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在高校相继落成，并以巧妙的设计和稳重的框架成为当时校园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时过境迁，尚保存完好的建筑不仅成为如今高校艺术品味的彰显，也成为见证城市文明延续和大学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建筑。在倡导传统文化传承和提升国人文化自信的语境下，挖掘高校历史建筑的文化底蕴，解读其内在的精神和内涵，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阐述的“全体民众行动起来，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文明底蕴、道德价值”^[1]的理念不谋而合。英国诺丁汉大学华人校长杨福家指出：“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2]大学人如何以文化自信为导向，积极挖掘附着在历史建筑上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加以宣传和弘扬，使师生员工在建筑空间中逐步凝聚大学的精神力量，并通过文化认同的渠道使附着在物质遗产上的大学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种类繁多，但无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普适性。文化总是与地域、民族、血缘甚至政治、宗教等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使得文化成为特定语境下的特殊存在。大学文化就是在大学这个特定的语境中，伴随着历史积淀而形成关于精神、传统和理念等方面的文化形态。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既“内涵性”地隐藏在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育人和实践活动中，更“外显性”地彰显在历经风雨、沧桑斑驳的大学历史建筑上。大学人身处在历史建筑独有的空间中，因享有共同的文化符号——历史建筑独特的材质、构架、色彩等元素，并穿越时空，“遥想”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目睹”曾经的大师学者在这里教书育人等，从而进一步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倾斜，自觉遵守从建筑空间所折射出的大学文化，最终实现情感上的一致和行为上的自觉。师生员工了解、参观和使用这些历史建筑的过程，其实就是由外在的视觉赞赏转向内在的精神凝聚，并使文化自信得以最终实现的过程。

高校历史建筑层面的文化自信，实质上是师生员工对本校优秀的建筑遗产及附着在建筑上的精神文化的认同和尊崇，以及对促进大学文化生命力的主动实践。这种文化自信，既来源于高校在物质层面的文化，如建筑布局、材料、色彩及装饰等方面的文化气息，也来源于通过建筑彰显办学历程中的学术价值、伦理道德、爱国情怀、民族正义等精神层面的文化。进一步讲，高校历史建筑在构建和使用过程中，见证了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力所构成的历史脉络，并在其独特的历史空间中凝聚了能够彰显、认同与尊崇的文化形态，如人文传统、价值理念、研究风气等。同时，比起“内涵性”和“间接性”大学育人活动，历史建筑对大学人文化自信的影响更为直观和立体。譬如，新生在接受入学教育时，可能对一所大学的校风、校训、精神等概念性的文字模棱两可，但他们一旦接触到某座历史建筑，或雄伟、或典雅地呈现于他们眼前时，所有的概念性的文字将转换成鲜活的建筑形象，让他们对这所大学的办学传统、精神诉求、研究氛围有着更深入的体验，从而更好理解这所大学的文化发展的脉络，探究其中蕴含的精神意义，较为容易地接受该大学所形成的优秀文化，并由外及内形成“充分肯定、积极认同和倾心归依”^[3]。

《韩非子·说林上》言，“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4]即事物在演变过程中，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于全局发展的重要性。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和团体发展过程中深沉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对自身一个个优秀的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文化的认同，进而由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认同构建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5]。历史建筑作为见证城市发展历程的公共财富，其最终的功能在于作为精神寄托，增强国人内心深处的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于是便与文脉、文化及乡愁等词汇有密切的联系。高校的历史建筑作为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虽以古典建筑、欧式建筑等美轮美奂的形象出现，但展示建筑美学并不是它们的主体功能，其主体功能在于见证大学的历史演变、学术兴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事件，并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标志性事件存入空间记忆，在岁月的磨砺中将这种记忆转化为大学的精神内涵、学术品格等历史人文传统。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作最后一次演讲，表达对爱国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被害的不满，归家途中即遭国民党势力的暗杀。闻先生虽身死，但他直面黑暗和争取民主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至公堂。今天的云大师生身处至公堂中，就会自然而然地追忆起闻一多先生振聋发聩的演讲，隔越时空将有形的建筑实体和无形的民主呐喊联系在一起，使云南大学先进的革命文化通过至公堂传递给一代代的云大人，这就是大学文化认同通过历史建筑进行实现的体现。

同时，历史建筑在促进大学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也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从本质上讲，大学的历史建筑需要被赋予人文内涵和精神底蕴，方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意义。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群落成于20世纪30年代，共有15处26座建筑，中西合璧，气势恢宏，被誉为“开创了我国建筑学上的一代新风”^[6]。从建筑格局上来说，它遵从的是“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7]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执两用中的思想。从建筑设计上讲，当时正值中西文化交融、抗日战争渐起，设计师都在思索如何在建筑上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因此，“民族固有式”建筑思潮兴起——即在构筑手法和材料上采用西方形式，在布局和装饰上采用中国传统样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西式建筑的结构上使用中式大屋顶，代表固本的中国文化对舶来文化的压制，现保存于武汉大学校园中的建筑类型就是典型代表。如果把大学的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民族自信等因素割裂开来看，它们只不过是“好看一些的房子”而已。只有将建筑与人文内涵、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建筑的意义和价值才会显现出来，让人们找到继续保护和修缮它们的基础，使这些历史建筑能够在大学文化空间中“存在”更长的时间。

总之，大学文化需要通过历史建筑这个载体进行彰显和延续，而历史建筑需要被大学文化赋予更多的精神内涵，从而找到其合理存在的价值。大学中的历史建筑和所承载的文化形态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同时也是大学优秀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和谐共生的表现。高校历史建筑在彰显艺术价值和空间之美的同时，已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大学精神、爱国传统、价值观念等传统文化在建筑空间中流淌开来，成为增强大学人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著名哲学家汤因比(Toynbee)曾指出，华夏几千年的文明，使中国人在政治、文化层面将几亿民众成功团结起来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丰富。这种将不同民族的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整体的能力，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一直生机勃勃的原因。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相当明显，20世纪初期的高校建筑在建筑艺术审美方面也深受影响。

高校的历史建筑大多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兴起、中西文化交融之时建造的，当时的设计师大多具有跨文化教育背景，并深受来自西方的建筑艺术思潮影响。然而他们在做设计时，并没有采取完全意义上的拿来主义，而是使用“崇尚新式而不执拗于新”^[8]的建筑理念，以融合多元文化特色的创新精神为引导，在材料、布局、结构、装饰、色彩等方面形成独特的艺术价值。例如，建于1921年的清华大学大礼堂，设计师墨菲(H. K. Murphy)和达纳((R. H. Dana))将罗马式风格与希腊式审美进行融合而打造出一座古典柱廊式建筑。在建筑面积约184平方米的空间中，大礼堂门前四根汉白玉廊柱式采用的是象征女性的爱奥尼柱式，在彰显柔美与优雅的同时，与四周的大面积草坪融为一体。进入礼堂之后，大圆顶采用的是拜占庭风格，并在四周各堆砌了一块巨大的三角顶楣，既呈现出古希腊文化的厚重和东方宫廷的权威，又同时与清华大学知识殿堂的身份相得益彰。大礼堂外的红色墙体内镶嵌着3个圆拱形汉白玉制成的门套，门套中装有刻着富丽堂皇浮雕的大铜门。红色砖墙、白色汉白玉与暗黄铜门构成多元色彩的有机融合，与当时高等教育体系中师生追求“民主”“科学”，抨击封建专制的氛围有着无声的契合。此外，建于1921年至1955年的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同样体现了文化融合的艺术审美。设计师陈嘉庚在提取闽南红砖建筑优势的基础上，博采中西文化、古今文明之长，尝试融合西式、中式、南洋等多元建筑风格，形成独特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建筑艺术形象。在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冲击的情况下，厦门大学秉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对西方文化吸收的原则，“穿西装戴斗笠”的建筑形象其实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压制，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及崛起的坚持，这与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理念不谋而合。

纵观修建于20世纪初期至中期高校历史建筑的艺术价值，从整体的色彩、布局、形态到局部的拱券、飞檐、廊柱等装饰，建筑艺术层面彰显出对国外新古典主义、折中主义等建筑思潮的吸收，以及融合他人为我所用的态度，其最终目的都是对国家强大的坚守和传统文化的追溯。这种既附着于建筑实体之外，又隐藏在建筑空间之内的文化融合力量，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已经获得现在大学人一致的认同，逐步在精神层面构建起强大的归依，最终凝聚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感力量。

高校的历史建筑因浸染了大学与众不同的氛围，从而塑造出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精神空间。师生员工在这种空间氛围中，通过认知和体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过往，无形之中对大学的传统文化和精神理念肃然起敬，在产生文化同理心的基础上凝聚团结、奋进、创新和奉献等精神层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为大学人在实践层面坚信、坚持自身文化传统和维护自身文化地位奠定了基础。

作为北京大学的文化标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不仅体现在北京大学厚重的历史积淀中，而且体现在历史建筑所构筑的文化空间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红楼。此栋历史建筑落成于1918年，因通体使用红砖砌墙、红瓦铺顶，故而得名。除了见证当年新文化运动的盛景外，红楼还见证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此传播进步思想的盛景。在红楼所构筑文化空间中，体现的是20世纪初北大校园里中西碰撞、新旧齐鸣的文化盛景。如今身处其中，追忆往昔——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和以辜鸿铭、刘师培为代表的旧派保守学者齐聚红楼，相异而又相容；新文化运动的呼声和抗战的烽火镌刻在红楼的红瓦灰柱上，古与今对话。总之，社会变迁、文化交融、民族解放的历史过往都可以在这些建筑中找到痕迹。在红楼所形成的空间记忆里，个性鲜明彰显的北大所独有的文化性格，既不同于英国的剑桥，也不同于本国的清华。它以“沉默、厚重但流畅”的叙事方式，构建出一种自然而然的、非强制性的熏陶氛围，将北京大学的文化性格传递出去。处于红楼所构筑的空间中，北大学人会产生自然而然的敬畏和发自内心的自豪，进而形成维护大学价值理念的使命感，以及遵循大学发展之道的力量驱使。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是大学人在建筑空间之中形成的对自身历史和底蕴的自豪感，从而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自觉传承下去的过程。

总之，历史建筑作为大学优秀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媒介和载体，将大学历史上的精彩片段与精华章节进行筛选、剪接、梳理，在建筑空间中留存那些立体的、鲜活的历史影像，为新一代校园主体的心理认同提供素材，最终将其转化为时代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精神力量，为大学人构建文化自信找到实践层面的方法和渠道。

高校历史建筑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出建筑本身所蕴含的某种传统历史文化，并展现出某种令人记忆深刻的精神力量，此种精神力量正是在文化遗产上构建大学文化自信的基础。然而在21世纪前后，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日渐扩大，大学城在各个省份拔地而起，高校开始把主要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转移到大学城中，矗立在原校址的历史建筑逐渐淡出大学人视野。同时，高校的历史建筑大多建于近代前后，因材料、气候、温湿度等问题，它们的抗腐蚀和潮湿能力逐渐变差。随着使用年限的临近，一些历史建筑已不再适合承担教学科研功能，逐渐被视为老旧建筑而被拆除或搁置。值得一提的是，众多高校虽设有专门的历史建筑保护部门，开展相关的接待参观和宣传工作。但这些宣传多停留在讲故事层面，以及老生常谈直至寡淡无味。以上情况，直接或者间接导致蕴含在建筑空间内的优秀文化得不到挖掘和弘扬，造成文化资源浪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部分”^[9]。矗立在高校中的历史建筑，能够为大学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现代文化的创造提供可供载体，并为实现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可能。

首先，在当今现代化、商业化和大众化的建筑鳞次栉比，人们渐渐呈现审美疲劳的状态下，追求多元化的新格局，实现建筑形式在传统化、民族化和地域化层面的融合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高校的历史建筑在人文底蕴和建筑艺术上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当今提倡挖掘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可以将具有特殊意义和地位的建筑塑造成为高校的建筑品牌或精神代表，在弘扬学校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建筑本身的地位。例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校徽将创办时间“1903”和标志性历史建筑“建于1912年的教学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历史建筑承载的大学深厚办学历史和优秀红色革命文化融合为一体，在传承历史的同时将建筑的重要地位体现出来，使建筑成为构建大学人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

其次，当形势发展所需，历史建筑逐渐远离大学人文化视野的时候，学校可以提取历史建筑的元素用于现代校区的建筑设计中。如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的行政办公中心明远楼，继承了东陆校区会泽院的功能，而会泽院又是1924年在云南贡院旧址上建成。明清时代各地贡院的主体建筑称“明远楼”，故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建成后，便将这座体量大且位于中轴线前端的建筑命名为“明远楼”。同时，行政办公中心明远楼的色彩、构造以及装饰主要仿照会泽院。如此，明远楼在人文历史方面传承了云南贡院的渊源和底蕴，在建筑构造方面又传承了云南大学的精神理念和人文传统。师生员工在呈贡校区工作学习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即浸染了历史悠久的城市文明，又浸染了薪火相传的大学文化，一校两区的格局并未阻断文化层面的一脉相承，双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使得历史建筑在大学人眼中更具魅力，同时心理层面更显自豪和自信。

再次，作为大学物质文化的实体和精神文化的载体，历史建筑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缩影和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见证，本身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价值。从校内层面讲，高校可组织本校的专家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在建筑学、美学、哲学、历史、科学等领域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2006年河南大学组织专家学者，对明伦校区建于1915年至1936年的近代建筑群进行研究，并出版《黉宫圣殿: 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一书，从建筑美学、建筑科学、建筑艺术以及育人价值等多方面展示了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的魅力和价值。从校外层面讲，高校可以结合当前形势所需，围绕历史建筑的相关主题，在全国或者区域范围内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与其他高校的联动研究和“一起讲故事”，通过知名专家学者的解读、建议和思考，将历史建筑从学术的角度宣传出去，扩大影响力。此外，随着现代AR场景复原、3D打印、3D建模等科技信息手段的成熟，探索从科技及多媒体层面加强对历史建筑的利用和宣传，成为越来越有效的途径。

总而言之，传统文化可以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演变、融合和重构，但作为传统文化介质的历史建筑却只能保持其最初的形态框架，不可随心所欲地改变。在当前倡导构建文化自信的语境下，高校历史建筑作为见证大学历史发展的无言媒介，本身具有通过建筑实体和空间将大学的精神、理念和传统转化为大学文化自信的功能。斯坦福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开明宗义地指出：“这些华美的长廊、雄伟的柱子以及每一块砌在墙上的石头，都会给师生带来美感和心灵的熏陶，并将对师生的培养起到极有价值的作用。”^[10]作为载体的历史建筑和作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高校相互依存而生的时候，身处其中的师生在心理上已经逐步对其产生认同感。而且，建筑艺术层面所呈现出的文化、思潮及思想的融合，有力地增强了历史建筑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也成为进一步凝聚大学人精神力量的桥梁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1]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豪和自尊所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使高校的历史建筑成为构建大学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目前，由于大学新城的陆续建立、使用年限的临近以及宣传利用不到位等原因，高校的历史建筑逐渐被忽视甚至淡出大学文化中心，使附着在建筑实体上的传统文化得不到有效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当前，师生员工需要共同努力，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历史建筑的价值和意义，并结合城市文明的延续、大学文化的发展和师生员工的心理诉求等诸多因素，以历史建筑及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为原型，切实保护和坚守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遗产和作为核心的精神理念，使历史建筑文化成为大学历史脉络的延续和精神内涵的升华，使高校历史建筑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