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区域发展差距过大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选择。针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问题，我国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全面振兴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1]，近年来又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要素配置不合理、产业协同能力弱等问题，难以适应国内外深刻变化的发展形势。因此，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仅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亦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方式在新时代冲击下亟须重新定义的迫切响应，具有引领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等作用，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生产力发生了质变，“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目前学术界从制度保障、技术支撑、生产要素、市场条件、产业基础等方面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2]，从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诠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含义^[3]，从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方式、发展速度视角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4]。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生产依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旨意的先进生产力，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5]，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6]，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引领性、前瞻性等特点^[7-8]。

目前，人类社会逐渐从信息时代走进数智时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与人工智能融为一体^[9]。现有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10]，既有“科技创新—产业蜕变”的直接赋能，也有“科技创新—要素更新—产业蜕变”的间接赋能^[11]，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和模式存在差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效率和质量革新^[12-13]。然而，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赋能效应受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动力、产业基础、人才支撑、资源禀赋等影响显著^[14]，但产业基础不完善和科研条件薄弱是关键^[15]。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依托实体经济，培育并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12, 16]}；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实现“以创新驱动激发创造动能，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效能”^{[2, 12]}；以产业升级为导向，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同时进行，加快新技术、新科技在传统制造业中的深度运用，其中关键是以重大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延链、未来产业建链^[17]，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4]；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加快以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性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18]。

目前，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正保持快速增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人口规模等不同，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南部高于北部^[19-20]。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热点区域^[21]，具有空间集聚特征，这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集聚特征相类似^[22]，新质生产力也呈现“资源优—产业好—科研强”和“产业好—科研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15]，不同地区需要从宏观顶层设计、技术产业协同、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3]。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24]、形成条件和形成路径^[4]、赋能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10]等内容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对区域协调发展关注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现代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5]。受发展历史、自然禀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26]。新质生产力是保护性生产力、先进性生产力和美丽生产力^[27]，是未来生产力的重要形态，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28-29]。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探索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并提出可行性路径，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国土空间辽阔，自然、人口、经济等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资源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空间错配现象突出，“胡焕庸线”是深刻体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布与国土空间开发不均衡、不匹配的重要分界线^[30]。“胡焕庸线”东南部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3.4%，西北部占全国总面积的56.6%^[31]。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可知，“胡焕庸线”东南部和西北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东南部与西北部常住人口比重稳定在94 ∶6，“胡焕庸线”西北部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53年的5.2%增长到2020年的6.5%，67年仅增长了1.3%^[32]。按人口密度计算，东南部的人口密度是西北部人口密度的40余倍，西北是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东南部是地狭人稠。此外，“胡焕庸线”东南部和西北部GDP总量占比、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实际利用外资占比、教育资源占比、技术创新能力占比分别为95 ∶5、95 ∶5、94 ∶6、98 ∶2、93 ∶7、98 ∶2^[32]，“胡焕庸线”东南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胡焕庸线”是一条自然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分界线，是我国的“突变线”，这条线会发生微弱的变化，但在自然条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这条线将难以被突破，我们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我国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是区域间的差距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近年来，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缩小趋势，但区域差距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发展差距问题逐渐凸显^[33]，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地区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省际间的差距逐渐转向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四大区域间的绝对差异不降反升。图 1和表 1显示，从区域GDP均值来看，2000—2022年，中部—东部、西部—东部和东北—东部的GDP均值的差值分别从1 804亿元、3 714亿元、1 855亿元增长到17 783亿元、40 786亿元、42 886亿元，分别增长8.9倍、10.0倍、22.1倍；中部—西部、中部—东北的GDP均值的绝对差值分别从1 910亿元、51亿元增长到23 003亿元、25 003亿元，分别增长11.0倍、489.3倍；西部—东北从1 859亿元增长到2 100亿元。从地区人均GDP来看，2000—2022年，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东部的人均GDP的绝对差值分别从9 362元、10 069元、6 005元增长到2022年的44 740元、51 864元、60 662元，分别增长了3.8倍、4.2倍、9.1倍；中部—西部、中部—东北的人均GDP的绝对差值分别从707元、-3 357元增长到7 124元、15 921元，分别增长了9.1倍、5.7倍；西部—东北的人均GDP的绝对差值从-4 064元增长到8 798元，增长了3.2倍。不难发现，区域间的GDP均值和人均GDP差距均呈现扩大趋势，东北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明显，东北的人均GDP从领先中部和西部到落后于中西部，这与现有研究结果相一致^[30]。进一步发现，2000—2022年仅有东部地区的人均GDP高于全国人均GDP，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人均GDP。2022年，人均GDP前10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浙江、广东、内蒙古、湖北、重庆，东部、中部、西部分别占7位、1位、2位；人均GDP后10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河北、吉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分别占1位、1位、6位、2位。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人均GDP超100 000元的7个省份全部在东部，北京、上海、江苏位列前三，北京以人均190 313元高居首位，是末位甘肃省的4.2倍。

图 1(Figure 1)

图 1 2000—2022年中国四大区域及全国GDP均值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1(Table 1)

表 1 2000—2022年区域间GDP与人均GDP差值 GDP均值差值(亿元) 人均GDP差值(元) 2000年 2022年 2000—2022年变幅(%) 2000年 2022年 2000—2022年变幅(%) 东部—中部 1 804 17 783 885.8 9 362 44 740 377.9 东部—西部 3 714 40 786 998.1 10 069 51 864 415.1 东部—东北 1 855 42 886 2 211.9 6 005 60 662 910.2 中部—西部 1 910 23 003 1 104.3 707 7 124 907.9 中部—东北 51 25 103 49 122.3 -3 357 15 921 -574.2 西部—东北 -1 859 2 100 -213.0 -4 064 8 798 -316.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1 2000—2022年区域间GDP与人均GDP差值

目前，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制僵化问题依旧突出，资源要素空间错配显著，严重制约要素的合理流动。具体而言，一是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高精尖技术市场转化能力不足。目前，产学研一体化程度低，许多前沿技术并未走出实验室，科技成果并未立足于当下的市场需求，众多科技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尚未催化新的经济增长点^[34]。二是人才培育机制不健全，培养出的人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现有的人才培养方式重理论学习轻实践，培养出众多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冠军，但诺贝尔奖获得者甚少。此外，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节，就业过程中的专业不对口、毕业容易就业难等现象突出，人才供需不平衡，难以适应区域协调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三是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不合理，“孔雀东南飞”现象进一步加剧。人才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我国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向北上广等东部发达地区，人才流动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35]。随着东部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中部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出问题更为突出，导致东部人才内卷严重、中西部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四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扩大区域发展“鸿沟”。新基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我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受创新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等关键性因素影响，新基建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明显，东部新基建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值，东北地区最低，省域新基建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6]。以5G站点建设为例，国家首批18个5G试点城市(北京、雄安、天津、青岛、南京、上海、杭州、福州、深圳、广州、苏州、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贵阳、兰州、沈阳)中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占11个、2个、4个、1个，东部占比超过60%。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351万个，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5G基站分别达到157.7万、78.6万、93.4万、21.3万个，占全国比重分别为44.9%、22.4%、26.6%、6.1%，东部仍以绝对优势领先其他区域。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目前，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发达区域积极培育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但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名单中(表 2)，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分别占31个、7个、5个和2个，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达26个，占比接近60%，优势突出。同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46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名单中(表 2)，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分别占17个、14个、11个、4个。整体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但在产业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盘活闲置资源等方面成效不足^[29]。欠发达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与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联动。然而，中西部地区依靠自然资源优势，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金属冶炼等传统重工业比重大，产业升级面临不善转、不敢转、不愿转等困境。从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产业集群不难看出，东部地区在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以及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部、西部和东部仍主要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金属冶炼等传统的优势产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现有研究进一步表明，随着我国产业布局调整进程的加快，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逐渐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重化工业呈现出东部占比低、中西部占比高的趋势，并且四川、重庆、广西、青海、湖南等中西部地区重化工业占比不降反增^[37]。中西部在接受东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也接受了技术的转移，而技术的进步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会进一步促进“三高产业”在中西部地区集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生产要素被落后产能所消耗，产业路径锁定效应尤为突出，短时间内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高新产业难度较大^[38]，一方面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东部向西部转移的意愿放缓^[39]；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水平、产业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发展协调程度低，在承接东部大规模的产业过程中易出现“水土不服”情况^[40]，产业协同带动作用受限，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

表 2(Table 2)

表 2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名单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东部 深圳信息通信集群和先进电池材料集群；无锡物联网集群；上海集成电路集群、新能源汽车集群和张江生物医药集群；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东莞智能移动终端集群；合肥智能语音集群；杭州数字安防集群；青岛智能家电集群；南京智能电网装备集群；徐州工程机械集群；广佛深莞智能装备集群；青岛轨道交通装备集群；通泰扬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集群；潍坊动力装备集群；保定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苏州纳米新材料集群和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宁波磁性材料集群和绿色石化集群；常州新型碳材料集群；宁德动力电池集群；广深高端医疗器械集群；泰锡连生物医药集群；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温州乐清电气集群；佛莞泛家居集群；苏锡南高端纺织集群 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石家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保定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承德智能测控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南京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苏州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无锡集成电路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宿迁高性能纤维制品及复合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萧山集成电路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宁波市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滁州智能测控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马鞍山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芜湖机器人与增材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青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广州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惠州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深圳新型信息技术服务创新型产业集群 中部 武汉光电子信息集群；长沙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集群和工程机械集群；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集群和中小航空发动机集群；武襄堰随汽车集群；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 南昌新型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赣州稀土新材料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安阳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焦作新能源汽车储能装置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平顶山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武汉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黄石高效节能通用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荆州重大成套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咸宁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襄阳航空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孝感生物农业创新型产业集群；长沙下一代信息网络创新型产业集群；郴州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衡阳下一代信息网络创新型产业集群 西部 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渝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西安航空集群；成都市、德阳市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呼和浩特乳制品集群 攀枝花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庆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铝及铝合金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智能关键基础零部件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宝鸡新能源汽车装置及配件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咸阳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和现代中医与民族药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兰州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昌吉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 东北 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长春市汽车集群 锦州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大连智能测控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长春高新区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哈尔滨航空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表 2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名单

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是打破区域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41]。在数智化时代，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创新，打破时空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方面，新兴技术能够突破时空界限，高效整合全产业链，缓解信息不对称^[42]，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效供给水平^[43]。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和信息化综合平台，最大程度上减少资源在流动过程中的损耗，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12]；基于互联网兴起的平台经济和虚拟经济等新经济形式，通过高效的信息传递和高速的运输体系压缩时空距离，将分散孤立的城市和地区进行有效连接^[44]，增强了区域经济联系的深度和广度^[45]，为欠发达地区带来新机遇。

二是资本的高效优质流动。一方面，金融科技创新通过提供智能风险评估等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改善区域间的信贷资源配置状况，促进资本又快又准地流向最需要的地区^[46]。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网络智慧平台，促进不同地区间资本的整合和优化利用，减少地区间的资本错配问题。

三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基于用户画像、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技术帮助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实时精准地了解人才市场需求。通过互联网招聘等网络平台加强用人单位和劳动力之间的信息互换，减少地区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现象^[47]，不断改善劳动力需求结构^[48]。企业需求结构的优化会增加更多新岗位，促进当地就业^[47]，不断加快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高效流动，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四是市场一体化发展。虚拟市场、网络直播带货、线上销售以及大数据对消费者的精准画像激活了消费市场的活力，改善了市场的有效供给和市场恶性竞争^[49]，有利于破解市场分割的难题，促进不同区域间市场一体化。随着淘宝村镇建设的日益完善，农业主产区通过电商、网络直播、微商等形式，将特色农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更好地解决农产品销售不畅与市场需求旺盛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超过160，达到162.8，比2021年增长1.2个百分点。与2021年相比，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4个百分点，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8个百分点。随着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升产业附加值，向产业链顶端延伸。新质生产力与传统制造业的有机融合，引发产业结构的质变，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的高级化。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通过引领前沿技术开发与应用，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制造，推动产业链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拓展，优化资源配置，达到产业链整合1+1＞2的效果^[50]。同时，价值链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方向延伸，促进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生产活动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例如：当华为与赛力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小康汽车由一家濒临破产的传统车企发展为新能源造车新势力的典型代表之一，行业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快速提升，成为重庆一张靓丽的名片。贵州省搭乘“东数西算”工程便车，经过多年发展，贵州省实现大数据产业的“弯道超车”，贵州成为大数据产业的“形象代言人”，2023年贵州大数据产业年总产值达2 200亿元，数字经济的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合肥市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入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球“灯塔工厂”总量跃居全国第二，成为因科技创新带动城市崛起的典范。因此，数字经济时代，欠发达地区可以充分调动生产资料，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淘汰并改造落后产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

二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提质增效，促进产业的包容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促进现代高精尖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跨界合作，打破行业壁垒，实现生产环节的优化配置及增强协同效应，为制造业的整体优化和提质增效奠定基础。随着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数字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型模式转变，新质生产力为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各行业间与行业内部提供互联互通的互助协作智慧平台，进一步增强产业包容性与适应性，由“散兵游勇式”的单打独斗转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产业聚合式创新^[51]，产业发展趋于合理及可持续。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和生产风险，增产也增收，种得好也卖得出；另一方面随着农业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催生一大批诸如体验农业、社区团购、康养农业、观光农业、AI农业、会展农业、云养殖等农业新业态，增加产业链的宽度、深度和广度，提升农业综合产值。总之，新质生产力不仅重新定义了产业的技术与经营范式，而且也拓宽了产业的边界。

新质生产力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5]，具有融合性、低碳性、高效性等特点^[6-7]，这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绿色发展^[52]和包容发展^[53]理念一致。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由此逐渐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更好地发挥创新驱动效应、数据要素扩张效应、网络扩张乘数效应、产业融合的范围经济效应、普惠共享共创效应^[54]，使我国经济增长迈向要素投入少、配置效率高、资源消耗低、环境压力小、经济效益优的高质量发展新路^[55]。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生产关系主要取决于资本和技术的配置，劳动者往往被视为“工具人”。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智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56]，劳动力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与重视。新质生产力通过变革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生产理念，提升就业质量，尤其是能够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总体上减小收入差距，带动共同富裕。此外，新质生产力通过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实现价值再创造与价值再分配，做大做好蛋糕还能分好蛋糕。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体系中，生产性产能过剩与生产要素短缺矛盾突出，产业发展定位重叠与不合理竞争严重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部分省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涉及的产业来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四大城市群的11个省市均重点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和生命健康、生物医药与智慧医疗新兴产业，大部分省市强调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表 3)，大范围的产业同质化不利于区域的合理化发展。进一步而言，城市群内部的产业趋同现象比较明显。除上述产业外，京津冀城市群在汽车制造、纺织服装、智能(网联)汽车、石油化工、量子产业(信息、科技、计算、通信)、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领域竞争激烈。长三角城市群在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物联网与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空天与海洋开发、(第三代)半导体、氢能源、基因技术产业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空天与海洋开发尤为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汽车制造、大数据、纺织服装、石油化工、云计算、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食品、北斗、家居与建材、有色产业领域竞争激烈，尤其是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业。成渝城市群在电子信息、节能环保、大数据智能软硬件产业领域布局相似。我们不难看出，城市群内部或者相邻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质化问题，部分省市产业发展定位不合理，未能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表 3(Table 3)

表 3 部分省市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涉及的产业 产业类别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频次 京 津 冀 沪 苏 浙 赣 鄂 湘 川 渝 新材料 √ √ √ √ √ √ √ √ √ √ √ 11/11 新能源 √ √ √ √ √ √ √ √ √ √ √ 11/11 生命健康、生物医药与智慧医疗 √ √ √ √ √ √ √ √ √ √ √ 11/11 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 √ √ √ √ √ √ √ √ √ 9/11 人工智能 √ √ √ √ √ √ √ √ 8/11 集成电路 √ √ √ √ √ √ √ √ 8/11 高端装备制造 √ √ √ √ √ √ √ √ 8/11 电子信息 √ √ √ √ √ √ √ 7/11 节能环保 √ √ √ √ √ √ 6/11 汽车制造 √ √ √ √ √ √ 6/11 物联网与互联网 √ √ √ √ √ √ 6/11 大数据 √ √ √ √ √ 5/11 纺织服装 √ √ √ √ √ 5/11 智能(网联)汽车 √ √ √ √ √ 5/11 智能软硬件 √ √ √ √ √ 5/11 石油化工 √ √ √ √ √ 5/11 云计算 √ √ √ √ 4/11 装备制造 √ √ √ √ 4/11 空天与海洋开发 √ √ √ √ 4/11 航空航天 √ √ √ √ 4/11 (第三代)半导体 √ √ √ √ 4/11 氢能源 √ √ √ √ 4/11 食品 √ √ √ 3/11 北斗 √ √ √ 3/11 钢铁 √ √ √ 3/11 量子产业(信息、科技、计算、通信) √ √ √ 3/11 轨道交通装备 √ √ 2/11 脑科学与脑机融合 √ √ 2/11 家居与建材 √ √ 2/11 有色产业 √ √ 2/11 区块链 √ √ 2/11 软件服务 √ √ 2/11 新型显示 √ √ 2/11 基因技术 √ √ 2/11 中医药 √ 1/11 核能与核技术 √ 1/11 虚拟现实(VR) √ 1/1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对应省市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整理而得。

表 3 部分省市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涉及的产业

新质生产力融合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强大脑”。一方面，基于现有的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AI大模型、政务服务系统等平台，构建包含不同层级(全国、省、市、县等)的主体功能区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资源禀赋条件等信息的全国数字监测体系与智能化决策系统，实现发展规划与自身条件的高度匹配，帮助产业发展联盟、行业监督组织、政府管理部门掌握最真实的信息，促使经验性的精英决策向智能化的智慧决策转变，有利于从顶层设计找准发展目标和发展定位，确保产业发展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愿景，把中国式现代化美好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AI大模型等信息技术，通过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对比分析与模拟预测，精准把握区域发展的方向，既能避免过多关注头部市场导致的红海市场之争，又能快速发现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的需求，深入挖掘长尾市场的价值，扬长避短，构建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最佳路径，避免市场饱和和资源浪费，找到经济增长的新路子。

加快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数字经济关键要素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防止新型基础设施布局碎片化、无序化。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发挥平台机制、普惠机制、加速机制打破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时空依赖，使后发地区拥有与先发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创新活动并享受发展成果的机会，为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创造机会。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突出打造集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计算中心等一体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加强对量子计算、医疗IT、智慧芯片等领域的投入，建设智慧城市。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借助“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以及“一带一路”共建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城市更新，在补齐公路、铁路、通信、水利设施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发展需要，有规划、有重点地加快推进5G、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布局，尤其是推进“5G+工业互联网”“5G+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的跨区域共建共享，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试验区，打造高水平创新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发挥创新的溢出效应。目前，我国通过“东数西算”、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战略工程，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的布局，在推动区域经济分工更加均衡、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方面取得良好成效^[57]。

国土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空间开发要遵循比较优势，因此，要加快推动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是优化公共资源和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形成特色鲜明、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功能明确的生产力布局，形成“战略发展区主导+特殊类型区补充”的生产力空间格局^[58]，以便弥补不同区域重大生产力的短板，为不同功能空间的优势互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提供基础支撑。二是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促进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紧密协作。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需要重点培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元宇宙、5G+智能制造等先进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先进产业集群，继而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和样板示范效应，带动新质生产力落后的地区蓬勃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质增效。中西部地区重点落实“东数西算”工程，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云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为东部地区提供算力服务；同时聚焦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能农业等优势产业，实现错位发展和借位发展。三是实现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分工合作与互利共赢。各区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研判相邻区域的产业发展趋势，精准定位，发展融入区域产业链甚至全国产业链的优势产业，尽快形成区域间新质产业的雁阵格局，既避免无序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又利于建立利益共享的产业关联网络。

当前，我国要素流通市场分割现象突出，“行政区经济”尤为突出^[59]，蜂拥而上与蜂拥而散现象普遍^[60]，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这严重制约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区域差距。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贯彻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坚决破除行政壁垒，不搞损人不利己的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地区封锁与垄断，打造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减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次，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交易平台。通过区块链的映射追溯机制、云交易机制和智能合约机制建设智能化综合交易平台，规范交易流程和规则，打破信息孤岛，对全程进行监控和预警，确保交易高质高效。再次，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突破口，针对性开展区域一体化市场试点，总结典型区域、典型行业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以便宽领域、大范围、高标准地复制推广。最后，完善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评价和考核体系。将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关联与合作、创新要素开放共享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从施政层面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中国进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阶段，人才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61]。一是以新质生产力大发展需求为导向，加速教育体系变革。围绕“高精尖缺”这一现实要求，人才培养融入前沿科技，注重与新兴学科的融合，推进大学、科研院所、企业间的产学研用结合，激发实践领域的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在大学教育中，加强强基计划、珠峰计划、本硕博连读等政策向相关专业倾斜，培育更多经世致用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加速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与东部地区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互联网+科技共享与转移”交流协作平台，加速技术扩散、技能互补和信息共享，强化东中西部的科学技术合作，组建科技创新联盟，弥合区域间新兴产业发展鸿沟。三是完善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避免过度竞争和人才过度聚集导致的资源浪费。近年来，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纷纷发布各种人才引进政策，各地区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62]。一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限制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挖人，减少欠发达地区人才的流失，鼓励并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东部发达地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重点引进国家级创新团队和平台；另一方面，开展人才帮扶、对口支援、人才交流和人才流动等行动，最大限度发挥高端人力资源的价值，有效改善高层次人才“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63]的现状，为欠发达地区送去“及时雨”。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以及数字中国建设、智慧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的深入实施，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提升。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赋能，促进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动与配置，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科技赋能，因地制宜找到特色化蓝海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避免产业同质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和发展公平性。为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们既要扎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硬环境”；又要持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还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抢抓区域协调发展新机遇；更要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筑牢区域协调发展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