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是建筑学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建筑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相对于外国古代建筑史，该课程具有知识点琐碎、理论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点。随着图文资料的增加与网络信息的传递，学生能够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国外最新的建筑动态，他们对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与接受力超过了部分教师。然而，大部分学生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比较片段化、图像化，对一些建筑现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统的认识，这些图像与知识在学生的头脑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他们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图像或流派的层面上，对其相关背景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观^[1]。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我们逐渐了解和接触到更多史学家与理论学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学中，首先，不仅要使学生明确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现象与背景，还要拓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建筑现象；其次，强调对建筑师或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论学者的分析方法，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最后，通过对建筑大师观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时代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并逐渐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观点。

外国近现代发展与其社会背景的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近现代(modern)”的划分也正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分界点。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大发展。工业革命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与变革。在启蒙运动“重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建筑领域19世纪出现了功能理性主义与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从劳吉埃长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们的建筑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建筑学的影响，并以此解释现代建筑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使学生能够打破单纯建筑现象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建筑的发展。

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史本身的专门性，旨在发现建筑史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外国建筑史教学应更加关注其与艺术史的联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开始就与艺术密不可分。他们最初将建筑、绘画和雕塑三门艺术归于“美的艺术”。这种观点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学者的肯定并传承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门艺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观念^[2]。

而现代建筑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创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德国包豪斯学校，所聘请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纳吉等当时西方绘画、雕刻和工艺设计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锋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对包豪斯的早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开设的基础课也为包豪斯设计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学美术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绘画创作，并以此作为建筑灵感的源泉^[3]。

相对于19世纪末之前的外国古代建筑，学生们对多变、新奇、创新的近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但在近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中，绝不能与古代建筑史隔离，在某些层面二者有清晰而复杂的联系。如:许多学生常常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部雷的“纸上建筑”所震撼。实际上，部雷与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皮拉内西的雕版画影响。而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建筑废墟的描绘与再创作对部雷等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罗马精髓及“宏伟壮丽的”建筑在18世纪再一次呈现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现代”时期的教学中，许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会多次出现在后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如矶崎新的“筑波广场”与米开朗琪罗的“卡比多广场”之间的关联；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反复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这种知识点的联系与相互比较中，学生既能重新回顾古代建筑史的知识点，又能增强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兴趣。

传统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的线性发展，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也有一条明确的线索，比如现代建筑的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后经历了“新艺术”、现代主义的演进，在建筑四大师手中得到最大发展，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体现了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更替形式的论述在许多建筑史的参考书中都有表述。这种线性发展的观点来自佩夫斯纳(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许多教材与参考书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史线性发展的方式。与佩夫斯纳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这种线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在二战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把现代建筑的发展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人文进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论形式。其中，包括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奥纳多·本涅沃罗(Leonardo Benevolo)、美国的科林·罗(Colin Rowe)等^[4]几位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对建筑史论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建筑史的讲解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建筑现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较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种建筑史方法论，多元地解释建筑史，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必要的学者，并推荐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著作。如赛维的《建筑的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视角看待并批判现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观。

密斯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须讲解的内容。巴塞罗那展馆在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动空间及水平与垂直的板片元素的运用，但不去了解这座建筑的真实结构，包括隐藏在板片式墙体中的轻钢支撑，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创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何创造了墙体与柱在彼此分离中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将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结合讲解，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罗那展馆的精髓所在^[5]。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关注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见，外国建筑史不应该仅是建筑风格形式的演变史。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曾指出，加强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正是超越风格演变史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学生将建筑简单地等同于风格和形式。

讲解好建筑史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既要求教师讲得好，又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外国建筑史相关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非常必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推荐的参考书籍，挑选自己喜爱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图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资料、阅读文献到完成作业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点，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变化。

目前，学生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努力在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尝试和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观历史课程在设计学科中的尴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