域之间优势互补上比较优势不够凸显、分工布局不够合理，还面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等诸多困境。新质生产力是促进区域优势互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9]。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30]。这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因此，面对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优势互补作为区域协调发展必然要求的现实背景，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能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带来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还可为区域优势互补奠定空间基础^[31]。这不仅是新时代新征程中有效完善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迫切需求，更是以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第一，就新质生产力与优势互补而言，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其强大的渗透力和融合性为区域间优势互补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各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正是实现优势互补的潜力所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对各地区原有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深化上。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往往基于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因素而形成，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渗透，这些传统优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拓展^[32]。例如，东部地区凭借其在科技、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快地吸收和应用新质生产力，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从而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形成更强的竞争力。而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与东部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能够为各地区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一些地区可能因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而处于劣势地位。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应用，这些地区完全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弯道超车，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例如，通过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一些传统制造业基地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就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而言，高质量发展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驱动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区域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从而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例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还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同时，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促使区域发展从依赖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向依靠科技创新和人才驱动转变，即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区域能够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区域间创新资源的流动和共享，通过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可以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33]。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培育会衍生大量绿色低碳技术，如清洁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通过推广这些技术，区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34]。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服务业，区域能够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体系，这种转型不仅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绿色竞争力，还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关键，就是要以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大契机，着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