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5—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涵盖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因而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六二讲话”)高屋建瓴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并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10纳入历史任务，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2023年10月，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构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全新的根本遵循。可以认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诞生的新的文明术语，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极强的学理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目前，学界对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尚不充分，研究成果中何毅、杨羽航就长征精神引领干部教育进行三维解读^[3]，范海群、蒲清平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鲜明特征与原创性贡献进行分析^[4]，两项成果对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为明晰中华文明的理论阐释、逻辑认识与实践指向等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其系统性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基于此，本文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聚焦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视角、世界视角以及现代化视角，期待为构建中华文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重创新性发展理路提供有益借鉴。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这是基于文明实践的历史性探讨。只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才能为建设中华文明提供文明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历史性解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5]164。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决定了这种文明不是割裂、断代的再版文明，也不是模仿复刻其他国家文明道路的翻版文明，而是赓续中华传统文明并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新版文明。因而，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守正创新始终走自己的路，这个路就是走“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首要的和最为基础的特性，是区别于其他古老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古四大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其文字、文化已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历经王朝更迭、时代更替，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成为世界唯一从未断线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文明追溯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距今5 300至4 000年，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茆文化中的稻作文明、城市文明为早期中华文明实现了奠基；距今4 000至3 000年前，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实现了礼制的初创与发展，形成了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凸显王朝文明的早期思想；公元前221年，“书同文、车同轨”的秦王朝实现了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转变，中华文明进入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在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中华民族以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想体系等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内涵，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瑰宝。进入19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封建农业文明遭受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之中，中华文明遭受蒙尘重创。在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救亡图存推进中华文明守正创新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文明再造，迎来了文明复兴与重新屹立世界文明之林的光辉前程。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不断延续发展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提供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深厚文化土壤，还提供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文明延续和走自己的路的规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7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必然是文明赓续的结果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6]。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与改革巨大胜利的根本思想指导，是决不能抛弃的“魂脉”。一旦抛弃，不仅会陷入黑暗而迷失前进方向，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如同近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方案因缺乏科学思想指导而接踵失败。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汲取思想精华的源泉，是绝不能抛弃的“根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会失去承接的载体，无法落地生根，陷入教条主义泥潭，无法自拔。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标签化，丧失对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魂脉”，是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是思想文化的根本和源泉，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指引精神。这决定了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中，既不能抛弃科学理论的老祖宗，也不能抛弃民族文化的老祖宗。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669。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是来自“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崭新创造。因此，中华文明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的文明新形态，又是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新形态，从本质上决定了“魂脉”与“根脉”的坚守对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魂脉”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5。“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有机融合，构筑起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魂根命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结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富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新时代的文化，进而筑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的丰富哲学智慧和价值思想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更深层次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而筑牢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相互作用、融合、成就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促使二者实现同向螺旋式上升，进而筑牢了中华文明的“魂脉”和“根脉”。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需要在不断深化拓展“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坚守“魂脉”和“根脉”。“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高度契合性与创新空间，实现相互成就的双向互动的结果。由此，拓展“第二个结合”关键点在于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高度契合点并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相互融通。一方面，挖掘二者间的高度契合点。“结合”的前提是相互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虽来源不同，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即高度契合性，也正基于此，二者实现了相互成就。因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诸多共通之处，探索二者间的高度契合点，进一步明确“第二个结合”的有机生长点，促进二者间的深度交融。另一方面，推进二者间的相互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有效方法就是要用中国的思想体系不断丰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内涵，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既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哲学思想、价值体系、道德理念等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观点不断给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指引，为其灌注真理性思想，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的双向互动与深度融通。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否认创新性，相反二者互为前提，连续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连续的动力。中华文明历程既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文明传承史，也是趋时而变、开拓创新的文明发展史。创新是基于连续的创新，脱离了传统根基的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文明也是在不断创新中实现连续发展的，缺乏创新的文明很难在历史长河中存续甚至存在。同样，尽管中华文明是从中华传统文明中承继下来的，但并非是原封不动、不加改造的简单延续，而是在连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发展，即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二十大在文化篇章中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报告，将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具有重大意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背景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总体突破。从哲学上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否定之否定，即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代价值与具有世界意义的积极因素，摒弃其中脱离现实需要和带有局限性的消极因素，进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内容形式，使之不背弃传统而又赋予了现代性元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2]11。因此，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根本前提，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汲取时代精华、舍弃不合时宜的因素。同时结合时代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活力，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方针，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创造性转化”并非简单而不假思索的挪用移植，也并非是全盘搬运复刻，而是归于当今时代要求、现实祈求与人的需求来进行，其中人的需求最为关键，是由其主体性决定的。因此要立足“现实的人”，激发人民创新创造活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最富有创造力、创新力和智慧的主体。换言之，文化发展道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1]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33，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8]，进而发挥人民群众力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

“创新性发展”意味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并在现实条件下实现文化的创造与升华。因此，要立足大历史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提供思想精华，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积蓄智慧结晶。要深入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所积淀的哲学思想、道德价值以及历史智慧，同时结合时代要求，赋予时代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发时代魅力和永久生命力。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本土与外来”，也是如何对待外来的关系。只有处理好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中华文明才能立足世界的同时又不丧失文化主体性。《决定》在擘画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指出，“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1]3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既要秉持开放包容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吸收转化。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与众多文明相互交流、碰撞中，形成了开放包容态度。正是秉持开放包容，中华文明才始终在兼收并蓄中传承发展，始终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仅为中华民族自身发展提供了丰厚文化沃土，还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华夏文明瑰宝。

纵观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突出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外来文化的吸收上。一方面，从对本民族文化来讲，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特征形成文化认同。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由中国历史上多个民族共同书写与创造的，每个民族根据自身民族语言、信仰、习俗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从而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因此，“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2]4。这种共同文化并不因肤色、语言、信仰等的不同削弱其文化共性，反而在其形成过程中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对维护民族团结、维系中华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共同价值观念、文化理想的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2]4。另一方面，从对外来文化来讲，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使其“中国化”。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始终保持着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故步自封，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的精神标识没有变。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打通了中西方货物贸易通道，更打通了在文化交流上的互鉴之路。外来佛教不仅被传入中国，还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与本土儒、道之间三方的相互融合，形成“儒释道”并存并行发展盛景。此外，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文化也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被赋予中华文化内涵，共同融入到了中华文明这一“共生”体系之中。进而，中华文明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构筑起“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2]4。因此，包容性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无论是古代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是近代的“西学东渐”，抑或是现代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始终以开放包容对待外来文化，“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9]83。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0]。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本质特征，不同文明共同点缀着世界文明百花园。然而，在全球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调整下，在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密切的同时，摩擦甚至冲突也更为频繁，世界文明发展跌宕起伏。在此背景下，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则事关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与跃升。是崇尚冲突对抗的“文明冲突论”，还是和合共生的“文明互鉴论”？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始终秉持开放包容胸襟，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发出了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呼声，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光明前进道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必然要秉持开放包容态度，不断深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塑造文明发展新格局。

一是秉持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差异。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特征，追求文明进步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呼声，但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所呈现出不同文明以及各文明内部发展程度各有千秋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发展水平、文明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9]82，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在价值与地位上是平等的，其思想文化理应得到认同与尊重。诚然，在文明交流对话中不同文明之间会因差异而产生摩擦甚至冲突，但这并非必然性结果，“就文化的适应性而言，一种文化或文明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应”^[12]。因此，文明差异并不是阻碍文明之间对话互鉴的休止符，傲慢与偏见才是最大障碍。如果抱持自我中心主义的文明中心论，将“文明的冲突”夸大为文明差异所致的唯一必然性结果，甚至由此造成壁垒与屏障，反倒是文明的退步。文明是包容的，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5]259。这里的包容精神不仅意味着平等性，即对待不同文明差异的平等尊重；同样也意味着开放性，即面向外来文明的开放包容。作为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中华文明，要始终秉持包容精神，坚持“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文明观，尊重别国与民族在文明发展上的独立性与文明交流对话上的自主性，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并且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不同文明敞开大门，使其“走进来”与中华文明对话交流，进而实现互学互鉴、文明互补。

二是坚持胸怀天下，博采众长。从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精华发展自身，是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本质要求。纵观世界文明历史，任何一种文明实现其丰富发展，都离不开互通互鉴与吐故纳新。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其对人的异化与剥削，但也并非同时将“孩子”与“脏水”一并泼掉，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7]402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积极的扬弃与吸收。而作为纵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文明而言，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在于，其深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所蕴含的借鉴思想，在与世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进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姿态对待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传统；同样中华文明也“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9]81。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应秉持胸怀天下情怀和借鉴吸收态度，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充分汲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这里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仅包含外来优秀文明，还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方面，要以开放包容态度取各国文明之所长，汲取思想精华发展自身，但在接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保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待传统文化要以剔粕取精、推陈出新的方式充分挖掘思想文化瑰宝，并与时偕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博大的胸怀广泛开展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将各个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入自身文明之中，实现自我丰富与发展。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性维系，直接影响其在精神层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是新的文化使命，文化主体性能否巩固关系到其能否自觉承担这一使命，关系到精神富足和民族复兴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二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要论断，并突出强调其重大意义，“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8，“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2]9。这一论述将巩固“文化主体性”摆在了关键位置，提升到了新的文化高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得以塑造与建构的，也是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彰显特有的风格和气派而得以坚守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主体性就是自我性与他者性二者之间的良性平衡。倘若只聚焦自我性而忽视他者性，缺乏与其他文化主体的互联互通，难免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泥潭，丧失文化发展驱动力；相反则是对自我的否定与抛弃，容易行至文化虚无主义邪路，消解自身独立性^[13]。当然，这种自我性与他者性的良性平衡，并非是绝对平衡，毕竟文化主体性的内核是自我性，自然而然地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实践中要更侧重于对自我性的坚守。因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不仅要置身于他者文明和异质文化交流互鉴中，更要巩固自我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以此达到动态平衡。

一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4]。这里的“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与“化成自己的东西”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化”同样包含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科学原则。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发出了“文化中国化”的呼声^[15]——“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16]。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7]534。这里所提及的“民族形式”与“中国特性”，就是带有本土气息的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其“中国化”。因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对外来优秀文明的汲取与吸收是不可或缺的，同样地将优秀文明成果转化为自身发展驱动力，即真正拿来“用”也是必要的，就是要在遵循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科学原则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立足中国大地，博世界之所长，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与修订，创造性地融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之中，以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二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立场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认。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并产生于对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清晰认识。同样，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提高也有赖于文化自信的坚定。在当今世界日益多元化的全球背景下，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难以实现，难以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容易在世界文明交流对话中迷失文明发展方向、丧失文化主体的独立自主，因此，“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18]。文化自信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植根于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深耕于自我超越的文化自觉。一方面，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饱经沧桑而浴火重生，为坚定文化自信灌注最大底气。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源泉。《决定》也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3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体的中华文化，以其连续性、科学性与先进性强化了文化认同，构筑起文化自信的根基。另一方面，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与未来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近代以来的每一次民族危机都沉重地挫伤了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加重了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和失望，进而催生出一种自虐式的否定鄙弃自身文化与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心理，并由此造成文化认同危机^[19]。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文化使命，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理性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造就了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进而走向文化自强的景象。任何一个文化生命体都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发展逻辑，它想要保持自身特点特性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就不得不与其他异质文化构建沟通、借鉴、吸收与转化的纽带，又要基于自身特点发展独特的风格和气派。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借鉴吸收优秀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首先，坚定本民族文化认同，立足中华文化本身开展有甄别地借鉴汲取不同文明优秀成果，有效遏制主(中华文化)次(外来文化)颠倒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化自信的消解。其次，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觉，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同时将中华文明置身于世界文明语境之中，构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比较，认清中华文明的发展现状，进而取长补短、发展自身，塑造和强化中华文化自信，以致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决定》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32。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具有勇于开拓、与时偕行的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发展创新的思想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2]7。面向未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时代潮流。

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是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国人民变通求新、革故鼎新、与日偕新等思想观念和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求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等创新精神滋养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实践创造，建设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2]3。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彰显得可谓淋漓尽致，突出体现在科学技术创新、文学艺术创新等物质层面，也体现为哲学思想创新、精神理念创新等精神层面。当然，制度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显著成果，如科举制、中央集权制、九品中正制等影响深远，这里着重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即生产成果与思想理念探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文明创新成果。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以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文明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科学体系，不仅为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丰富了世界文明宝库，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20]。这种独创性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创造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深厚的历史眼光总结道：“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17]622-623其中火药、指南针与印刷术被马克思形象地誉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21]。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不仅论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还表征了创新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文明创新理念。创新理念早已根植在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中作为精神特质延续至今，古代先贤们基于对社会治理的思考形成了众多思想结晶，如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等至今仍熠熠生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本思想，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家对其进行不断探讨并创新丰富，形成一系列民本思想论述。夏商时期，基于对朝政更替兴亡历史经验的总结，先贤们萌发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民本”思想最初形态被提出^[22]。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民本思想开展了多方论述，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从管子的“君蛟民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荀子的“君舟民水”，体现了君民相互依存的观念。作为汉初民本思想集大成者的贾谊，充分汲取先秦时期抽象的“民惟邦本”后，从国家治理层面提出了“民无不为本”思想。即使在中央集权最为顶峰的明清时期，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阐发依旧层出不穷。从宋明理学的朱熹“新民”思想与王阳明“亲民”思想，到清代朴学的王夫之“公天下”思想与黄宗羲“君为客”思想，众多思想家在民本思想方面镌刻属于自己的华章。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体现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超越了传统封建意义上以巩固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民本思想。除民本思想的创新发展外，仍有诸多思想体现出中华文明在思想理念层面的创新性，如“天人合一”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天下大同”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正是以协同创新、崇尚立新的意识和自觉，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文明成果，造就了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历久弥新的辉煌，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新时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经由现代化所造就的，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同样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固定模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现实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遵从了现实国情的特殊需要，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从现代化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同其他现代化一样，“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都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或共性，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因素的突显与导引越发呈现各自的独异性特征”^[23]。同样，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越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历史文化影响，也越发突显自身的特殊性。换言之，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现文明创新发展都要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文明发展的“普世”形态，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唯一模板”，并妄图将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纳为自己文明道路的忠实信徒。实践证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支撑的“普世文明”只是一种“自我中心的错觉”，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根本立不住脚。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只有一种形态，也没有固定模式，更不会终结于某种模式，相反总是会伴随历史的进步不断开拓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提供了一种独立的思考框架和方法论，为全球现代化进程带来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24]。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中国实际，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从历史视角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现代化进程，并走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5]的一条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这种文明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为进步。但资本主义文明同样是充满着“活生生的矛盾”和“只能造成灾难”的文明。这种“矛盾”与“灾难”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是资本主导下的贫富分化、人的异化以及分裂对抗等。这种“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26]，充斥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7]。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腐朽破坏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不仅继承了中华文明思想精华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同时又在具备“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和不断发展丰富。因而，中华文明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逻辑、文明发展、文明理念以及文明道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全面超越——即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五大文明”相协调超越单向度的物、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及和平发展超越扩张侵略，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开辟了新图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开辟并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还开创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文明新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11]。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形态，其开辟的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造就的结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的特性，蕴藏着勇于开拓、敢于突破的精神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2]3，因而怀揣着这种无畏品格的中国共产党开辟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而造就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新道路。因此，我们讲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华传统文明的母版，也不是复刻西方现代文明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而崭新创造的新版。面向未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善于发扬勇于开拓、敢于突破的精神，在实践中要敢于打破禁锢的藩篱，为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灌注创新动力^[28]。这种突破不仅是对传统陈旧的观念、制度、理论等的超越，更是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文明道路“唯一模板”的破解。

人类文明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其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将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奴隶制文明时代—封建社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历史阶段。其中前三个历史阶段都蕴藏有“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29]——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以及近代雇佣奴役制，只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才是具有自主形式的文明形态，而由奴役形式的文明过渡到具有自主性质的文明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30]。因而，人类文明进步的未来是要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正如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中，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民起义运动“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31]，也就是对沙俄农奴制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超越奴役形式的崭新文明形态将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前进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中国实践，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下定义，但从社会形态演进来看，“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共产主义文明，因而具备共产主义文明应有的特质，大致体现为全体劳动人民共创共享劳动成果、“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顺应“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样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文明，也就是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具备“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特质。首先，从本质属性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是实行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文明，其公有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因而也是一种公有制文明。其次，从整体性视角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统筹“五位一体”协调发展，追求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生态良好的有机协调，是促进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整体性文明。最后，从价值旨归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人民主体，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实践展开，不仅顺应了“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将其理论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实现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中华文明深蕴着与时俱进、日新日进的进取创新精神，催动着中华文明跟随时代要求、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时代号召实现创新性发展。在“两个大局”深刻影响下，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顺境与逆境共生，站在时代潮头需要进一步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建设“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社会主义就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但社会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中国聚显，突出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并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问题在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能否持之以恒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文明发展。方向决定道路成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积蓄方向性力量，进而实现质变。另一方面，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明发展。中华文明发展离不开文明的现代化，同样“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实现也离不开现代化的发展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文明是“五大文明”协调共生的有机统一。“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不仅是二者的立足点，也是共同追求。因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实现“五大文明”的现代化，就是要建设更为富足的物质文明、高效的政治文明、丰富的精神文明、安定的社会文明、和谐的生态文明。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重大工程，既需要社会主义的方向指引，又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才能顺应“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