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为新时期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和根本遵循。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驱动下,协同发展可以促使区域比较优势、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和区域交通联系相互作用,并叠加协同效应推动系统不断动态演化至高级协同。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面临着区域比较优势较弱、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效率较低、区域交通联系程度不高三大挑战。研究认为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推进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完善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以提升区域比较优势,要完善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创新投融资模式、提升交通类投融资平台的治理能力;二是深化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体协同以优化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要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组织,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作制度,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三是加快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硬件建设以强化区域交通联系,要加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硬件统筹建设力度,协同打造“通道化、枢纽化、体系化”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持续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欠发达地区的综合交通发展,助推新基建赋能传统交通基础设施。

摘要: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发展转型、构建区域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成绩斐然，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下沿线国家文化冲突频发、项目投资受阻的现实情况，加之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文化风险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投资活动面临巨大威胁。为克服上述难题，完善当前尚未形成体系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有必要从识别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剖析其分布特征等方面入手确保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文章首先通过对典型案例和重要文献的梳理从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外交关系四个维度识别得到了21项文化风险因素。再基于国家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之后运用熵权法确定它们的综合权重。最后以一带一路沿线的3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TOPSIS评价模型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在利用SPSS软件对评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策略。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总结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维度上看，语言风险和外交关系风险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文环境风险与民族宗教风险；从风险要素来看，双方的项目合作基础、语言产品以及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投资活动的开展存在显著影响。衡量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水平。从数值上看，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贴近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文化风险贴进度围绕着均值0.2左右波动。分析适宜投资国家的集聚特征。从空间分布看，这类国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集聚水平从东南亚到西亚、欧洲逐渐减小，其中新加坡的投资条件显著优于其他各国；文章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绘制了沿线国家的风险地图，发现约旦、孟加拉国这类特例国家不符合上述特征，故结合聚类分析的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文化风险分布规律可能也受历史沿革和经济水平的潜在影响。文章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一方面改进了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法、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文化风险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提出了文化风险防范的具体对策，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投资企业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