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30(3):100-114.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4.04.001
摘要: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加快,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数字经济进程不断加深,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在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深刻影响。近年来,国家在重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产业。如何提升体育产业效率,提高体育产业发展质量,成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是推动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文章采用2013—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进一步基于体育产业效率性质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考察上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表现。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其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各环节的广泛应用,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实现高效分工和合理使用要素资源三个方面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在内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体育产业集聚提升体育产业效率,基于行业异质性,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提升体育产业效率,无法显著通过体育服务业集聚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体育产业效率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提升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融合,推动企业发现现有生产低效率的环节并进行改进和优化,将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环节,整合和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因此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规模效率上。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的作用更加显著。由于政府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倾斜,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改变体育产业的生产方式,节约生产和交易成本,促进产业研发创新,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效应更加显著。因此能够更显著地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文章结论为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023, 29(1):70-87.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1.11.002
摘要:随着城市化水平提升和城市集群化发展,优化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成为释放我国区域效率潜能的重要动力。经过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区位的城市体系,其空间结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并不能断定究竟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结构更有利于效率提升。文章认为,脱离产业动态调整过程来静态评价城市体系的空间效率是片面的。原因在于,对于产业净流出的区域,无论何种空间结构,其效率损失的概率更高。因此,文章将企业进入和退出某地区的过程融入产业动态集聚指标构建,同时在对折旧率和资本存量重新测算的基础上对城市生产率进行测算,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城市体系空间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扁平化的多中心结构更有利于地区生产率提升,但需要兼顾产业集聚动态变化的影响,该结果进一步说明忽略企业进入和退出某地区的过程可能导致结果是有偏的,同时缺乏解释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中心结构使城市规模效率得到显著改善,却不利于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改进。研究还发现,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多中心特征偏弱,且空间效率尚待进一步优化。相比之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多中心结构与产业动态集聚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此外,考虑产业可能在城市体系内部动态调整,从而产生城市间生产率的不均衡分布。研究表明,多中心结构与产业动态集聚有利于城市生产率协同,但同时发现其更有利于大规模城市的效率提升,反而限制了小城市的发展。该结果影射出在多中心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大规模城市依然是利益最大攫取者。尽管空间计量模型可以弱化内生效应,但为降低结果偏误,文章参照现有研究分别采用城市地表粗糙度和区域河流密度作为产业集聚和城市体系的工具变量,其结果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文章同时采用调整赫芬达尔指数、变换首位度指数和人均GDP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在各城市集聚的过程加速了多中心城市体系结构的形成,而市场一体化又有效释放了多中心结构的空间效率。因此,应当深化城市体系结构演进与产业动态集聚的耦合协同关系,推进市场一体化以进一步释放效率潜能。同时,在突出中心城市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双循环的发展框架下促进城市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
2019, 42(3):14-28.DOI: 10.11835/j.issn.1008-5831.jg.2018.12.005
摘要:文章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首先,测算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以制造业为中心变量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测算了制造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以及环境污染指数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得到了长江经济带上表现出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城市;其次,从影响城市特征属性的因素出发,通过城市区位、城市发展定位与规划以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空间外部性的产生机理;最后,在识别具体城市外部性类型与表现的基础上,从城市政策体系、资源信息、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提出了对城市制造业空间外部性的应用,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联动效应。
2016, 22(1):33-39.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6.01.004
摘要: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2015, 21(3):8-14.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5.03.002
摘要: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为基础,分析了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由于最初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存在差异,不同产业会向不同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区域分工,进而可以通过区际贸易实现区域分工均衡;由于比较优势的转变,原先适合该产业形成集聚的区域会变得不再适合,从而会引发产业向其他地区扩散与再集聚,这会引起区域分工的进一步演变。以产业集聚与扩散为基础,通过建立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可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015, 21(6):18-34.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5.06.002
摘要: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相关模型进行推导,得出了一个新的多元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得到了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四者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机理。随后,构建了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和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三者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面板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模型(OLS)。并基于Stata计量分析软件平台,以中国23个城市群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将中国城市群整体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比较其中的差异,得到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基本一致。通过研究发现,就中国城市群而言,技术进步、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城市规模和产业集聚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技术进步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2013, 19(5):1-7.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3.05.001
摘要:考虑到传统的从完全竞争视角以单一规模或效率指标为基础分析产业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所固有的缺陷,文章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以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理论为基础、结合使用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分析识别京津冀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这一方法表现出两项主要优点:一是可以揭示特定产业转移的动力、特征和性质,二是有助于设置产业转移中的轻重缓急。通过对相关产业进行规模分析和效率分析,导出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的二维分布图,其中的“优先转移区”和“结构调整与优化区”分别为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所在。
2011, 17(3):39-43.
摘要:文章利用空间基尼系数的一般原理和测算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类型受要素禀赋的影响较大,产业集聚形成所需要的适宜制度环境比较缺乏;同时,西部很多产业集聚程度正在增加,产业集聚的发展空间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