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并于2010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被称为“中国奇迹”，但两个大局发展构想安排和资源要素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配置也相应积累了众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刚性、滞后、地区差序格局固化、二元结构扭曲以及供给与需求失衡等结构性问题，高增长与累积矛盾交错相连致使区域经济产生分化，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扭曲，这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结构失衡”^[1-2]。合力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渐趋向下调整，从“保八”到7.5%的转变预言着低增长发展时代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增长奇迹及增速放缓并不应被看作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现象，而是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引致增长过程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扭曲问题的集中爆发。为其提供“对症”的药方，则需要找到统领全局的结构调整举措，而这一举措需从众多结构失衡之间的关联入手^[3]。区域协调和以人为本的平衡发展是重要的现实问题，若不注重结构与增长的内生逻辑关系将可能制约发展水平的提升^[4]。立足现实对中国问题加以审视和研究，增长过程中资源要素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配置(与要素配置相关)和“两个大局”发展(既与要素配置相关，更与空间尺度相关)自然地成为揭秘以持续高增长为特征的“中国发展奇迹”的关键切入点，需以经济结构转变和调整切入阐释中国区域增长实践逻辑。

一、在结构转变中寻求公平发展

新中国60多年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60多年，在经济建设层面就表现为对物质文明的追求，而从阶段性划分，可大致将其概括为“前30年”和“后30年”^[2]：前30年，以区域平衡甚至平均的发展思路探索计划经济体系构建；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渐进式改革谋求经济转型。但归根结底是在“效率和公平”这两大社会发展目标之间权衡，“效率与公平”是纠葛于中国增长过程最为重要的论题，也是区分增长与发展内涵概念的本质，可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实则体现的是结构与增长的恰合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选择在初期解决了阶段性发展受阻难题，但时至当下，扭曲的结构积累已使得矛盾凸显，可持续的题解需要在结构与增长的内生关系中寻求。

强调社会公平，中央政府已将平衡发展纳入发展考量，并认为“这些目前已经见到成效”^①，调整经济结构是其实现途径。只是在当下，“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失衡经济研究给出了诸多现实证据，诸如投资主导下的消费压抑、城市与农村的分割与差距、地区的东中西部格局等过度的、扭曲的非平衡表现被认为是“结构失衡”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关注^{[2, 5]}。中国区域发展的失衡现实是促使我们将研究视角关注于结构的重要诱因，但我们不仅仅关注那些已被称之为失衡的结构，而是将结构视为引致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予以在增长解析中加以重视，也更为关注其增长本源性，从结构的转变中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逻辑：以结构变化寻求高增长的来源，用扭曲的结构现实来解释放缓的经济增速。明确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时代的转换，“增长不等于发展”将有助于对中国经济的基础理解，也将有助于失衡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

① 2013年9月10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国际企业界人士交流时称，中国选择的策略是突出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之与稳增长结合起来，“这些目前已经见到成效”。

我们对结构的强调最为根本的是对公平的追求，“公平之路如何实现”？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因地区偏向和城市偏向的战略安排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城乡分割、通胀压力增大和收入分配失衡恶化等经济结构问题对发展的阻碍和可能的不利引起政府的反思，因而更加重视平衡发展的提法^[6]。平均、平等、平衡等概念的内涵逐渐清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实践已证明，想要以“平均”的想法化解区域增长问题，实难如愿，只有在不断向下分解中理清增长逻辑，才能为“公平”的目标提供理论基础，保障平等权利的获得和平衡发展的实现。明确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空间路径和识别不同地区的结构效应差异是我们的研究主旨所在，并提供区域经济结构适宜性的评价标准。我们从区域经济结构解密中国增长实践逻辑，具有多视角性：从空间看，是主题研究的区域对象边界和区域内、外的二维度，须纳入多层面的经济内容。从时间看，则强调结构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和演化特性，与区域相结合就表现为时空演化过程；增长实现解析更是在理论上提供了供给视角和需求视角的经济分析框架。基于此，明确了增长主题下的经济结构概念，认为不同经济结构可以通过投资、消费和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并影响经济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变迁。在经验实证中强调区域经济的供给决定性和需求决定性之差异，通过测算和识别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对经济结构作用于区域增长的空间路径和区域异质性给予分析，得知区域“块块”平衡增长过程的实现并非孤立的系统，在不损失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是我们对经济实践的期望。平衡发展是其目标，结构与增长的协调为其途径，其中，财政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

二、区域经济增长：特征事实与机理解释

转型经济可用于总结中国60年发展历程，以渐进式改革为路径的经济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导向性作用并在探索性实践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适应。农村和城市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了区域的增长驱动力，从人口的自由流动到严格户籍制度的形成再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催生人口流动、二元壁垒出现裂痕，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形成并具有“单向性”^②。结构变化引致了经济发展过程，在被动或主动的改革调整中推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各种问题和矛盾快速显现，城乡分割、东中西部差序格局、资本与劳动配置不合理、投资消费失衡、农业发展陷入困境等诸多问题警醒着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③。总体看，人口要素结构变化和土地要素价值重估^④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强调协调发展，结构的适宜性就更为我们所关注，不论是忝列“奇迹”的高增长，还是对未来持续增长的索求，经济结构成为链接中国经济过去和未来的关键。正如陆铭所述，“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人不仅需要知道来时的路，还需要选好未来的路”^[7]。结构效应在区域增长中的表现需要得到强调^⑤，厘清增长内生逻辑就需要以现实为基础。

② 资本和劳动力在宏观区域间自西向东流动的趋势早已形成；当然，在近年的人口结构转变和劳动力工资调整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也逐渐开始关注于“回流”问题，要素由城市向农村的延伸得到重视，只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利弊仍待商榷。

③ 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0日01版)评论员文章《难走的路是上坡路》。

④ 1987年4月，土地使用权可有偿转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使用年限的方式得以分离，随后1988年“深圳第一槌”和“土地使用权可依照法律规定转让”的宪法修订案给予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根本性变革，这成为土地要素逐渐得以流通的制度基础。

⑤ 结构是决定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也就要求增长需实行结构改革，这是结构主义者从结构分析中得到的重要政策结论。

学术问题应从事实而来，那么针对中国区域增长问题，就需要时刻想“世界是什么样的，对应的中国是什么样的”^⑥？认识中国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础，那么，如何体现中国的特殊性？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必然需要在中国区域增长过程和结构变化中寻求证据支撑。具体的，通过对中国总量经济和结构变化以及空间分布的描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一些特征逐渐明晰。

⑥ 这一认识得益于2012年7月与导师张宗益老师交流过程中，张老师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刻理解，其关键在于拷问“中国是否真的那么特殊”。因为尽管言论都将中国增长喻为奇迹，但投资依赖的增长路径选择却表明中国恰恰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向的道路上前行。那么中国究竟特殊在哪里就需要特别的关注，这也是构建中国式增长理论必要的基础工作。

(一) 凸显的阶段性

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增长的演化过程需要得到强调，图 1和图 2展示的增长描述无疑为此提供了确凿证据。从增长速度看，中国发展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区分^[2]，从大幅波动向高位收敛的过程十分明显，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自我适应能力、灵活性和创新性^[8]，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独特发展道路，在“效率”追求中实现了高增长轨迹；从地区差异看，增长率的收敛过程亦存在，那么就预示着地区差距的固化或者说绝对指标上的差距扩大过程，后富追赶先富的过程能否达成存在疑问。区域增长加总实现了国家的整体增长，发展战略选择、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和倾向性选择伴随其中，图 1展示的发展描述无疑是对此的概述。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率在趋势上表现出向下调整，政府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给出了回应，从8%到7.5%，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是社会与经济发展转型规律所致，中国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 强势政府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特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目标表达的不一致性。中央政府日趋理性，但地方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都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即GDP的攀升，相对中央政府的改变要小得多；地方竞争中的政府短视行为加剧了区域经济失衡，致使结构矛盾快速积累。中国的层级治理对经济的影响极大^[9]，层级制形成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M型组织结构^[10]，为地方政府“Race to the top”(趋好的竞争)提供了增长的动力源泉^{[2, 4]}。这种影响源于两方面：中央对地方官员任命的绝对权威和分权体制下的财政约束力。前者实施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把激励搞对”^[11]，中央政府通过掌握地方官员的任免能力提升经济绩效，将政治晋升与地方发展关联起来从而形成“锦标赛”模式^[12-14]和地方保护目的下的经济割据格局^{[13, 15-16]}。出于合理化集权与分权问题、促进市场建设为目的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是增长实践中对政府关系的修正手段，从“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到“财政分权”，通过财政制度安排有效地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重塑了国民经济分配格局，成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制度变量。当下，分权促进增长的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作用机制和路径的研究还存有分歧^[17]，明显的跨时差异^[18-20]则是需强调的另一关注点。鉴于此，本文在地方分割的假设前提下重点关注财政制度安排下的两级政府关系，理解中国政治运行模式下的“分块”经济增长竞争。

整体上，国家层面的财政收支从平衡向不平衡演化，政府财政压力逐渐积累。20世纪80年代是财政收支不平衡逐渐凸显的开始(尤其是1986年之后)，财政收支差额的累积扩大成为政府负债的来源^⑦；从增长速度看，财政收支的增速自1990年之后明显高于GDP增速，财政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占比的增加是促进短期高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可能加剧结构矛盾而造成更大程度的经济波动；从收支分配结构看，财政收支比例在两级政府间的调整过程被称为“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的平衡。财政收入和支出在中央和地方间的收支两条线分配表明，财政压力正逐渐向地方转移^⑧。这种收支不平衡性提供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创收”的原始驱动力。以土地为载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进一步扩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财政结构的转变伴随的“事权”下放促进了“地方竞争”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并竞争中央提供的转移支付，其手段就是以项目拉投资，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对地方的财政支持调节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在市场作用与制度力量的结合中，出现了投资驱动性增长，经济分布的空间差异性也在增长过程中逐渐显露。此方面，周靖祥和何燕^[4]将这一机理总结为通过“差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为手段”实现“以中央为起点实施自上而下的政治科层控制”，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和“位序争夺”成为其增幅器。

⑦ “政府债如何偿还”这是在政府治理中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之一，但在本文中不再深究。

⑧ 当然，随着中央财政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上升，其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均有提升，中央财政支出也逐渐转向以补助地方为主。

(三) 中国是大国

人口大国和土地大国，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存在于地区(省市)之间也存在于城乡之间，此即为空间尺度的差异性问题的根源。世界最大人口规模和通过国家权力以行政边界分配“土地”^⑨而形成的空间差异成为研究中国增长基本常识，聚焦点必然落在回应大国特质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安排形成的要素配置结构之上^⑩，人口及其他要素与空间尺度的纠葛成为探秘中国区域增长动力、发掘内生机理的重要切入口。

⑨ 通常讲，土地要素在增长研究中的资本化处理方式仅考虑了其经济属性，而其对经济空间分布和要素配置方面的作用并未加以强调，一旦剥离出土地的贡献，代表顶层设计的制度和政策对于中国区域增长的作用就需要重新评估；在本研究中，考虑土地公有制和土地不可流动的大背景，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大国特征的另一表现形式—空间结构上，通过相关与差异描述增长。

⑩ 本文以经济结构为关键词，实际上是对经济学本质问题“资源如何配置”的回归，土地和人口(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中备受关注的投入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何所而来？何所而去？”所构成的结构性增长来源成为本研究的主题所在；实践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性改革开放成为区域结构格局演化的“催化剂”，中国区域增长解密中结构必不可少。

我们强调结构性，在大国特质下也更关注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伴随的相关性和异质性。空间尺度成为解读中国区域增长极为关键的视角，这是本研究区别于既有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进一步的，根源于“中央—地方”层级政府区划以及形成的“块块”状割据竞争态势，则指明以“省市”为边界的空间尺度可称为研究中国区域增长问题的适宜选择。根据图 5(依次对应1952、1968、1978、1985、2000和2010年)，中国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梯度性，而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也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逐渐向内陆蔓延，只是中国区域经济重心从未离开东部沿海地区，地区梯度格局已经形成且在不断固化。

人口大国特质则指向中国区域经济研究需对人口及其结构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在传统增长理论分析中，采用劳均化方法对供给方程进行处理，将劳动力或者人口的作用掩藏在了单位化的资本等变量背后^[21-22]。图 1对人口数量变化进行了展示，其线性表现和增速趋缓的态势不可避免地预示着总量人口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的拐点先于人口拐点于2011年出现)^⑪，从依赖“人口红利”向释放“制度红利”转变的呼声高涨。在大国特质下，我们关注人口的省域空间分布，更关注人口的结构构成：以城市化为指标的人口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劳动力占比以及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以城市发展带动区域发展，是中国区域增长的实现途径选择，这赋予了城市化人口结构属性之外的经济结构属性。但城市化在消融城乡隔阂的同时却也在固化着差序格局和“城与乡”的划分，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渴求和将“农村转移劳动力”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之外正在加剧城乡失衡(图 6中非户籍人口的集聚地基本都是城市)，成为强调“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根源。倍受关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旧称“农民工”)在地域空间上从西部地区向中部和东部地区、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的单向流动提供了增长空间效应的另一作用机制(图 6)^⑫，也被认为是劳动力要素流动形成的“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以农业向服务业转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转变也与农村劳动力跨地区的空间转移相伴^{[6, 23]}。先富地区经济转型、城市化推进甚至于去工业化等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工业的内迁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问题，也就为增长和结构具有鲜明的空间相关特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⑪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全国人口年度抽样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表明结构矛盾已先于总量矛盾出现在中国实践中，“人口红利”是否即将耗尽，对结构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

⑫ 图 6指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为主要的人口输出省市，而且2010年和2005年的对比更表明这种人口转移的力量正在强化。

(四) 改革贯穿于增长过程

“中国奇迹”的创造离不开经济改革和制度改革。对适宜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实验过程，在摸索中寻求中国自己的增长理论轨迹。行至当下，对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渴求依旧凸显，“调结构”被寄望成为可用的改革手段。尽管各界都在传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被强调、改革浪潮再次来临，但事实上，从关键词看，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是在不断通过改革和调整结构的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控和路径修正(图 7)，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指导从未停止。在此过程中，结构转变与改革同步，投资与消费需求的重要性也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在重大变革中出现拐点(如1980、1985、1990和2003年)^⑬。

⑬ 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寡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问题的“严重性”，词频降低则可能意味着特定问题已经得以化解或者格局已形成，没有了讨论的必要；变革本身就是对结构的制度性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无疑是在准确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道路迈进^[24]，快速扩大的总量规模掩盖了诸多结构矛盾的激化，也成为结构矛盾不断积累的原因之一。投入型增长是对中国增长的描述，投资被作为经济控制的重要手段影响了中国35年的区域增长，财政转移支付是这一机制实现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和消费的分配趋于失衡并恶化，资本比重不断累积、消费被抑制，从1978年的36 :62到2011年的48 :49(图 8)，两者的比重发生反转。这成为担忧投资依赖型增长的直觉来源：在增长之外，人民开始提出更多要求，消费作为福利实现的必然手段被国民所注重，单纯的增长在解决结构矛盾上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区域空间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消费结构还有所差异，更是与政府的发展战略安排相关联，政策或制度安排下的结构引致了区域的增长也隐隐阻碍着长期增长，这需要在实证检验中提供经验证据并予以解答。

可以发现，中国区域增长是在以省份为单位的“块块”区域竞争中实现的，不论是大国表现出的空间尺度性质和城乡差异、发展演变中伴随的结构演变、改革实践中以结构为手段的方式选择还是政府组织架构下形成的诸侯经济特征，无一不是与“结构”息息相关的经济内容，因此，与中国特质相应的经济结构转变(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可被用于解释中国“不可能”的增长现象。从经济学理论讲，马克思的两部门经济学可被视为“结构”的起源^⑭，传统增长理论中描述的增长过程也并“不是单纯的边际增量问题，而是结构变动和全面增长的问题”^[25]，结构构成在增长过程中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6]，增长、波动或发展的实质就是经济结构演变^[6]；进一步的，在经济学思维演化过程中，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增长给予了经济学者诸多灵感，“关心发展中国家那些可观察到的特征”^[26]成为了发展经济学关注结构分析从而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重要来源。承袭这一思路，我们结合中国特质表现出的结构性，从结构失衡与结构变动方面切入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机制进行描述，以展开区域增长逻辑分析。

⑭ 马克思，1885：《资本论》第二卷，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当我们进一步对“结构效应从何而来”进行思考并承认中国区域经济过程本身就是要素配置与经济运行秩序的构建过程之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要素流动和安排资源配置的制度有关，多层面的结构失衡是制度安排作用于区域增长的途径和表现，因此制度造设的格局形成对结构解释增长至关重要。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与之相辅的所有制安排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起点。劳动力与土地要素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资本配置结构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及波动的方向和质量^[27]。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资本配置的重要手段要求我们对“分权”加以重视。因此，研究中需阐释土地制度、人口制度和财政制度在中国空间结构格局形成和要素配置扭曲进而产生经济结构恶化等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制度安排本身即是对增长逻辑关系的描述^[28]，⑮。经济结构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只是在研究主题上，本研究更为强调经济结构的纽带作用：结构是制度作用的实现途径，制度通过结构发挥对增长的效应。因此，在结构视角的增长研究上，对经济结构的考察应与中国的制度安排对应，强调制度是经济结构变动发生的来源，制度安排本身描述了区域经济的增长逻辑，以结构变化解释增长过程实则是对制度这一根源的强调。那么相应的，在政策含义上，“调结构”不能是对结构的调整，而应是对经济规则的调整，也就是制度是调结构的关键，管理实践需抓住本质问题。

⑮ Acemoglu等人将中国过去的快速增长归因于依靠经济上的包容性制度，因而持续的增长需要在今后实现政治上的包容性制度才可达成；这一分析框架源自Acemoglu和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详情参见：Acemoglu Daron, Robinson James.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三、增长实现逻辑：供给、需求、空间 (一) 投入决定增长与需求引致增长

此为投入视角和需求视角的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解析框架，内含的不同要素的配置情况反映经济结构，是为“结构引致增长”。研究中我们对经济增长分析方法予以梳理发现，已有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是“供给”(生产)面的求证，从供给或者要素投入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相关的计量模型也主要是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29]，生产函数的形式则以Cobb-Douglas模型为主流，强调资本、劳动力的存量作用。主流增长理论的发展致力于变量的内生化。这一过程中，Solow^[30]提出了基于总量C-D生产函数的索洛余值法，并构建了简明而又优美的增长测度公式(式1)，从而开创了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先河，为众多学者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31]。供给视角的经济分析也成为传统增长分析的主要思路。以此为框架对经济结构效应加以分析，其形式基本以lny =lnA + λX + αlnk + βlnl最为常见，λX为结构变量，这实则隐含着“经济结构因素通过影响经济产出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假设，因该分析方法中的计量方程可认为源于Y =(Ae^λX) K^αL^β的人均化和对数化^[6]。

$ Y = A(t)f(K, L), \frac{{\dot Y}}{Y} = \frac{{\dot A}}{A} + A\frac{{\partial f}}{{\partial K}}\frac{{\dot K}}{Y} + A\frac{{\partial f}}{{\partial L}}\frac{{\dot L}}{Y} $

(1)

生产函数的便捷性无疑导致了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分析中的主流位置，但也因此忽视了总量经济的另一方面—需求的作用分析。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解释产出的主要因素，随之而来的思考就在于，经济增长理论真的能够较好解释增长么？秉承需求导向分析方法的经济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基本观点在于，认为需求引致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方程进行微分化展开，其本质在于考虑经济的总量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相对于投入视角的分析，需求视角的增长分解则对结构作用的强调更为直接，指出需求因素对增长的作用来自两部分：要素变动比例和占总量的比例，即存在需求结构性影响(式2)。需求核算方程表征的增长构成的流量性则提供了对相应要素的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的增长效应差异进行考察的分析基础，其中尤以投入视角的资本存量和需求视角的投资流量差异最具有经济含义^[35]。换句话说，在理论基础建构层面，经济增长分析通常有两个框架—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和基于需求核算方程的凯恩斯模型。要素作用和结构性在其中被考察，分析框架的选择则应从研究主题出发。

$ \frac{{\dot Y}}{Y} = \frac{{\dot C}}{C}\frac{C}{Y} + \frac{{\dot I}}{I}\frac{I}{Y} + \frac{{\dot G}}{G}\frac{G}{Y} + \frac{{N\dot E}}{{NE}}\frac{{NE}}{Y} \Rightarrow y = f({c, i, x, m, g}) $

(2)

(二) 空间尺度与区域异质性

区域地理空间的信息纳入给予了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确定空间尺度和考察区域异质性的要求，要素结构与空间分布的纠葛使中国增长逻辑必须对要素在跨区域空间上的分配予以重视。“地方竞争”促成的中国经济增长^{[12, 36]}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空间相关属性，区域间竞争/合作、相互模仿学习或者相异的发展战略选择形成地区经济结构空间关联的来源。然而，受限于计量方法的可实现性，经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研究还缺乏确定性的经验证据，由此产生的方法论层面的要求促使我们引入空间计量方法控制空间邻近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空间异质性^[37-39]，明确经济结构效应的空间路径与空间异质，是正确识别中国区域增长逻辑的关键。

大国特性下的区域差异性则进一步要求分析不能是平均的和大致意义上的，区域的异质性表现需要得到体现。空间与时间的联接则强调中国区域增长的演化过程，以动态视角探求中国区域增长逻辑，这是对中国阶段性特质的回应。时间维度反映经济增长趋势问题，而空间维度反映发展战略、资源流动和区域配置结构(尤其是土地使用和劳动力)，中国增长逻辑需同时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局部性^[29]。对此研究的阻碍依旧是在方法论层面，因为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需要依赖于局部信息的获取，而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回归模型参数和其他固定系数模型大多只是“平均”或“全域”(Global)估计，并不能反映参数的非平稳性^[40]，难以获得中国区域经济中的结构性和异质性统计量的考察，全局内部的结构性抵消导致分析结论难以准确描述中国区域经济实践的现实情况。因此，对空间的重视和异质性的强调，需要我们引入空间计量分析和异质性估计方法，以此才能提供局部的和更为详细的经济关系描述，具体方法涉及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和地理—时间加权回归方法(GTWR)^[41-42]。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的异质性特征显著，且经济结构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时空演化特征，增长分析应具有针对性。

四、重构发展主义逻辑

前文分析中，我们已明确了“结构引致增长”这一主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是增长和发展的“深层因素”，而制度却是塑形结构的现实基础。总量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是结构问题，但调结构总是不得章法，究其原因却是因为制度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因此，改革改的应是制度而不是结构，调结构也不应是对结构的直接调整，而应该是对制度安排进行调整，这才是调结构正确的途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一个都不能少。基于此认知，我们提出如下政策思路。

第一，强调区域统筹和城乡融合，中国区域增长过程不能将各个地区(此处强调省市边界)割裂开来。增长最为关键的变量仍旧是人口和土地，在机制设计上则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相对应，那么考虑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同时，各地区政府应关注就业吸纳问题，致力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管理工作，做好劳动力安置，引导区域经济发展中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形成。短期目标应强调非户籍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一目的的实现就要设计户籍制度中相应的人口自由流动问题，在制度上和机制上维系地区对人口(或劳动力)和资本的吸引力^[35]；深层次的长期问题则在于农村发展，正如桑德斯^[43]所述，“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和资源”。这与我们在《农村发展与禀赋条件一致性甄别：来自村的证据》一文中强调的城市和农村并非简单且清晰分割的两部分，而是发展问题站在城市看农村和站在农村看城市的两个视角的不同却又相同的思考，单边行动难以谋求公平发展。

第二，谨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切忌忽视小农经营生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并应事先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安置工作。土地制度改革被期望成为促进城市化(政府层面强调的“城镇化”)、扭转农民收入低的实现手段，似乎转移农村劳动力成为了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也是维持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但逐渐消逝的农村却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和需要警醒的地方。通过“走出去”的办法消除农村的贫困虽然能够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却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更为严重的粮食、社会保障、公平等问题依然不能得到解决。集中化似乎成为未来几十年的选择。2013年《一号文件》业已提出了农村土地集中经营的构想，然而，单纯和“粗暴”的集中化可能引来超出我们所预期的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实践中要慎之又慎；另一方面，农民逃离粮食种植活动背后的根源—农业收益过低、农村人口结构(农村老龄化)和新农民诉求变化(年轻农民不再务农)，实际上是农村发展更为严重的隐患，因此完善农产品价格决定机制、着力于提高“种地”的收益以维系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才是关键—“让有钱的农民种地和种地的农民有钱”，根本上就要“顺势而为”，适应当下的农村发展状况才能使政策有成效。

第三，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推进地方政府改革。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是形成中国诸多结构矛盾的来源，发展过程的两性分野(政治性和经济性)及脱节使中国内外经济失衡不断加剧^[4]，从此着手也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财政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是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短期内最为有效的工具。财政是政府部门最具有自主控制的管理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来源，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除却人口和土地结构的作用发挥，财政和区域更是管理实践中需要特别强调的因素。在投资来源上，中国区域投资具有明显的投资主体性和分配偏向，各地地方政府也是投资的主要提供者。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回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巨额的计划投资金额仅依靠财政收入显然不可行，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合力推进投资主体结构优化。民间投资作为繁荣城乡市场、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力量，其作用在地方实践中需获得充分的介入；而对资本投向，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协调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比例。

五、结语

总的来讲，区域增长是理解中国经济的逻辑起点，而经济结构是其深层次原因，结构扭曲的积累要求各地方应将增长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以此形成稳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就是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在其中，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得以尝试，城市化进程可被视为其量化指标。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崛起孕育出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苏南模式” 以及“户籍制度”松动条件下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间关系的变化催生的“温州模式”^[46]等，都是以“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方式实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选择的具体表达。为实现发展与增长的统一，“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逐渐被政府强调，城镇化大规模推进，试图通过政府的干预扭转失衡，实现公平发展，但这未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也未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未来还在继续探索中。“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成为当下寻求未来区域发展的诉求点所在。无疑，结构的适宜性是链接中国经济过去和未来的关键，寻求有质量的增长需从经济结构入手，前提则是明晰结构效应的传导途径，而这一点则需要以中国现实为基础，立足本土化经济实践建构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内涵，以此促成结构视角的中国区域增长分析不断向下分解。这正是对研究要“顶天立地”的实践：以问题为导向，问题决定方法，方法解释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寻求“真实的中国经济”描述。

鸣谢 该文内容为作者博士论文的核心思想总结。作者感谢导师张宗益老师在博士论文思路构建中的指导以及湘潭大学周靖祥老师在主题选择和论文写作中提供的建议；本论文在湘潭大学消费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转变论坛”(2013年)上报告过，感谢湘潭大学田堃老师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