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于安思危，于治忧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当代共产党人应当常怀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防范风险、发现风险、消除风险”^[2]236。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更应当意识到，“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越近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就越多、更大”^[3]。其中，政治风险作为根本风险，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任务，是涉及到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稳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2]15，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保持解决政治风险这一难题的清醒与坚定，就是始终警惕政治风险，同时“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5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与总体要求，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擘画了蓝图，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决定》中15次提到“政治”，反复强调要“沿着正确政治道路前行”，“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健全政治监督”，“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决定》在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总体部署中就如何防范政治风险指出了具体方向^[4]。

一、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沿与热点，对政治风险的研究则是当前党建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政治风险研究的综述性分析既有利于加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研究的系统认知继而为本研究提供必要参考，也有利于梳理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一). 相关学术研究史

本研究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二是政治风险。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研究集中于五个方面：(1)中国式现代化的演绎历程及源流研究。马敏就“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及“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内容系统阐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5]；秦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艰难起步、初步探索、开辟、深化与拓展四个方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6]；董慧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及内涵特质^[7]；蒋英州、王创宇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讨论其主要内涵及使命^[8]。(2)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性研究。丁志刚、熊凯基于中西方现代化差异，从主导力量、价值追求、结果导向、道路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9]；张艳娥从生成依据、结构依托、内在层次、时代要求四个方面，通过团结奋斗话语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讨论^[10]。(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研究。韩庆祥、张健详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个坚持”^[11]；张三元从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入手，强调应当坚持自我革命，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推动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2]。(4)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意义研究。程赞、吴俊从中华文明、中国实际、人民理念、策略方法、人类文明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13]；严安林、洪志军从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层面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之间在理论内核、历史脉络等方面的关系^[14]。(5)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下的相关研究。张震、袁周斌对中国式现代化中法治体系与方略展开研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性支撑作用^[15]；胡佳、田探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生成以及文化选择三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展开研究^[16]。

其二，政治风险相关研究学术史梳理则相对复杂，这主要是因为“政治风险”概念在较多学科都有运用，且释义较多，尚无明确定义。至2024年4月4日，中国知网以“政治风险”为篇名可检索成果1 640篇，其中将“政治风险”作为经济类学科概念(工业经济、企业经济等)的占比大于70%(约73%)，作为政治类学科概念的占比小于30%(约27%)。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政治风险”这一概念的政治类学术研究体量较小，亟待加强。目前国内相关学术成果主要有三类：(1)党中央关于防范政治风险重要论述研究。武文爽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从必要性、主要表现、有效路径三点系统论述了主要内容及时代价值^[17]；吕庆春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政治建设相关论断，从党的政治领导、忧患意识、政治能力、政治生态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8]；许门友、刘超从内在逻辑、主要内容、价值意蕴三个方面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理论和策略^[19]。(2)对政治风险整体性及历程研究。贺佳提到在转型期中国政治风险呈现出了显著特点，应当深入推进政治风险治理的顶层设计及机制建设^[20]；汪大本回顾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从初探、探索、完善到创新深化的百年历程，从核心起点、防控过程、力量源泉三点总结经验启示^[21]。(3)防范政治风险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王林林、双传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探讨了政治风险“平向驱动”“纵向级联”“内外交织”“隐潜显现”四方面诱因以及“时与势”“存与变”“内与外”“防与攻”四方面防范之道^[22]。

综上所述，防范政治风险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也引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一方面是政治风险这一概念的认知体系还没有系统论述，对于政治风险尚无立足整体的系统把握；另一方面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防范政治风险的研究还亟待深入。

(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

什么是“政治风险”？在经济学领域，政治风险一般以经济作为概念主体，将政治因素看作是资本市场风险的来源之一，强调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对企业或经济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本研究中“政治风险”，又称政治安全风险，是立足党和国家，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稳固的政治学概念。是主要包括政权风险、制度风险、政局风险、政策风险和对外关系风险等诸多风险的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是政治安全受到各种不良因素影响，并将引发政治危机后果的可能性。防范政治风险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党的政权稳定、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政治前提^[23]。从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防范的主要范畴，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防范政治风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主流叙事所带来风险的绕道而驰，是对走西方现代化老路必然触发的一些政治风险的有力防范。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的衍生与防范之前，须知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带来政治风险的有力反击。西方“现代化理论”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是一种低度发展国家如何发展成为高度发展国家的社会变迁理论。在数十年的不断检讨、批判后，社会学家们发现，与其称其为理论，倒不如称其为一种“西化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个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许多非西方社会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为这些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推进作出西方价值的绑架、西方标准的控制、西方模式的诱导。似乎西方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社会”道路才是“进步的”“美好的”，是全世界现代化的“模范”，而后发展国家只能系统、持续地学习西方国家的范式，走其老路。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出现的数十年后，许多非西方国家未曾进入“现代”，却已尝尽生态污染、经济波动等种种“现代化”的苦果。如何防范这一非西方国家都要面对的风险？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提出与全面推进给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中国方案。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党的二十大以后达到了新的历史高点。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成效显著，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得到了初步的建构，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沉重一击。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4]。

但同时，西方现代化理论出现数十年，依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部分党员干部走错路、走掉队，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下意识将西方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社会作为思考的方向，不加批判地接受其所谓现代化理论，最终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拥趸，不知不觉中走上西化主义的道路。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全面推进，正是中国共产党超越和反制西化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步骤，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防范政治风险也是我党常怀忧患，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衍生机理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25]。事实上，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风险都具有双重意义，带来了效益与新的机会的同时也潜藏着阴暗面，两者相伴共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要求我们在面对政治风险时，一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以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斗志，将政治风险防止于未然；另一方面，不应消极看待政治风险，而是应当积极、勇敢寻觅其背后潜藏着的种种新的可能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语境下，对于政治风险的探究与防范，应当从其衍生的特性入手，剖析政治风险衍生的深层机理。

(一). 政治风险及其衍生与防范的特征

1.政治风险具有双面性、客观性

一方面，政治风险具有双面性。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各种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性，矛盾双方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政治风险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会滋生出不利于政治稳定的重重挑战；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内在催化剂和原动力。如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对各种政治风险或者诱发政治风险的各种风险源，解决效果不理想，势必会影响执政地位的长期稳固。如果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政治风险时，都能够化险为夷，并且为了能够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推进自我革命，那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势必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增强，永葆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具有客观性。风险社会是人类进入工业、后工业社会必然具有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全球化趋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的政治动力”^[26]。政治风险作为风险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其客观性不言自明，是各个国家、各个政党都要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在西方“西化主义”的现代化语境下，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随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风险不断滋生，政治风险作为其中的根本风险，对政治风险衍生及防范的研究是永恒的课题。

2.政治风险衍生具有多源性、潜在性

一方面，政治风险衍生具有多源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要警惕“非政治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2]222。政治风险作为上层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科技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等各个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各自领域的风险如未得到及时消解又会转化为政治风险，彼此间发生“联动效应”或受国外风险影响发生“倒灌效应”。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风险的传播速度以及影响范围被无限加快和放大，政治风险的地缘性被极大削弱，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领域的风险都可能引发政治风险。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衍生具有潜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发展的过程，就是可能性和现实的辩证统一。可能性也是广义的现实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内在的、潜在的现实”^[27]。潜在的可能性危机在当前或下一个阶段不一定会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但却往往成为现实可能性的前提和先导。政治风险亦是如此，潜在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一般状态下表现得极为隐蔽，只有当政治秩序中的矛盾双方表现为冲突的状态时，潜藏的政治风险才会突然爆发。比如全球性新冠疫情，一些国家由于政策应对不当，引发经济、社会等危机，政府公信力下降，潜在的政治风险被激发，最终形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3.政治风险防范具有长期性、可行性

一方面，政治风险的防范具有长期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风险只能提前防范或事中、事后化解，不可能一劳永逸消除。当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1]，包括金融、数字、粮食等方方面面的技术或者产业结构正在或亟待进行迭代、升级，其中潜藏的安全问题会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滋生，并逐渐衍生为政治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有变革有动荡，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8]。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的防范具有可行性。政治风险虽然客观存在，也有着多源、潜在、长期等特征，但是绝非无法防范，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可以转化为我党强肌健体的养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完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机制体制，实行了一系列对防范政治风险行之有效的措施。随着反黑反腐、保护未成年人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党中央为我们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决心。尤其是在我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下，在我党政治理论不断完善、政治建设科学化进程不断推进下，党的政治风险总体上被置于可控的境地^[29]。

(二). 内源性政治风险的衍生

从国内来看，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不容忽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亟待解决，如果不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会有激化国内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1.个别党员干部渐忘初心、失去信仰引发政治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30]。党员干部是我党深入群众、直面群众的形象代言人，是我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有的党员干部在跟随我党前进步伐时可能会在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有的走错路，有的乃至于叛变党组织。党员干部“走散走丢”，会严重影响我们党的形象，形成滋生政治风险的隐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依然还有个别党员干部心怀侥幸、顶风作案，走上违反党纪法规的道路。如果不及时“刮骨剜肌”去除这些党组织身上的“毒瘤毒疮”，就有“毒素”进一步蔓延的风险，有可能浊化党组织“面貌”、钝化党组织“感官”，造成严重的后果。在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大量公共资源需要领导干部经手分配调管。党员干部权力大、诱惑多，可能会使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立场不牢固的党员干部逐渐“变质”：有的变成人前正义凛然、人后无“油”不刮的“官油子”；有的在严厉的监管之下抱着“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心态，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摆样子，“为官不为”，庸政懒政。这些“走散走丢”的党员干部往往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恶化党群干群关系、传递污浊政治风气，衍生出严重的政治风险，严重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2.个别党员干部立场不牢、权责失衡引发政治风险

近年大老虎频频落马，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证明了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权力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发展的“工具”，但“香饵之下，必有悬鱼”，古往今来，追逐权力忽视责任，一直都是造成政治风险的重要源头。在现代化的道路之中，党中央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策略，向基层放权赋能，激发了基层组织的活力与动力，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但权力的下放，也让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政治立场不牢固的党员干部，将党组织赋予的权力私用乱用，把权力变成中饱私囊的手段。有一些则热衷于“圈子文化”：有的“拉山头”“树山旗”“立山门”“当把头”，有的“寻靠山”“拜码头”“投帮主”“找老大”“攀高枝”“串小门”“喝小酒”“打小牌”“传小话”，搞人身依附。“立场不牢、权责失衡”滋生“圈子文化”，“圈子文化”反过来又会滋生更多“立场不牢、权责失衡”的党员干部，形成恶性循环。如此一来，往往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踏实工作的党员干部辛苦付出，而投机钻营分子“坐收渔利”，引发政治生态浊化的风险。

3.个别党员钻法治体系的漏洞、空子引发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法治中国建设擘画了新的蓝图。完善的法治体系可以严密监管权力高效、具体实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的作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政治风险防范的视域下，须知法治中国建设的道路任重道远，法治体系必然会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然而法治体系问题也是执行力的问题，好的体系不落实、钻法律漏洞的问题依旧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不断发展，新技术、新领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虚拟货币、网络支付、区块链、AI技术引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逐利潮，对我党政策应对能力、我国法治体系及时应对各种漏洞的能力，以及领导干部执行力形成挑战。为此，必须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找寻权力监管体系中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尤其是在新技术、新产品不断产生的大环境下，新型行贿受贿方式也在不断滋生，比如交易虚拟货币、收受虚拟财产、收受干股、委托理财、收送彩票、假借真送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同时，也要防止有的领导干部不按照法规条例和规章制度办事，对规章制度“重制订”“轻落实”，将其“说在嘴上”“停在纸上”“挂在墙上”，这往往会导致政治风险大量滋生。因此，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意识，加强权力监管，完善法治体系，强化系统治理，将那些小部分党员干部“变质”的可能性提前掐灭，让他们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前消除政治隐患，防范政治风险的衍生。同时，完善法律的公正立法、司法、执法体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三). 外源性政治风险的衍生

政治风险有很多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31]。近年来，由于西方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持续加大，国际局势向更加纷繁复杂的方向演变。

1.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下的政治风险

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是外源性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以数字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政治领域的不安定因素。第一，一些敌对势力偷偷发起“颜色革命”，攻击党的制度基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的活动，严重危害我国政治安全；一些国内右翼势力与外国反华势力勾结，大肆鼓吹西方“多党政治”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优越性”，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用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刻意抹黑，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敌对势力使用惯用的意识形态攻击，推行“普世价值”，想要“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2]42。别有用心发布虚假错误舆论，“目的是搞乱我们的思想、搞垮我们的制度”^[2]40，妄图借用互联网“扳倒中国”^[2]36。尤其是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其西方互联网话语权的相对优势，以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污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敌对势力使用分裂主义的伎俩，“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32]。“港独”“疆独”“台独”势力与敌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严重威胁我国国家统一、政治稳定、领土完整，严重损害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潜藏政治风险

一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市场的动荡势必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经济环境已密不可分。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会长时间存在，单边主义、零和博弈、极限施压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扰乱了全球市场竞争机制，企图压制、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而为我国政治安全问题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引发政治风险。

二是世界科学技术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企图用技术制裁遏制中国的崛起。21世纪以来，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与美、日、欧盟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这引发了一些国家的焦虑，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我国展开技术封锁以及各方面的制裁，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此外，网络安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始终存在，信息泄露、黑客攻击等问题频发，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如果不加以防范，则最终会上升为政治风险。

三是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了新的范式，建立起了新的现代化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立起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等跃升至世界前列。但也需要注意到，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过程中时刻产生着新的风险，“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思潮”“代际更迭”^[33]等方面都面临着更为复杂、更为敏感、更为艰巨的新挑战。即使每一次改革我们都精心策划，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最终上升为政治风险。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可以归纳为“政治建设方向偏移”“政治建设效果欠佳”两类，包括“政治领导”“政治信仰”“政治制度”“政治根基”“政治能力”“政治生态”六个最易引发政治风险的内容。

(一). 政治建设方向偏移风险

1.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的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力强弱直接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效。政治风险能否被顺利化解或规范，最关键还是要看执政党能否在风险爆发前后发挥“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掌舵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关论述中指出, “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34]。在部分组织单位内部，忽视、模糊、弱化党的领导的问题依旧不容忽视。有的党员干部私下故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贡献，攻击、污蔑、丑化党的形象；有的肆意放大事实甚至捏造“故事”、数据，夸大腐败，质疑党的能力；还有的不顾历史事实，歪曲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人民革命史，无限放大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弯路。这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派，将我党的优秀革命领袖像神一样顶礼膜拜，不容许他们犯错、纠错，其本质用意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造思想混乱，动摇、扼制中国的发展。

2.政治信仰迷失的风险

政治信仰决定着党的思想根基和精神灵魂，关系党、国家及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意识形态是政治信仰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35]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战胜一次次挫折，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36]。在党中央三令五申之下，个别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并不真心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大理想，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海市蜃楼；有的表面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背地里却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背弃共产主义，遇事即烧香拜佛；有的受多元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出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尊孔崇儒”论等歪风邪说；有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有的党员干部追求感官享受，丧失理想信念追求，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政治制度弱化的风险

政治制度建设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色就是“独特的政党制度和优越的社会制度”^[37]。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来一直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积极应对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38]。因此，防范政治风险必须重视政治制度的安全，“深入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须知，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39]。要坚定“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5]。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受三种力量的侵蚀：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威胁他们政治安全的异类，企图通过和平演变使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二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国内反动派到处散布诋毁我国制度的言论，甚至与西方势力勾结；三是个别党员干部制度意识弱，制度执行力差，没有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甚至起到负面作用。

(二). 政治建设效果欠佳风险

1.政治根基被动摇的风险

“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40]，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最主要来自社会成员给予的社会支持和认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自身的价值特色，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更加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7]。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其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敢于出击、面对人民群众急盼解决的各种问题敢于承诺、面对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问题敢于决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1]。“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10]。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目前忽视“人民力量”“人民主体”“脱离群众”，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个别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主仆关系错位，大搞官僚主义做派；有的“政绩观”错位，专注形象工程，或者故意“刷”无效GDP，忽视人民利益；有的“以权谋私”，一边采购天价物料，收取回扣，一边嘴上高呼“以人民为中心”；还有的在决策上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忽视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智慧。

2.政治能力欠缺的风险

党员干部作为国家机构履职的主要领导力量，其履职能力的高低也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政治能力的不足，会导致党的治理效能低下，执政合法性不足。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首要能力，也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42]，干部的政治能力越强，党的各项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得越彻底、民心民力聚集得越紧实、困难攻克得越顺利。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建工作得到了全力推进，大部分党员干部“依法执政本领”“狠抓落实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等诸多政治能力都得到了较大提高，信念、责任、担当、作风等方面政治素养得到了较大增强。但是，个别干部的政治能力还是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在政治本领方面，有的干部政治敏锐度和政治鉴别力不高，患有“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43]的政治麻痹症，对一些引发政治风险的隐患认识和研判不到位；有的干部学通、弄懂、悟透党中央精神的能力较弱，导致在贯彻党的各项大政方针中“打折扣”；在政治素质方面，有的干部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喜欢明哲保身，抱着“不做事就不出事”的态度敷衍了事；还有的干部政治斗争精神不强，发现问题后不知如何处置、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等。

3.政治生态被污染的风险

政治生态是指政治行为体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运行的环境与状态，而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往往受制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因此，政治生态也就成为引发政治风险的关键因素。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行为主体，其形象与作风理应成为影响政治生态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3]18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大为改善，但一些政治生态乱象还未完全清除。主要有：政治文化方面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码头文化等；政治纪律方面的滥用权力、骄奢淫逸、拉帮结派、“投桃报李”等；选人用人方面的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在党中央大力查惩下，此类问题频频浮出水面，不少“大老虎”“小苍蝇”被连根拔起，但如此三令五申之下，还有小部分领导干部心存侥幸、顶风作案，拉拢、诱惑意志不坚定的“中间派”，错误引导党员干部的新鲜血液，对清明政治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防范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213。世界在进步，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不进即为退。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6]，对此必须多角度、全方位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多维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防范政治风险的路径优化。

(一). 明确防范政治风险的逻辑起点

1.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是战胜风险挑战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政治风险作为各种风险之首，其偶然性的特征使其防范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需要党中央及时果断地做出决策，更需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亦提到，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4]。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打压”和“围堵”的政策，猖獗发动意识形态进攻，为中国发展制造困难与挑战，引发政治风险。这使“坚持党的领导”成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的首要前提。目前，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的问题依然存在，成为影响政治风险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揽全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各领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不断提高党的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团结动员全党全社会为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和力量；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力量；健全学习制度、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奋发向上、团结拼搏、高效务实的坚强领导集体。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9。人民是我党执政最大的底气，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40，是我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同样提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4]。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3]70。在新的历史方位，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是检验我党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党员干部要积极向群众请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地气、通民情才能摸清工作的难点与重心。对待懒政庸政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要加大惩治力度，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同时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析和查找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并切实加以解决，形成人人负责、人人干事和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良好氛围。

(二). 建立防范政治风险的应对系统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10。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党防范政治风险应当主动建立健全防范政治风险的应对策略，“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2]213。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

1.准确感知：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素养，是能准确研判尚处于萌芽状态政治风险、准确辨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能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就是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最终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党员干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3]223。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到来，为准确感知政治隐患带来了新的挑战，“高级黑”“低级红”以政治隐喻、网络新名词等新形式出现。这要求党员干部以及网络安全监管单位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素养，时刻紧绷政治之弦，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学习，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可以利用大数据网络，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保证对全局的感知，加强对相关内容信息的管制，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

2.科学预测：强化大数据思维提高风险预测能力

“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2]213。对政治风险除了积极防守，还可以通过把握形势变化主动预测，占据主动地位。新时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现代化在带来安全问题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机遇。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强化大数据思维，提高风险预测能力，在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同时，及时制止其向政治风险的转化。

3.协同防范：建立一体化平台推动业务互联互通

古人云：“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意思即团结众人的力量，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难题。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各国家、各组织、各学科、各单位、各区域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政治风险要坚定“众人拾柴火焰高”，建立健全集中统一、开放共享的一体化平台，满足各单位对于信息的即时需求，面对风险挑战时反应灵敏、协调高效。目前一些政法机关由于缺乏统筹规划，落实中出现有先有后、地区分散、管理方式迥异、业务能力不一等问题，导致各部门之间信息周转冗杂，使问题的处理被迟滞，增加了风险的防范成本。因此，应当在法律规定之下，最大化地建立信息共享、业务相通的一体化平台，将信息开放共享常态化，使不共享成为例外。风险的协同防范可以形成“拉动效应”，推动政治风险防范向积极方向发展。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浪潮下，一体化平台呈现了新的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业务开展的时空限制，破除了各单位内外融合难、上下对接难等问题，体现出极大的优势和便利。而大数据的前提就是开放共享，这也对一些技术保守、观念守旧的机关单位提出了挑战。

(三). 以严明政治纪律涵养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严明政治纪律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尺度，是政治生态的检验标准，是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3]132要对党内规章制度进行梳理补充，让政治纪律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执纪必严，树立制度的权威性。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指向，“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44]，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首先应当主要从强化系统治理方面着手，不断优化实践路径；同时也应注重党内法规的践行，完善法治体系，运用法治思维优化政党治理、协同治理以防范政治风险。

1.强化系统治理：实现制度优化与制度执行的有机统一

当今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内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面临的政治风险无处不在，中国式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强化系统治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亦提到，要加强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制度建设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4]。首先，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纪委和监委(监察局)，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其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22]；积极推动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45]；“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1]。最后，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密切联系、密切配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从大国责任、大国作用、大国行为上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在构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中承担大国责任，在重大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实际行动建设新型大国，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

2.完善法治体系：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亦提到，“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4]。厉行法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式，也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之一。完善相关法规，建立防范机制是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保证。首先，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应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断修订和完善与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党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持续深化制度建设，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推进新任领导干部廉政谈话、领导干部谈心、廉洁自律情况巡查、领导干部问责等制度的实施。应加强反腐败的立法力度，抓紧制定反腐败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国家机关编制法、重大决策程序法、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完善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完善配套法规，特别是加强地方性法规建设。其次，建立防范机制。及时召开风险研判、评估会议，深入分析风险来源、产生原因以及发展趋势，评估风险等级，对等级较高的风险要做到早察觉早防范；要畅通信息传输渠道，随时上报各基层收集的风险信息，落实“零报告”制度；要建立组织工作风险研判长效机制，明确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出现负面舆情，或者导致重大事故、突发事件的，要从严追究责任人。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应当：强化执规意识，明确失规同于失职，切实担负起执行党内法规的政治责任；压实执规责任，明责知责、履责尽责、考责问责；提高执规能力，学习宣传党内法规，严格执行；坚持执规必严，严肃查处违反党内法规的各种行为。

(四). 以夯实政治教育保障思想信念坚定不移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党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应该结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从思想保障路径方面下功夫——坚持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政治方向，筑牢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发扬斗争精神。

1.筑牢政治信仰：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增强政治定力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深厚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因而，要认真学习马列经典、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各类优质书目，多吸“理论之氧”，补足“精神之钙”，并结合实际问题领会理论奥义，将理论活学活用以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五史”学习教育，尤其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奋斗历程中坚定信念的教育。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党史故事学习，回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不懈拼搏的奋斗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46]。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用科学的理论保持头脑的清醒，才能在各种风险挑战中把稳“思想之舵”，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时刻保持警惕，自觉做到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恪守政治规矩，增强政治定力。

2.站稳政治立场：夯实群众根基

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力量源泉，也是党有效防范政治风险的内在根源。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将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维护人民的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每每遭遇政治风险，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的内在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2]331。夯实群众根基，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履行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二是要坚守人民主体的地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与期待，紧紧依靠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防控意识，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防范政治风险的生力军；三是要接受人民检验。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好坏必须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要切实站稳人民立场，厚实党的执政基础，为党防范政治风险筑牢社会根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到基层调研，与人民群众座谈，了解真实情况，尤其是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期所盼所求，不断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做实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放在了重要位置，着重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4]。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几个方面作出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

3.提升政治能力：提高政治站位

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第一能力。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政治领悟力。战略思维能力使人站在更高的角度、用更长远的眼光思考问题，最终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这要求使用科学理论用关系事物的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眼光观察、分析问题。提高政治领悟力则要求强化理论武装，学懂弄通，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将理论结合实践，融会贯通。学习领悟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坚定不移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风险鉴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端倪，从复杂现象中抓本质，并坚定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努力做到面对风险挑战时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政治能力是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校正立场，涵养正气，汲取政治智慧，提高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同时，敢于到基础差、矛盾多、条件艰、环境杂的地方去，敢于斗争、敢于碰硬，提高应对风险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4.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不断夯实斗争基础，提高斗争本领。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攻击，要敢于“亮剑”，善于斗争。要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新观念、新知识，掌握互联网这一重要工具，不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网络斗争的业务能力；要敢于在互联网和国际舞台上发声，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利用西方国家的种族矛盾、社会矛盾等揭露西方虚伪的“人权、自由和民主”；要善于同那些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不当行为作斗争，始终坚持把正确的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到网上网下、内宣外宣等各项工作和各个阵地。

五、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23]。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应常怀忧患，视风险挑战为机遇，不断在风险防范中进步，将风险挑战转换为强肌健体的养料。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机遇与新挑战相伴共生，为中国政治安全问题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尤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遏制中国”和“打压中国”的方针意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应注意到，党和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收入差距、民生、党员政治素养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与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站在全局谋划的高度，明确防范逻辑、建立防范系统，将涵养政治生态与坚定思想信念相结合，从各个领域提高管控和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格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应当以“钉钉子精神”坚定不移、久久为功。用实劲、连续钉，以强大的力度夯实党的建设，将政治风险防患于未然，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