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2018年12月，教育部专门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组织和引导高等学校深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监测公报显示：中国尚有7 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这预示着，要完成2020年的人口脱贫任务，每年要减贫1 170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新公共治理理念要求拓展社会治理的主体空间，建构多中心治理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新时代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政治基础，多元主体参与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特色，也是形塑现有扶贫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党的重大报告中首次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的具体要求，“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当前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也为贫困治理提供方向。

亨廷顿提出，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伴随，经济和社会条件越好的社会越倾向于赋予公众政治参与的更高价值^[1]。大学生群体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能够获取公众的信任。由于长期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群体逐步展现出了更加广泛的平等理念和契约精神，为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提供良好的精神动力。那么，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挥大学生的价值，通过完善参与机制促进精准扶贫治理效果的提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命题。该研究主要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旨在解释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的价值、动力和路径。所谓参与式治理理论指的是政府部门为了解决公共管理问题，采取向个人或者团体开放公共政策的方式，赋予公民一定的权利，使其参与到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环节，最终形成治理的合力，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参与式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治理主体多元。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而是通过公众赋权和权力部门分权等形式，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充当治理的主体。第二，注重强调“参与”。政府在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要扮演“引路人”的角色，要通过有效的方式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第三，参与式治理贯穿公共政策决策、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的追踪反馈和修正的循环过程，而不仅仅是参与决策或选择方案。

精准扶贫发生在乡村社会场域，属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精准扶贫的研究一定要置身于乡村治理这个大框架下。当前，学者从历史动态变迁的角度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模式变化，认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县政绅治”“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制度机制的完善，“乡政村治”模式受到学者的质疑，有人从不同于“乡政村治”模式的角度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参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渗入了市场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治理结构，使得近年来乡村治理呈现出“多元”“多主体”“多权威”或“多中心”的特征^[2]。在具体的乡村扶贫治理场域，除了依靠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外，学者也从“多元”“多中心”的治理主体参与角度探讨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和治理策略^[3-4]。张涛等认为，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介入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可以整合民族地区的扶贫资源，对于实现扶贫政策公正有重要作用^[5]。袁小平等提出，农户是参与扶贫的核心主体，建议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促进政府、市场和农户的合作^[6]。而刘蓓在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旅游精准扶贫的价值基础上提出了参与扶贫的路径^[7]。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精准扶贫研究场域，学者们已经建构起了较为完备的扶贫治理体系，其扶贫主体主要涉及政府、企业、农户、媒体和社会组织等，但鲜有学者将大学生纳入研究范畴，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多措并举和强烈推进的方式，发挥现有社会的一切资源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笔者尝试从大学生这个主体角度入手探寻其在精准扶贫领域的价值，进而丰富和完善扶贫治理体系，推进我国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

公众参与是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作为主要群体的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参与扶贫是参与式治理理论在贫困治理领域的具体应用，同时对学生个体、高校和扶贫地区来说有重要价值。

当前，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设计是在现代国家体系建构背景下展开的，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大学生作为新型的治理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治理结构，促进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完善。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明确规定村民拥有“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权利，但是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实际上仍然遵循的是一种国家威权治理的运行逻辑^[8]。当前的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权力比较集中，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民主”，村庄治理的效率相对低下。外部力量的摄入打破了乡村封闭的政治系统，在健全村级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促进了乡村治理范式变革。在乡村行政化治理的语境中，通过嵌入其他社会主体，建构民主治理的话语体系是实现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

首先，就大学生个体而言，精准扶贫实践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我完善的平台。大学生通过基层锻炼了解国情、民情，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但是理论知识的应用需要借助实践，知识接收能力和掌握能力的多少不能代表一个学生的实践技能。参与精准扶贫使大学生可以进一步亲近社会，通过对理论知识的拓展和运用，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和能力。实践是推进创新的源泉，参与扶贫实践可有效突破课堂授课的空间束缚，在广阔的扶贫实践平台中通过活跃的思维，间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同时，由于扶贫实践需要和各个行业的人打交道，需要完成复杂烦琐的各项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

其次，精准扶贫实践有利于推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高校以“精准扶贫”为载体，通过鼓励学生参与，提升学校的文化氛围，积淀学校的文化底蕴，进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就教育扶贫而言，可将其作为连接社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纽带，进而有效辐射校园文化，引领更加生态、健康和正能量的公众文化。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发展与完善，高校的教育理念也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对高校来说，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而是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提升大学生包含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实践能力素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是提升其综合能力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此外，大学生参与地方精准扶贫工作，对高校而言还能起到宣传作用，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特别是在吸引优质生源方面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就扶贫地区而言，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可以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特别体现在教育扶贫的实践上。在精准扶贫战略落地操作层面，很多地区注重物质脱贫，而影响百姓真正贫困的内在性精神贫困却依旧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教育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而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当地百姓对子女的教育观念可能存在偏差，认为赚钱才是根本，“学习无用论”烙印很深。在此背景下，大学生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走进农村，向当地老百姓传播“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通过发挥自身的价值，以引导和鼓舞的方式帮助农村的青少年认知到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重要性，帮助其走出精神贫困，培厚全面发展的土层。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TPB”)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的^[9]。TPB认为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结果，人的参与行为源于参与的动机。精准扶贫场域，大学生参与的动力直接关系到参与治理的效果，因此，分析精准扶贫中大学生的参与动力能够为参与的“何以可能”提供学理辩护。

行动，尤其是持续的行动，它的逻辑起点来自每次行动后的价值感。不仅在行动过程中有参与的存在感，在行动结束后还能获得现实意义，这些现实的意义包括帮到他人、引起重视、解决问题等^[10]，这些对行动者的奖赏直接刺激行动者继续采取同样的策略。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有着澎湃的朝气和活力，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他人的认可，希望通过参加更加广泛的实践活动体现自己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证明。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大学生基于自我价值的认同，他们内心深处认为通过自己的参与和付出，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11]。同时，当代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当他们深入基层，亲自参与到扶贫攻坚战中，能够提升其参与国家发展的存在感，进而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价值。高校作为微观领域的“小型社会”，学生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当前的大学生培养机制也进一步助长这种竞争。通过参与扶贫实践活动，可以增加学分，获得证书，甚至有助于拿到学业奖学金，这种间接的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内生性动力。这也是促使学生参与扶贫实践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高校的培养方式、专业设置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存在一定的错位，这是造成大学生能力素质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的主要原因。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校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不断推进，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部分高校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存在一定的脱节，比如：有些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教学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实践技能的培养以及社会考察、企业实习等方面的适应性培养，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与用人单位需求严重脱节，毕业生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12]。当前高校教育改革需要在教育模式上找突破点，总体趋势是由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向现代多元化教育模式转变。教育部鼓励高校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这就为学生找到真正的学习兴趣点奠定了基础。同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高端新兴人才需求加大，高校的专业设置以及培养方式正努力地迎合社会需要。当前的精准扶贫为高校大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成为大学生实践锻炼的场所，也成为科研学习的阵地，体现了高校教育改革和国家战略实施相结合，学生培养和社会发展相联系的耦合理念。因此，当前的高校教育改革迫切需要建构科学的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体系。

为响应国家关于鼓励当代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泰州学院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借助2018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通过政策宣传、组织动员的方式，组建100余人的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参与到西部和苏北贫困农村地区的扶贫实践中。参与帮扶的主要内容包括：入户调查了解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状况，帮助当地的扶贫工作队收集整理相关的材料；开展对当地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活动，通过辅导课程作业、趣味游戏、亲情陪伴等志愿服务，逐步培养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开展农村生态建设活动，带动生态脆弱连片地区的群众加入生态环保的队伍中，并进行生态扶贫的意识输入；开展科技帮扶活动，与农业部门一起开展农技推广等。两个学院的暑期帮扶活动得到团中央和共青团江苏省委的肯定和表彰，也得到了新华网、中国大学生在线，中青网、中国江苏网等十余家媒体的报道。当然，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学生参与扶贫的意识、制度和认知等存在偏差，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当前，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的社会实践主要以校团委领导、各学院团组织支持和学生参与的形式，自上而下、逐级展开社会实践活动。以泰州学院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学生为例，因学生个体开展帮扶活动的能力有限，学术活动主要听从学校的安排，多以临时性的志愿服务为主，这就导致学生参与带有被动性。从学校实践活动的组织体系来看，基本形成了由校团委—校志愿服务总队—学院志愿服务支队—班级服务小组四级组织管理体系。严格的层级管理有效地加强了组织的紧凑性和规整性，但学校组织和大学生的目标往往存在偏差，帮扶任务分配采取硬性摊派，学生内心存在抵触，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13]。为完成任务而帮扶的志愿实践活动主要以开展短期募捐、一次性义卖为主，志愿帮扶内容单一，惠及面小，帮扶效果大打折扣。从成员年级结构看，大一、大二的学生积极性相对较高，但学习任务繁重导致参与扶贫的时间缩短。而大三、大四的学生虽然在校课堂学习任务较轻，但是要忙着考研、考公务员或者求职，这些时间因素导致大学生群体在扶贫实践中采取任务导向的行为理念，在实践活动中缺乏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帮扶的效率和效果。

高校组织学生参与扶贫的目的是树立当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进而将国家发展和学生个体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14]。当前社会，受市场经济理念的熏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的处事准则，衍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甚至被社会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15]。大学生的功利主义之风盛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对于思想较为活跃，知识接受速度极快的大学生群体，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极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这就是功利主义在大学生身上泛滥的原因。通过与参与暑期扶贫实践的大学生访谈了解到，他们选择参与扶贫项目大多基于获得学分、评先评优、就业优待和享受升学便利等考虑，更多的是满足个体的自我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对帮扶工作和帮扶实际发展的需要。在扶贫志愿者选拔的过程中，学生自愿参与是基本原则，这确保了参与帮扶的学生在服务地点和工作岗位上的主动性和选择权。

虽然学校制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要求中提到，各单位要尽可能给予在校大学生更多参与扶贫实践锻炼的机会，但是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参与扶贫的时间有限。从参与扶贫的时间节点看，一般是暑期的三下乡活动或者毕业实习这两个时间段，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泰州学院船舶与机电学院的大学生每年也基本上是利用这个时间段参加学院组织的扶贫实践活动。就教育扶贫而言，贫困农村地区的文盲群体接受教育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大学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长期驻守农村，时间受限导致教育扶贫低效。同时，由于人员变动频率较高，使得参与扶贫的群体具有不稳定性，难以确保一支稳定的志愿团体长时间进行帮扶对接。参与帮扶的短暂性和不稳定性是各种外部因素制约的结果，所带来的结果是不能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发挥大学生的潜能。

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实践活动由校团委统一领导，基层学院或者班级具体执行。帮扶成员的招募程序也是影响大学生有效参与的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对招募的程序进行解读。就上文提到的两个学院学生的现实情况看：负责招募志愿者的面试官多为班级或学院的学生干部，所招募的成员大多是与这些学生干部关系较好的群体，导致面试流于形式，一些有着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的学生群体得不到机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规定有效的学生干部和拥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大学生优先选聘大学生村官^[16]。在这种指导理念的约束下，学校认为应该选聘优秀学生干部到扶贫实践队伍中，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每一位学生干部都适合参与基层帮扶项目。因此，“熟人招募”和“精英形象”已经弱化了选拔程序的公信力，降低了招募工作的公平性。规范选拔程序并不意味优秀学生干部的流失，恰恰相反，选拔程序的规范化是识别真正人才的保障。

在认知和经验双重缺乏的背景下，学生参与精准扶贫往往具备一定的盲目性，缺乏对参与能力、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评估，报名带有一定的冲动性。在泰州学院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的暑期扶贫实践中，中途退出比例达到10%左右，盲目的参与容易导致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浮躁、抵触，产生厌烦情绪，这也是很多大学生中途退出的主要原因^[17]。就大学生参与教育扶贫而言，部分大学生参与了民工子弟小学或初中的帮扶活动，基本上采取“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模式，由于帮扶对象的频繁调整和一系列交接工作，导致部分大学生难以坚持到活动结束，这是大学生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责任心欠缺的具体表现。大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的方式很多，在当前的精准扶贫背景下，很多学生志愿者希望通过“支教扶贫”来锻炼或证明自己，但容易因为时间冲突而导致活动中断。除了高校组织的扶贫外，有渠道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扶贫实践，但是实践能力的欠缺导致在活动中出现沟通难、融入难等一系列问题。

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是一项新的命题，笔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大学生参与的价值，同时从内生性动力和外发性动力两个维度回答了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的“何以可能”问题。基于此，结合现实案例，尝试从帮扶机制、实践培训、角色扮演和平台搭建等方面提出精准扶贫中大学生参与的路径，以期通过发挥当代高校大学生的作用，促进脱贫攻坚的顺利实现。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建构合作治理模式是实现国家善治的根本要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需要具备合作治理的理念，因此，建构多元主体合作的扶贫机制是提升精准扶贫效果的重要途径。建构“高校+政府+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可以促进精准扶贫中大学生参与的实际效果。首先，政府应为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拓展学生的参与渠道，发布参与扶贫的信息，为大学生的有效参与提供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扮演好服务者角色，协调好高校和企业两个主体的关系^[18]。其次，学校在分析、把握国家及省市扶贫工作形势的基础上，充分调研扶贫对象特征，结合当地特点和学校的专业、学科优势，选好扶贫项目。最后，应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鼓励有扶贫实践经验的大学生优先到企业入职，发挥大学生在产业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校企“联姻”，为学校发展搭建科研推广和教学实践的大舞台^[18]。

有效的培训是提升大学生帮扶效率的前提。《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中对大学生参与基层实践的培训做出了明确要求，即“建立健全面向基层高校毕业生的多层次、多元化培训和实训体系”。精准扶贫中的培育应该包括参与工作的方法、志愿帮扶的理念、服务中的健康安全等。通过参与前的培训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技能，在思想意识层面与国家的扶贫理念、目标和宗旨保持一致。在培训方式上可采取专家讲座、座谈会、网络视频等形式，提升培训效果。在培训内容上，注意将理念培训、技能培训和通识培训有机结合，当地的领导干部要向大学生志愿者详细介绍扶贫地区的机构建设、人员配置、工作的行程安排和工作程序等具体内容。最终，通过培训内容和形式的完善和优化，提升培训质量。

大学生党员干部作为一支高素质、有文化的社会群体，应充分发挥其精准扶贫的主力军作用，在扶贫实践中应扮演好三种职能角色。第一，扮演好联络员角色。大学生党员干部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在与村民的相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走进百姓家里，特别是在与贫困户相处的过程中，要注意倾听其服务需求。作为政府和村民的联络员，大学生党员干部可随时记录群众的期待和反映，把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想法记录下来，进行分类汇总，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的扶贫部门。第二，当好扶贫工作的宣传员^[19]。精准扶贫战略的落地生根需要通过一定的宣传组织作为载体，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宣传价值。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比较到位，能够将扶贫的政策方针、制度和路线有效的下达给基层群体，这降低了政府的宣传成本。同时，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基层老百姓也愿意倾听大学生的宣传，宣传工作更具实效性。大学生党员干部应做好对农村精英，特别是致富能手的宣传，鼓励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带动周围群众共同富裕。第三，充当代办员的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空心化的加剧，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住在农村，这类特殊的弱势群体需要倾注更多的关爱和呵护。大学生党员干部可在低保办理、医疗报销和危房改造中给予帮助，义务充当好代办员角色，让弱势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育活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笔者认为，高校除了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外，还应该在教学管理机制上做适当调整，通过强化机制设计，调动在校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并进一步提升专业实践和素质拓展能力。第一，强化实践考核机制。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明确考核办法，给大学生传递社会实践的动力与压力。第二，合理安排实习时间。高校可以适当把部分实习见习的时间调整到一年级，用实践体验促进大学生对学习的直接需求动力。第三，推进社会实践“常态化”。将社会实践纳入正常教学管理范畴，计算学时、学分，通过学分认可、素质评价等途径引导学生重视实践经验的积累。最后，实施参与学生社团或组织“必须化”。学生社团是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调查结果表明，有过担任班干部经历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并获得较高的收入^[20]。为此，高校可将参与学生社团纳入教学管理范畴，规定每位大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至少参加一个及以上的学生社团或团学组织，并计入学分考核。

大学生参与精准扶贫需要对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进行有效识别，这是保障有效参与的基本前提，因此需要对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科学识别。进行贫困需求的识别有直接和间接等多种形式，其方式和渠道多样。比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实地调研等调查方式，深入基层实践，深入到老百姓较为关系的需求领域。也可以与当地的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向媒体部门了解当地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因为媒体作为专业性的社会组织，有自己深入基层，了解百姓需求的途径^[21]。高校鼓励大学生采取就近帮扶的方式对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临近地，利用其“熟人社会”的优势和社会资本进行有效参与。精准扶贫的关键是能够有效地识别帮扶对象的需求信息，因此，需要在有效评估服务对象需求的基础上，了解其真正的需求，进行已有服务的识别分类。

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自此全国高校掀起了创新创业的浪潮。当前，随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创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时，应该将精准扶贫和创新创业教育紧密结合。首先，应该将精准扶贫的内容纳入创新创业的框架体系之内，激发学生的扶贫创业意识，提升扶贫创业的能力。通过在全校范围内宣传、发动营造到贫困地区创业的氛围。其次，要通过鼓励、引导和指导的方式，让大学生自觉地参与到乡村创业中，同时让学生了解关于扶贫创业的优惠政策，给予特别的创业教育指导、资金拨付和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以及扶贫创业项目支持。最后，要在高校范围内搭建多元化、多渠道和多范围的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将学生的新想法、创业新意识落实到具体的创业实践中，创新创业平台的建立要遵循多元化主体的作用，形成政府、高校、老师、学生、农村为主体的平台。将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学校引导机制、社会创业平台、政府政策支持平台融为一体，为学生返乡创业提供平台机制保障。

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而大学的使命，则是培养具有文化修养、具备行为和思想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深入推进精准扶贫，不仅需要具有优秀职业素养和娴熟职业技能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具有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的“完整人才”^[22]。由是观之，高校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不能忽视学生健康身心的锤炼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要以培养学生的国民素质、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增强学生“务农”的责任感与自豪感^[23]，引导大学生回归乡村、服务乡村的积极性^[24]，在“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