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OUV)评估标准有十项，分别是创造价值ⅰ、交流价值ⅱ、见证价值ⅲ、典范价值ⅳ、利用价值ⅴ、关联价值ⅵ、景观美学价值ⅷ、地球科学价值ⅷ、生态学价值ⅸ、生物多样性价值ⅹ，其中标准ⅰ-ⅵ适用于评估文化遗产价值，标准ⅶ-ⅹ适用于评估自然遗产价值。《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对文化景观的原则进行了规定：“文化景观在选择时，必须同时以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内具有代表性为基础，使其能反映该区域本色的、独特的文化内涵。”^[1]对于突出的普遍价值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界定，《操作指南》每一年都有被更新与完善，体现了“当事国观点”与“国际观点”的不断深入与融合。

在这种全球语境与地方语境的叠合下，中国已有的五处文化景观遗产：庐山国家公园(江西，1996)、五台山(山西，2009)、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浙江，2011)、红河哈尼梯田(云南，2013)、左江花山岩画(广西，2016)符合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但寻其本源，无不是以自然与人工双向互动设计而成，由外化的空间表征传达内在的突出的文化特质，既包含地方语境下形成的自然象征意识与原型表象，又呈现全球语境下多样独特的物像空间，以及持续发展相互关联的感知意蕴。其产生于艺术设计思维之中，因自然与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产生共鸣，构成了衡量遗产价值的双重意象本体。

意象是“意”与“象”的统一，所谓“意”，指的是意向、意念、意愿、意趣等主体感受的“情意”；所谓“象”，有两种状态：一是物像，是客体的物像；二是表象，是知觉感知事物所形成的映像^[2]。文化景观意象是“意”与“象”互为体现的思维融合产物，是人们认知景观、体悟文化的思维载体。本体论(ontology)是个哲学概念，其探讨本质与现象的哲学问题，是具体事物中关于存在、存在物的学说。出于人对外部对象的关照与内部体验的反思，在对具体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被分解成抽象事物^[3-5]。文化景观遗产的意象本体是地方文化、自然环境与主观认识相互投射形成的抽象思维，包括对自然的象征性认知萌发形成“意识”，即观物取象的过程。结合传统文化思想映射为造景理念即“表象”，并反馈自然与人工结合投射为可被观览的“物象”，最后由心理感知产生“意蕴”。如庐山与西湖两处文化景观遗产，源于特定时期的山水文化产生的经验意识，以山水自喻或他喻，具有东方特有的“寄情山水”的象征性，是“诗情画意”的地方语境下独特的景观设计意匠^[3]，隐含着中国独特的山水美学要义。实际存在的客观物象空间是地方语境被全球文化体会的媒介，使文化景观遗产形成不断被感悟、诠释的意蕴，从而产生“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遗产价值。可见，四种意象本体类型承载了双重语境下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V)核心，是遗产申报一系列价值研究专题提出的基础与框架(图 1)。

图 1(Figure 1)

图 1 文化景观遗产意象本体的类型

意识与意蕴是文化景观遗产中构景理念与观景感知互动关联本体，意识是本土文化赋予的对自然的象征认知，意蕴是兼容当代以及未来人们对文化景观遗产的诠释与解读，二者构成了意象本体的“意”。

中国人将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结合的意象思维，运用在文化景观遗产自然认知中，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找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契合点。因此，对于山、水、丘陵等均赋予了象征性的含义，通过“观物取象”“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形成文化景观中精神、物质等山水文化综合叠加的意识(表 1)。

表 1(Table 1)

表 1 意识的拟象层次 类型 观物取象 取象比类 立象尽意 图示 意识特征 模糊的比拟心理，象征山水万物 将山水象与心理需求进行比较，类比相关事物 以建筑、绘画构造山水之中，形成实践经验 传递价值 心理意识影像的自然再现 使自然山水成为“人化山水” 运用具体的构造经验，使人的行为与自然结合

表 1 意识的拟象层次

从原始社会人们即运用“象征”的方式，通过想象、联想、比拟沟通等认知客观世界。《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这种思维方式使对象世界不仅仅是存在的个体，而且是携带了地方主观认识，变成一种带有隐喻指向的被主观化的存在，而形成对自然比拟的提炼认知，即形成可望而不可及具有隐喻指向的神秘幻象。例如杭州西湖山水因水利工程形成，却逐步成为传统文人文化的精神寄托，以及各阶层文化中的神话寓意、幻境承载；红河哈尼梯田所在的山脉、林木、泉水是聚落宗族的信仰幻化，反映人与神的沟通意识。

基于这种比拟性，人们根据不同层面的心理需求将其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如源于人的生活与防御心理，红河山脉与生存庇护场所比类；源于信仰归属心理，西湖山水、五台山与仙境或佛教胜境比类；源于人的求同尊重心理，庐山自然景致与隐士儒学思想比类等。自然事物通过象征比类变成与主观心理关联的意识载体。根据人工与自然结合立象，将比拟的心象附和自然，用以阐释隐含的宇宙观、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趣，成为文化景观遗产自然人文文化结合的价值体现，镌刻着中国典范的山水文化基因，即“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适宜尊天而亲地” ^[5]。

意蕴是文化景观遗产隐含的文化属性与特质被主观感知形成的意象本体，由此形成虚实同构的客体，即景观心象(mental landscape image)，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人感受产生的映射^[6]。这种信息结构模式即文化价值中人对文化景观遗产文化背景的认知，依托于主观的社会背景与审美情趣，与景观存在的意识、理念与美学意义产生共鸣。在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双重语境下存在文化交流的差异，由此形成了遗产提名与认定的不同解读，因此，意蕴成为双重语境下认定遗产价值的重要核心。

意蕴包含了实体空间、遗产的历史积淀、主体的文化背景等多种层次，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感知中形成了差异化的价值评价。如杭州西湖文化景观遗产提名中的典范价值并没有被认定，说明在国人眼中作为山水典范且在各地如惠州、扬州均模拟呈现的这种文化景观类型，在“国际观点”中并不被认可。这种意化山水的价值，包括带有喻意的基质环境、典型的文化空间、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等，在人们的感知中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差异性的价值认定。

红河哈尼梯田源自哈尼族对自然、祖先以及宗族的敬重而形成山—林—田—寨四位一体的文化景观，在中国亦是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典范，具有传统氏族文化与生态意识结合的景观意蕴，得到国内外双重价值认定。有关五台山的“国际观点”明确指出其自然形式是基于整体宗教文化才具有突出的价值，且不承认个别建筑的价值，由此可见意蕴感知对于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界定的重要性，是融合自然、人文力量共同作用的整体呈现(图 2)^[7-8]，且在呈现本土文化含义的同时需具有超越国度的影响。

图 2(Figure 2)

图 2 自然与人文融合的意蕴主体

文化景观遗产的“象”包含表象与物象两部分。对自然的象征意识与文化关联，构成了景观的原型，投射为具有模版效应的具体表象。物象是表象结合自然环境共同形成的景观空间，具有多样独特的形态，传达隐含文化特质的建筑、景观、图像等突出的普遍价值。

中国文化景观遗产的象征性景观意识具有相似性与共识性，基于儒释道核心文化或地域边缘氏族文脉形成原型，镌刻着世代遗传的文化基因，正如荣格所认为的，原型即：“由祖先传承的无意识始终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中。”^[9]原型投射为景观构造的表象，即衔接意识与物象之间的意象本体，由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形成文化景观构造的模版，体现了交流、典范与关联等多重价值(表 2)。

表 2(Table 2)

表 2 文化景观遗产的原型与表象投射 投射模版 特征 内容 拟象原型 由原发拟象意识形成景观构造的原型 象征意识由文化影响具象呈理想景观理念，是原型心理的景观表征 投射表象 以文化与空间的共识将原型投射为表象 根据原型的理性空间形式，投射为建筑、图像、山水、人文等综合的表象类型 模版复制 认同表象与文化关联，并成为典范 表象由独特的文化主导形成，并因此文化的传播成为被认同的景观构造理念而复制

表 2 文化景观遗产的原型与表象投射

荣格在研究原型理论的过程中认为：“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10]文化对象征意识的影响形成了原型，如基于原始氏族文化的图像记录、基于传统儒文化的礼制轴线、基于佛教文化的须弥圣境、基于道教文化的仙山海域以及基于生存庇护文化的隐幽桃源等。其中，由建筑、图像与自然共同形成的“原发之象”成为景观构建的理念，即表象。作为一种理念是非实体性的，是人的观念对于事物产生的知觉映像^[1]，是对原型的具体分类。例如，基于桃源原型，人们对于山林的崇拜与农耕文化结合形成耕种、聚落、山林、水系相互掩映的表象类型；基于儒礼文化的精神影响与仙境原型的追求向往，形成西湖文化景观序列点景、景意互通的表象类型。

表象的存在意义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消失，并随着文化的传播而被共识认同，形成模版化的表征。如五台山基于佛教须弥山原型，由自然与佛教文化融合形成文化景观表象，体现汉传、藏传等佛教的交流共生，并在中国几大佛教名山甚至日韩等国的佛教文化景观中具有类似的表象呈现，影响深远。杭州西湖水泊景观融合文人精神与宗教信仰的原型，投射为十景、三十二景等多重表象类型，并与绘画、诗词关联呈现(清乾隆皇帝七下江南，曾为杭州西湖赋诗60首)(图 3)^[11]。同时，其还成为中国多地同样景观构建的模版，据统计，中国有100余处命名为西湖的景观，可见佛教、道教与礼制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价值。

图 3(Figure 3)

图 3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与诗画关联呈现表象

文化景观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十项评价标准是将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与自然遗产的4项标准相结合，可见文化景观移除了两种遗产的界限，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合力成果。而物象即是这种合力的直观呈现实体，即将意识、表象这些人文力量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12]因此，具有空间形态的物象不仅仅是物质个体，其还体现了重要的文化含义与价值。

五台山申报价值中第八项自然遗产价值并未被认可，说明这种自然环境唯有结合五台山的宗教建筑、宗教行为才具有典型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必须积累文化遗产物像空间中的“人文与环境交互作用”这一要义。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庐山的评价亦是：“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13]庐山的物像空间承载了文人隐逸文化、书院礼制文化、释道宗教文化以及近代以后东西方交融文化等多元文化，其山水成为“人化”自然的实体，是古人山水文化表象的折射与历史缩影。

文化景观遗产物象包含建筑、山水、植被、图形等构景主体，体现宗教思想、审美情趣、氏族信仰等，其产生背后有重要的文化地理学背景及影响^[14]。五台山寺庙轴向礼制空间，是帝王资助修筑的宗教景观典范。庐山人文山水的物象空间，反映了文人墨客的寄情写意文化，同时又承载着宗教文化，使庐山胜景成为山水诗及宗教信仰空间的咏情载体(图 4)^[8-15]。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的宗炳所撰的《画山水序》所阐述的山水“畅神说”，使庐山与新的美学思潮紧密相连。同时，物象空间因可持续的人类行为发展，具有不断更新的利用价值，如哈尼梯田的灌溉水系与种植空间影响千年，一直沿用至今。由此，也形成了自然、人文、书画、艺术、行为等叠合关联呈现见证价值。

图 4(Figure 4)

图 4 呈现文化特质的物象空间

真实性与完整性是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象本体作为跨越时空存在的文化景观遗产核心，是真实性与完整性评估的媒介。四种本体互为独立又共生的关系，完整记录了文化景观遗产中自然与人文、精神与物质的整体价值。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之间在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持续地交互影响，创造出具有延续性的关联状态——文化景观，即是这一状态的外在表征与载体^[16]。如意识对于景观象征思想的纪录；表象对人文要素影响下的原型投射以及多文化的交流表征；物象对自然环境与人文要素的呈现，以及意蕴对主体感知与客体存在的交互信息的见证。意象本体依据历史信息、图像资料、空间形态与感知评价保留了遗产的完整性，使文化景观遗产历经千百年的演变与兼容，始终传承其文化与自然的独特互动关系。如庐山的山水诗意、五台山的佛教圣境、杭州西湖的画意仙境、哈尼梯田人地和谐的依存关系与左江花山岩画中人与自然的精神沟通，均可在现存的物象空间与关联的信息记载中一窥究竟，使后人通过景观意蕴感受到清晰而真实的象征意识、表象叙事与历史文化传承脉络。

意象本体的时空属性使文化景观遗产中历史、文化、自然与主观感知协调共生，因“意”而筑“象”、因“象”而感“意”，由古至今使人直观感受体会，是本体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重要体现。由此，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定的一系列问题均可由此找到根源，并进而衡量其双重语境下的突出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