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正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一场深刻变革。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实践创新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要义,根本目的是通过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全面性、系统性、集成性改革需要,面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客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阈下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亟待解决的区域经济平衡、公共产品均衡性、城乡治理融合性和城乡互动关系双向型等突出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系统论证新型城镇化背后发展逻辑和实施路径调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的“二次城市化”从要素流动、公共服务、社会结构、制度潜能等方面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强化改革动能,扩展改革空间。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体制机制的重塑与再造,顶层逻辑由激励式的城镇化转变为包容性的城镇化,对可能出现的城市运营和公共产品成本负担增大、城乡人口迁移市民化不充分、中小城市和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弱化、产城一体化不融洽、不完全等风险与挑战进行分析研判、风险防范和对策应对,通过集成化的系统改革在公共产品、城乡互通、权益保障、国际竞争、区域经济均衡等领域取得新突破。这对于下一阶段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公共资源的高效利用,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模式借鉴和政策指引。

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城市化带来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文章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城市化指数、分配公平指数与经济效率指数，基于VAR模型和隶属函数模型构造城市化、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协调度模型，以沪、渝数据为例比较分析两地城市化、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协调性，得到结论为：1997—2017年沪、渝两地城市化指数、经济效率指数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但是上海分配公平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大V型，而重庆分配公平指数呈线性下降趋势。沪、渝两地城市化、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两两系统或三系统之间总体处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状态，但上海的城市化与分配公平协调度、城市化与经济效率协调度以及三系统协调度都要高于重庆。沪、渝两地城市化、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各系统间协调度的波动趋势较为一致，上海三系统协调度的波动主要受经济效率指数的影响，而重庆三系统协调度的波动主要受分配公平指数的影响。根据研究结论得到相关政策启示。

摘要:如何保证就业稳定、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已有文献普遍只是单独地研究了人力资本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影响，而忽视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文章基于1999—2016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测算了不同类型城市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并运用两步系统GMM模型就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与城市化之间呈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但会因城市规模和地区差异而有显著不同；从不同城市规模看，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正向影响不如特大型城市突出；从地区差异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正向影响更强，但对于特大型城市而言，上述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我们要注重城市化的可持续性，作好不同规模和不同区域的城市产业发展和就业方向定位，以提高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促进城市化进程。

摘要:面对城市交通拥堵的压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了公共自行车系统。从公共定价角度，可以将中国公共自行车系统定价模式分为不收费的公共池塘资源模式、低收费的准公共物品模式和高收费的私人物品模式。本研究选取武汉、杭州、北京三座城市为典型案例代表，对其公共自行车定价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收费的公共池塘资源模式与高收费的私人物品模式都不适合中国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行。鉴于此，为了促进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有效运行，政府应积极参与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与政策扶持，公共定价始终不能偏离公共性宗旨。

摘要:文章基于生产函数和拉格朗日方程理论相关模型,推导出了一个新的多元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机理。随后,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以中国23个城市群样本划分中国城市群整体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比较其中的差异,得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基本一致。通过研究发现,就中国城市群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

摘要: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摘要:城市化中期是城市化率30%~70%的阶段。文章通过比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中国，发现城市化中期的年碳排放量与年人均碳排放量将继续保持上升态势。虽然各国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所有对象均不会在城市化中期出现碳排放的峰值，碳排放下降拐点的出现应在城市化后期。再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各国在碳排放总量与城市化之间未必存在因果关系，但人均碳排放与城市化之间基本存在因果关系。

摘要:人口是建立社会与经济之间联系的中介变量，人口空间分布又是全球性问题。当代中国，移民作为城市化的结果，其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互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则是人口城乡和区域空间分布演变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层面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演化内生于人口数量和结构转变；在空间视阈下，人口地域分布适宜性包括城乡和区域两方面内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事实，发现时空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实践指导价值。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谋求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之基础，中国人口与发展再次行至十字路口，人口研究不能刻舟求剑；其不仅是重大学术性命题，更是社会、经济性实践难题。研究分析需要立足中国实情，贯穿全文的逻辑主线是人口转变和空间分布，主题是人口、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是建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理论体系。

摘要:国内并未形成城市化的共识，城市化推进却处处受挫。当代中国城乡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两难困局：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矛盾和发展受困快速显现。两方面的事实比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城市化道路诉求”的存在，表明既有的城市化进程推进方式面临挑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文章基于此现实和理论发展困境，构设中国城市化研究新框架；文献归纳总结贯穿全文，内容谋篇布局抓住城市化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困局，意在构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概念性框架。中国道路选择题注作两层含义进行解读：其一，解构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其二，探讨契合于中国实情、因地制宜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路径选择。植入“脆弱性”概念研究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正当其时，有鉴于此，文章给出了具体的实现框架。

摘要:文章考虑了在住房价格的滞后影响下城市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考虑到住房价格时间上的滞后效应，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发现城市化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住房价格存在时滞性。通过纳入空间效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发现在考虑到住房价格的空间依赖性的情况下，城市化依然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省域城市化对住房价格的推动效应存在差异。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因此需要协调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