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日军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面对日军的残酷轰炸，宋美龄从重庆持续不断地发出救援呼吁，并通过各种渠道谴责日军暴行，苦劝盟友慷慨相助，为推动国民政府获取更为广泛的国际同情与各方的援助做出了贡献。

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宋美龄的研究大多集中讨论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战时外交、妇女工作、新生活运动、西安事变、宗教观及其与蒋宋家族等主题，尚未有对重庆大轰炸时期的宋美龄研究的专题成果。本文以重庆大轰炸为切入点，首次运用美国卫斯理学院特藏的宋美龄的重庆信函，并辅以其在渝期间的广播、演讲，蒋介石日记及其相关中外文献，以1939、1940和1941年为主要分析时段，系统梳理宋美龄应对日军大轰炸的救济实践，从一个侧面考察宋美龄在重庆时期的活动轨迹与特征。

一、 全力赈灾：谴责日军轰炸暴行

1938年2月18日，日军首次空袭重庆。从2月到11月，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多次试探性轰炸。12月8日，宋美龄随蒋介石抵达重庆。当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日记中记道：“蒋委员长今日下午到了重庆，这是武汉撤退后他第一次入川。他来了，于是有许多人起了敌机将不断来袭的忧虑。”^[1]328同月，日本陆军以天皇名义下达的“大陆命令第241号”及“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以“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上下”，摧毁敌人的战略和政略中枢为目标^[2]55。

远离战区的雾重庆让初迁至此的人们有一种可以躲避日机轰炸的安全感。宋美龄的秘书钱用和回忆说，在这里“不必逃警报，晚上安心酣睡，得补偿关河跋涉的辛劳”^[3]。然而，重庆并不安全。1939年1月10日，陈克文记：“上午大雾，咫尺不见人。但十时过后，忽闻空袭警报，转瞬又变紧急警报。敌机嗡嗡之声已达市空，惟未投弹，亦未放高射炮。重庆赖天然之保护，时间恐怕亦不会再长了。”^[1]3521月15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日军轰炸了重庆主城，行政院与国民政府附近“部分房屋被炸毁”，“淑德女子中学旁边被炸死的老百姓，死尸陈在床上，尚未殓葬”^[1]354-355。就在一天前，宋美龄给艾玛·米尔斯^②写了信，这封近4页的长信当天并未寄出。1月16日，宋美龄又在信末补记了重庆遭日军轰炸的情况。她写道：“昨天日本人的轰炸机侵入这个城市，发现这里的云已经散了。他们有能力在这个城市的很多区域扔炸弹，那样会炸死大量的人，还会伤及更多，造成无家可归和贫困。一枚炸弹就可以杀害一个家庭里的17个人。迄今为止，日本人还不能到达这里，是因为有雾，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当来自南方的风将云雾吹散之后，日机就会不断地来轰炸了。轰炸总是要让我们的工作强度增加，同时也会增加我们的责任，并且轰炸也会需要更多的救灾资金。”^③

②艾玛·米尔斯是宋美龄在卫斯理学院的同窗好友，也是宋美龄一生最为忠实的朋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艾玛成为宋美龄在重庆了解美国公众舆论及华盛顿对华政策信息的重要民间渠道。为表彰艾玛在美国为中国所做的民间筹款等贡献，重庆国民政府特别授予其杰出服务勋章。有关宋美龄与艾玛的友谊历史研究参见Delong, Thomas A., Madame China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s,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7.

③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anuary 14, 1939, Correspondence from May-ling Soong Chiang Jan. 1939-Jan. 1945,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MSS.2, Box 9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2月8日，宋美龄又致信艾玛，告诉她日军开始越来越密集地轰炸中国不设防的城镇。她写道：“到目前为止，天空的云还可以帮助我们逃过日军的狂轰滥炸。当天空的云雾消失之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如果飞入重庆上空，这个城市将化为废墟。这里人口高度密集，被两江环绕的山城半岛没有空旷之地可逃。这里有镶嵌在山崖中的防空洞可以庇护民众。悲剧是许多人将不能到达这种安全之地。”^④2月18日，宋美龄为战争孤儿募捐致函美国的儿童。在信里，她也预测陆续转移到重庆的难童们将难逃日军的轰炸^⑤。

④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February 8, 1939,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⑤这封长信以《致美国的小朋友》为题分别刊登于《中央日报》(1939年4月2日、9日、16日，第4版)与《妇女新运》(第12号、第13号、第14号。)

为应对日军的空袭，国民政府在移驻重庆不久即部署防空^[4]。1938年10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公布“疏散渝市人口办法”。1939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拟定“重庆市房疏散之计划”^⑥。期间，蒋介石多次下达有关疏散重庆市区人口以防日军轰炸的手令。宋美龄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子冈的采访时说：“我们应该多多建筑防空壕，老百姓们在屋里子躲飞机太危险，救护队也不够，这工作应该由卫生署、市政府、防空司令部共同努力。”^[5]据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939年2月24日下午，宋美龄召见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齐，指出“本市街头野犬较多，到处狂吠，如遇空袭，更为可虑”，要求“立即着人捕杀”^[6]。此时，当局“多方宣传”，然而疏散人口、增开防空洞等“消极防空”的举措在实际执行中效果不佳。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939年5月3日，午间，27架^⑦日机从武汉起飞空袭重庆，对基本未设防的重庆主城区域实施狂轰滥炸，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空袭时间长达1小时50分钟。下半城老城区朝天门、陕西街、望龙门、太平门和储奇门等41条街道被炸起火，银行林立的金融区遭受毁灭性打击，成为一片废墟。5月4日，傍晚17点17分，27架日机再度对重庆实施更大规模的空中屠杀。此次狂炸目标锁定上半城的商业中心，被炸区域包括会仙桥、上下都邮街、劝工局街、苍平街，到至诚巷、鸡街、蹇家桥、代家巷、石板街，以及通远门外中山一路一带。共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上半城38条街道被炸起火，驻渝英、法、德使馆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了人员伤亡6 314人，其中死亡2 646人，重伤3 668人，损毁房屋3 686栋1 185间，直接损失近200万元(按当时的币值计算)^⑧。

⑦一说36架，另据蒋介石日记记载为“40余架”，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日。

⑧《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97-98页)。关于“五三”、“五四”大轰炸伤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另据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计，5月3日与4日的轰炸伤亡为5 014人，其中有3 000人以上死亡。被炸毁的建筑物共计2 391栋(见Air Raids upon Chungking: Japan's Policy of Terrorism [M]. Chungking: The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 1939:4.)。

5月3日，蒋介石在警报解除后，立即赶赴市区视察灾情，抚慰难胞并督促抢救工作。宋美龄也于空袭后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参与组织救护^⑨。次日，《读卖新闻》报道了这一情形^[7]。《朝日新闻》也刊发消息，称在5月4日“第二次空袭之前，蒋夫妇整日都在视察前一天在轰炸中受害的市内各处”^[8]。当天，宋美龄还带领新运总会指导委员会暨妇女慰劳总会沈慧莲、唐国祯等十余人，携带衣物赴各医院慰问受难同胞，并派妇女慰劳救护队前往医院协助救护工作^⑩。5月5日，当宋美龄再次来到市区轰炸废墟视察时，路遇向郊外转移的难童队伍，她“帮助拦截车辆运送儿童，又让随从找食品给孩子们充饥，师生们乘车顺利到达大田坎”^[9]，一周后, 在给艾玛的信中，宋美龄谈到了在轰炸中救助难童的事^⑪。

⑨有关5月3日、4日两天轰炸的惨状，蒋介石的日记和宋美龄5月9日的长信中对均有记载；此外，相关文献还散见于哈佛大学档案馆藏白修德档案(Theodore H. White Papers HUM 1.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与耶鲁大学神学院特藏传教士档案(John Hersey Papers Group No.145,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China Record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 Group 8, China Missionary Oral Historical Collection-4,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等案卷。

⑩《蒋夫人关怀被炸难胞派员慰问并散发药物》(重庆各报联合版(2)，1939-05-07(1))。当天，该报同一版刊发“本报特写”，报道称：“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士整天在XXX收容所里慰问难民，极其辛勤。”

⑪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 Long Mills, May 10, 1939,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进入了紧急战争状态。5月5日，国民政府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同日，蒋介石手令政府机关采取紧急措施，全力展开重庆救难工作。何应钦受命督办重庆民众疏散事宜，周至柔为全国航空委员会主任。疏散委员会有权直接征用一切公私车辆及交通工具，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汽车亦被置于征用之列”。“党政军各机关文官兼任以上，武官校官以上之职员，至少捐薪一月，作救济难民之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迅速“增拨百万开辟渝市火巷”。内迁重庆的中央党政各机关人员被动员起来，组成了“永久性服务队，维持交通秩序，协助难胞疏散”^⑫。5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长。5月20日，国民政府又任命贺国光兼重庆卫戍副总司令。同时，改组防空司令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防空司令，建立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的防护总团及有关空难救济机构，逐步形成一个以防空司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系统。在重庆公开发行的中共党刊——《群众》上发表时评，称赞：“由于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最近战时首都的人口疏散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解决。尤其是敌人狂炸暴行后的几天，党政军各方面对于清除、救济、服务等项工作所表现的积极精神与周密的注意，至堪钦敬。”^[10]

⑫参见1939年5月6至9日出版的《重庆各报联合报》第一至四号各版头条消息。

5月9日，下午6时20分，宋美龄在重庆用英文向澳洲发表广播演讲，痛斥日机狂炸重庆，滥杀和平居民，她说：“我正在一个悲哀沉痛的地点，向诸位演说，这里，几天以前，还是重庆城中繁荣热闹的一角，如今我的周围却尽成了残破的废墟……我改变了你们要求我广播时所定的题目，来报告一些有关敌机空袭的事情，以轰炸来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真是这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最可怕的发明，民众们远离战区，可是生命的安全仍然随时受到威胁，然而交战的国家，决不能藉轰炸以获得胜利。”宋美龄继续讲：“此刻，在我演讲的此刻，鼻子里面还嗅到被轰炸后的难闻的气息，这里被轰炸的酷烈，被燃烧的惨厉，是现代史上所空前未有的，我由衷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城市，不要再受到同样的灾难。冬天几个月来，这里有浓雾掩盖，可是我们早知道残酷的敌人在等待时机，先把那里造成死亡的陷进，然后蔑弃了人道的德义，用轰炸机把一切都毁成灰烬。敌人向世界夸示着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还声言要完成这种毁灭工作，即以前几天而论，敌机几分钟的匆匆掠过，已把全城最繁盛的大部分区域造成了基督受难的考而高萨，然而敌人的这种自诩为胜利的暴行，不过是以前对中国无数城市散布恐怖手段的重演，但程度更加残酷而已。这是他们故意要把中国毁为荒漠，使中国人民无以生存而沮丧他们勇气的政策之一。”^[11]

5月10日，宋美龄致信艾玛，这封长信只有一个主题，即控诉一周前日军对重庆的两次轰炸暴行。她写道：“这些轰炸是日本人迄今所能犯下的冷血集体谋杀罪行最恶劣的表现。”她说：“我在空袭过后出去视察救援工作。受害地区仿佛炼狱……攀附在山坡上的房子绝大多数是木造房屋，底下以长柱顶住，一烧即成燎原之势……重庆这个城市房屋稠密，堆积在一个又长又高的地岬上，周遭都是峭壁。房子从坡地一路往山顶攀爬。它们靠狭窄的石头巷路连通，每户房子只有一个门。当燃烧弹把前门烧了，老百姓就没有后门可以逃生……为人父母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子女活活烧死。有些子女看着父母亲奋力想要从烈火中冲出一条生路，却被落下的梁柱吞噬。垂死者的哀嚎、受伤者夜里的呻吟，惟有因不间断的大火才被掩盖下去。”尽管轰炸已经过去了一周，每一堆瓦砾前仍摆着一排又一排的棺木——有钱人用华丽的棺材，穷人用木箱。“炸弹把贫富、贤孝打成同一地位——全是以钳子从冒烟的瓦砾堆下检出的焦肉……”废墟上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日益上升，住在附近根本无法忍受”。宋美龄又写道：“如果日本人认为他们以这种不人道和深思熟虑的冷血谋杀可以吓到我们，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已经团结一致”。在信末，她恳请艾玛：“请尽你所能让美国人民了解，这场降临在中国的死亡与浩劫是因为有了美国对日本的汽油、石油和制造炸弹的材料帮忙制成的炸弹。必须认识到孤立主义不会让美国远离同样的命运，或许这样的厄运就会发生在你们的下一代身上。美国的唯一捍卫自身安全寄寓于鼓起勇气，坚决果断而积极地站在反侵略国家的一边。”^⑬

⑬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May 10, 1939,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6月20日，宋美龄又致函母校美国卫斯理学院的学生，再次谴责日军滥炸重庆犯下的滔天罪行。她同时提醒美国朋友：“若非美国坚决反抗侵略行动，则美国人民必难逃脱今日中国人民之所遭遇。”^[12] 7月14日，她致函艾玛，对其将信中描述的日军轰炸重庆的暴行公诸于众深感欣慰^⑭；7月17日，《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轰炸并没有阻止中国领导人在广播中的乐观而高昂的斗志。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委员长最信任的助手’宋美龄宣称：中国人民的抵抗实际上消耗了日军。她呼吁西方国家应‘尽快’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⑮。

⑭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uly 14, 1939,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⑮War in China: Third Year, Time, Monday, Jul. 17, 1939.

二、 呼吁救助：应对残酷“轰炸季”

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112天、72次的长时间连续空袭，此为无差别轰炸的“101号作战”计划。其中以“挫折敌国民战意”为目的，对重庆市街、工业区的轰炸从5月26日开始，至8月23日结束，在90天的时间里，共攻击了32次。依据这一轰炸计划，重庆的市街被划分为A至H区，日机依次在各个地区进行彻底的地毯式轰炸战术。日本学者前田哲男指出：“101号作战时间之长、投入兵力之多，使用的炸弹种类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日本航空作战史上开辟了新的天地。”而“1940年重庆上空降下的恐怖，其历时之长久和程度之严酷却是人们难以想象到的”^[2]167-170。

就在“轰炸季”^⑯来临前，1940年3月31日，宋美龄结束了在香港就医，与大姐霭龄、二姐庆龄同机赴渝^⑰。4月18日，上午7时45分，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之请，宋美龄偕同两位姐姐向美国播音，由美国NBC电台转播全美^[13]。三姐妹饱含激情在重庆联袂对外广播，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强有力的援助呼吁。在两位姐姐演讲之后，宋美龄讲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将近三年之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美国法律的国会议员，对下列两件事，必须做到一件，或者是对于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动，也就是对日禁运汽油、煤油以及其他战争原料。”她说：“炸弹的爆炸声，虽使中国的同胞震耳欲聋，但是仍旧渴望着听一声贵国方面的答复。”^[14]

⑯“轰炸季”的说法始于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自此，每逢秋冬雾季一结束，重庆便遭受更加残酷的狂轰滥炸。《读卖新闻》在报道日军轰炸重庆时，使用了5月为“空袭月”的说法。参见《重庆奔走于增设防空壕同时转移大使馆》(读卖新闻，1940-5-1-001).

⑰重庆时期，宋美龄每年都会短暂赴港治病。1939年3月17日，她首次从重庆飞香港治疗牙病和调养，4月返渝。此后，宋美龄多在秋冬至初春时节赴港，春夏季返回重庆。这一出行规律显示出宋美龄在重庆驻留时期与日军“轰炸季”的一致性。

在5月7日和9日，宋美龄接连给艾玛写了两封信。她写道：“过去的一个月，我一直在带我的两个姐姐到处视察旅行。她们对我这三年坚持不懈完成的工作事实表示了惊异。她们很好奇我还没有死掉或者被埋掉。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过我想惟一能够驱使我不断坚持工作的是一个信念，那就是，只有我一直坚持工作，我们就能赢得战争。”^⑱她告诉艾玛，“轰炸季已经开始”，她们的行动不仅“受限”且“危险很大”^⑲。

⑱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long Mills, 7 May, 194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⑲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long Mills, 9 May, 194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对于如何安置被炸的抗日军属，宋美龄十分关心。当得知居住在江北第九、十两区出征抗敌家属因轰炸后政府拆除火巷而“流离失所”时，5月14日，她特别致函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提请市政府“从速拨屋安插”，或者“设法协助安排”，“以慰出征军人而利抗战”。5月16日，吴国桢复函一一详报应对举措，“一面令饬营建委员会就观音桥、杨坝滩等处新建平民住宅尚未发租之一百五十二栋(每栋二间)全部留予此次房屋被拆之抗敌家属以优先居住之权。一面令饬社会局派员协同江北警察第九、第十两分局即日登记各志愿前往移居之抗敌家属，并调查其究欲往何处——观音桥抑或杨坝滩——以便分配同时考察其家庭状况，如确系无力搬迁者，并饬由市赈济会酌给补助费以示优待”^⑳。5月22日，宋美龄函复吴国桢，称其“关怀征属体恤周至无任佩慰”^㉑。

⑳重庆市档案馆《宋美龄关于请拨房屋安插江北区第九、十两区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致吴国桢的函(1940年5月14日)》[档案号：0098-1-27], 第28-2至31-1页。

㉑重庆市档案馆《宋美龄关于感谢安排江北第九、十两区被拆火巷抗敌军人家属住房及发给补助费之事致吴国桢的函(1940年5月22日)》([档案号：0098-1-27]，第48-50页)。

5月26日上午，日机百余架分四批进入重庆市空狂轰滥炸，这场劫难致使重庆城“昔日肩摩踵接之繁华地，大过变成砖堆瓦砾，荒凉满目，不可复识”^[1]425。5月31日，蒋介石记本月反省录：“最近敌机出动一百五十架，集队分批轰炸……至朝至晚不断骚扰。”^[15]570-571当天，《纽约时报》以“轰炸重庆成了日军的日常事务”为题报道了“这周以来每天的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又多了几百人……完全可以相信日本在广播中所宣称的，他们计划了一个对重庆进行为期十天的轰炸，尽一切可能摧毁这座城市，毁灭其工业、政府和教育机构”^[16]。

6月开始，日军轰炸机来渝轰炸更加疯狂与频繁。据陈纳德的观察，日军常常是“天天有九十架到一百架飞机轰炸重庆”^[17]。6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称日军“用800枚炸弹进行23分钟的轰炸，摧毁了三分之二的老城区，伤亡1 500人”^[16]。6月16日，陈克文在日记里写道，在这个晴朗的星期天，日本人的飞机“又来做一次大规模毁灭重庆的工作”^[1]617。当天，宋美龄从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给艾玛写信，这是一封手写长信^㉒，她写道：“……每天来轰炸的日机在空中咆哮的隆隆声让人身心焦虑……上星期，我们重庆的家中弹了，但日本人一向瞄不准，庭院里炸了几个洞。房子依然屹立无事，像个盲人用他看不见的双眼向天空眺望。我有许多朋友在过去几次空袭中，损失了房子和财物。有些人甚至躲到防空洞，衣服还被烧毁……我把一些必需品分置在几位朋友家，以免万一发生最坏的状况，我不必穿戴无花果叶在重庆街头走动！”“我们过去一个月遭受到许多次空袭，所有的目标全都不是军事性质……飞机依然在空中盘旋，他们飞来的阵型像巨大的乌鸦。轰、轰、轰！他们现在开始在江对面投弹了。我不能看到爆炸的情况，因为我现在在黄山这一边。我丈夫和我住在山上，因为我们重庆的家已经不能住了。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城里的住址，因为卖国者汪精卫曾经访问过那里，会告诉日本人我们的住址……老天，我们怎么就缺少飞机啊！我们有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却极度地缺乏飞机”^㉓。

㉒在宋美龄给艾玛的信中，手写函件通常多在早年时期。抗战时期，宋美龄的信多为打印稿，仅部分信末有用手写的“又及”内容，落款处为亲笔签署“蒋宋美龄”。

㉓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une 16, 194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6月27日，日机继续来渝袭击。宋美龄又给艾玛写信，她说：“轰炸在继续。昨天孔博士家的房子遭到日军炸弹两次直接的轰炸。但是我知道没有人受伤。电话线被炸断了，所以有关轰炸的消息也被延迟了。今天，我们又被日军轰炸。”^㉔据蒋介石记，本月重庆气温多在华氏105度以上，值此“天暑酷旱”之际，来轰炸的日机“动辄在百二十架以上”^{[15]689，699}。7月7日，宋美龄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完成了《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致词》一文。她写道：“就像我草拟此文的今天，敌机正投下无数炸弹，爆炸的声响，从广而且远的范围内，四面回荡过来，在我视线所及的是一股一股的浓烟，闪烁着火焰的痛苦，在我听觉所及的是房屋焚毁墙垣倾倒的声音，是高射炮的怒吼，和机关枪的呼啸，这种种景象与声音，表示出我们的生命财产受着多大的牺牲，偿付着多大的代价。然而，这又算得什么，今天或明天，我或你，都有机会在杀人的敌军残暴行为下壮烈地牺牲，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线几十万战士先烈，我们全国几百万无辜同胞，早已用生命来作为争取国家生存的代价了，在我们获得自由之前，必然要经过更多的牺牲，才能使后死者继续努力，达到胜利与自由的目标。”^[18]

㉔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une 27, 194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进入8月份，重庆遭遇的疲劳轰炸更为惨烈。据一位在重庆的日本女性观察，“宋美龄不再穿华丽的旗袍，穿着素色的旗袍在街头卖力地呼吁更多的支持”^[19]。8月1日，宋美龄在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她呼吁“发挥我们民族精神”来度过难关。她指出：“身体的忍耐力虽然有限度，而我们内在的民族精神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坚信中国是为了正义而奋斗，坚信我们这个大国必有其光明的前途，使我们稳渡目前的难关，也将继续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以承接光明的到来。”^[20] 8月8日，宋美龄致函母校卫斯理学院院长麦克阿斐(Mildred H. MacAfee)女士，感谢来自母校的邀请，她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回去，但是现在离开中国对我是不可能的。”“在过去两个月的每个晴朗的日子里，日军战机到处轰炸自由中国，尤其是重庆……我感到，如果我离开我的岗位将是一个重大错误。不管我访问美国会取得怎样的好结果，但是这样也会被日本人对我离开中国的宣传抵消掉。真的是奇迹，尽管轰炸和今年整个乡下的酷暑难熬，我们的人们是如何地有耐心和不抱怨，并且日益严峻和持续不断的轰炸，我人民之精神和军队之士气都继续在持续地高涨”^㉕。

㉕Letter, Madame Chiang to Miss Mildred H. McAfee, August 8, 1940, Correspondence, 1940-1948, Papers of May-ling Soong Chiang, Box 2, MSS.1,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

8月11日，中午12点后，日机“九十余架来袭渝”，蒋介石记“结果损失甚微”^[21]154，但这却是日本人一次重要的试探。8月19日，下午1点左右，日军又出动200多架飞机，对重庆“残破的市区”进行恐怖轰炸，“灾情不亚于去年‘五三’、‘五四’之役”。8月20日，上午11时，日机又出动170架“向商业区及平民住宅区，投下多量之燃烧弹，顷刻全城各处发生大火”。“经此两日的浩劫，残破的市区，十之八九成为灰烬”^[1]648。应宋美龄之请赴渝见面的冰心，从飞机上看到的重庆城“遍地都是爆炸后的痕迹。墙壁倾斜、栅栏倒塌、大桥陷落、道路绝尽”^[22]。陈克文也感叹：“昔日繁华地，现在都变成了废墟，这真是中国的庞贝城了。”^[1]660

宋美龄再一次投入灾后的救助工作。8月上旬，她就“有美国人捐赠八万元，作救济被炸人民之用”一事致函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并对此善款的用处提出个人意见，她写道：第一，可否由市府再建住宅为平民居住之用；第二，有无其他救济办法。8月11日，吴国桢将宋美龄的意见以“条谕”形式转发各部门，要求各相关部门“如照第一项意见办理，则应建于何处，如何设计？请尽量贡献意见”^㉖。8月23日，宋美龄又赶往被轰炸的现场视察慰问^[23]。据蒋介石记录：当天中午，“敌机三批袭击重庆”。下午，“夫人关怀本市被炸难胞，于下午五时候驱车前往各灾区视察，对各难胞慰问备至，并对新运总会专为难胞所设之茶粥站服务人员予以指示及嘉勉”^[21]198。此时，宋美龄的身体状况已不堪重负。早在7月，她就向艾玛倾述了自己在重庆轰炸期间有做不完的“令人心碎的工作”。她的英文秘书陈珍珠也写信给艾玛，说蒋夫人“连续三年多的战时工作，非常疲惫。但是，即使有如此的精神和身体的压力，她依旧是在坚持”^㉗。因“工作太猛”，9月5日，宋美龄出现“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痛牙痛”等“数症并发”的状况。蒋介石写道：“三年来，兵火残酷之中，吾妻能持久不懈，实非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忍受者，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矣。”^[24]

㉖重庆市档案馆《关于检送蒋夫人函件致财政局的函(1940年8月14日)》([档案号：0064-8-238]，第17页)。

㉗Letter, Pearl Chen to Miss Emma De Long Mills, July 17, 194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11月20日，宋美龄在重庆发表对美广播，向美国友人发出救助呼吁。她讲道：“我常常亲自视察医疗伤兵，及被轰炸受伤的医院，使我感到了医药救济问题的迫切。”她又说，“抵抗日本侵略第四个冬季，现在已到面前，而这将是一个最艰辛的时期。随着战争的延长，我们当然要受更深的辛苦，同时也损失更多的生命与物质。可是，我们全国同胞，都有坚定的决心，为了人类的自由、正义、平等而继续奋斗。这所谓自由、正义、平等，也正是新大陆贵国人民所信守不渝的。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必须我们人人都能不断努力，踊跃牺牲，勇敢奋斗。诸位，美国的朋友们！任何救济我们伤病同胞的举动，我们都表示着无限的感谢”^[25]。

三、 永不屈服：重庆愈炸愈坚

早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期间，宋美龄就观察到重庆人民在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的精神。她在给艾玛的信里写道：“他们没有怨言，甚至一句不满话都没有。仿佛我们人民的身体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精神已经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对于勇敢投入轰炸救济中的女性，宋美龄更是倍加赞赏。“我们的妇女们真是太棒了”，她们“不知疲倦地去救济那些不幸的人们”，活跃在城内各个救济站，帮助收留那些遭遇轰炸的难童们^㉘。

㉘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May 10, 1939,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在1940年的“轰炸季”里，重庆遭遇的轰炸更加惨烈。不过，宋美龄说：“我们人民的士气依旧是高涨而不可动摇的。我们正在扎根到这个西部的国土上，并且生产越来越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正如我之前提到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军队，一旦时机成熟将对日军发起反击战役。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来打赢这场战争，尽管我们不能获得像日本军队那样的重型装备。我们的空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日本军队作战。但是，我相信胜利将是我们的。”^㉙

㉙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long Mills, 9 May, 194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重庆人民在日军轰炸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形象通过西方记者的笔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纽约时报》报道称：“日本官方在汉口宣布每天对重庆的轰炸将持续到其反抗精神被击垮，但没有证据表明这已经动摇了中国的士气。承受了日本两年的空中轰炸，重庆依然充满士气，能够继续忍耐。”^㉚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这是中国政府在以提升重庆城市的行政地位来回答日军的残暴轰炸。作为“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领导人的妻子”^㉛，宋美龄自然是国民政府抗战形象的重要符号。9月2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中国的首都建了再建》，采用大幅蒋夫人在空袭救济委员会人员陪同下视察灾情的照片^㉜。图像中的宋美龄身穿中国传统的旗袍，宋的女性身份和她脚下的废墟，构成了西方宗教中“救赎”的主题^[26]。

㉚Japanese Press Chungking Raids，New York Times，May 31, 1940

㉛Ancient Chungking Plans Anew，As It Repairs Bombing Damag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40-3-29(5)

㉜1940年9月4日，《朝日新闻》刊登题为“宋美龄视察被荒鹫轰炸的重庆”的照片，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载照片为同一灾后现场。早在1939年12月21日，《读卖新闻》也援引一位在渝的美国女士Joy Homer对蒋夫人的采访手记，并配有两幅照片，一幅是被轰炸后的满目疮痍的重庆，一副是微笑着在街头分粥的宋美龄。

1941年，日军实施代号为“102号”的作战计划，继续对陪都重庆进行疯狂的轰炸。董显光指出，“在某些方面，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轰炸是恶毒的。经验已使日本的飞行员调整其袭击的方法，使被袭击者受害更惨……在是年之某一时期，空袭竟继续不停至七昼夜之久；其最长的停歇时间只有五小时，最短则为一时半。在这些日子里，政府人员每日平均有十至十五小时消磨于防空洞内。在这一次的长时间空袭中，日人使用一千架飞机至接连一百五十小时之久”。但是，“日本的大错，即误认轰炸重庆便可强迫中国政府屈服；到了第三年之末，他们始知中国人的忍耐力向来被他们低估了”^[27]。

1941年也是宋美龄到重庆的第三个年头，疾病在继续折磨着她。2月12日上午，宋美龄结束了香港的治疗返回重庆^[28]。3月28日，她为救济难童事务致函纽约的Vickrey先生，称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完全康复”，而且医生“强烈反对我回来”^㉝。此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季”已经临近。4月28日上午2点40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请宋美龄在重庆对英国民众发表英文演讲，由该公司以二十八电台用中波及长波转播全国，并于3点45分用短波向全世界播报。她指出：“我们希望你们能感觉到：我们的奋斗与英国的奋斗，精神上事实上都为了同一目标。因为我们四年来亲身体验了恐怖惨痛残暴的被侵略况味，所以我们同情你们目前的苦难，比任何民族都要更深切。”在演讲中，宋美龄向西方世界展示的不仅仅是重庆遭遇轰炸的惨状，更表达出民众应对轰炸的顽强态度与政府乐观重建的决心。她指出：“四年来的战争，使五六千万的中国同胞成了难民，其中一部分已经暂时得到安顿，一部分仍旧流离失所，非至战事结束得不到安定的生活。可是，他们宁愿忍受目下的这种困厄与艰辛，绝不愿意作日本人统治下的奴隶。敌机一再轰炸我们后方不设防的城市村镇，以去年六月间的重庆来说，两天的连续空袭，就使七万市民无家可归。整个夏季中，天气晴朗的白天，月光清明的夜晚，日本飞机是莫有不来轰炸的，到冬天，重庆只剩了秃垣残础，一片荒凉；但今天你若到重庆来看一看，你知道了那些临时性质的简易房屋，其兴建之速，有如雨后春笋，这如何可能，因为中国精神不知道有失败两个字。”^[29]

㉝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r. C. V. Vickrey, March 28, 1941, Papers of May-ling Soong Chiang. 4月10日，宋美龄给艾玛写信也谈到自己“在香港治病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见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long Mills, 10 April, 1941,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5月28日，是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遭遇空袭损失最大的一天。在该处防空洞入口处附近，落了5颗炸弹，幸都掉在灌满水的田里，没有炸开来。但厨房不幸被直接命中。炸死了疏忽没有进防空洞的两位工友。当天傍晚，宋美龄闻讯，亲自到国际宣传处视察被炸的情形，并慰问受损者及死伤家属，嘱咐董显光要妥善照顾^[30]94。6月3日，宋美龄给艾玛写信讲述在酷暑中遭遇日机轰炸的艰难状况。她说：“这里的夏季非常难受。况且轰炸季已经开始，并且我相信日军的轰炸高峰期很快会将来到。任何一次狂炸之后，电站通常会短暂时间不能使用，那就意味着没有电灯，没有冰水。冬季有它的缺点，但是肯定比夏天好。”^㉞

㉞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DeLong Mills, June 3, 1941,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6月5日晚，日机夜袭重庆，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据唐纵记录：“下午在会汇报，方散会，闻有警报。七时许入洞，至十二时始解除。在洞中闻美专校街被炸起火。事后调查，较场口隧道因人数过多，时间太久，而防护团不许人外出换气，将门倒锁，致发生窒息而死者数千人。至六日止，各方统计不一，调查局报告，九百三十人，宪兵第三团统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人。闻市党部统计较宪兵团尤多。至八日晚上尚未能获得一真确数字。此次惨况闻在八时即已发生。当时，防护团员以维持秩序，不许人民外出，致洞内人向外拥挤，以不得外出，均倒毙拥塞于洞口。死者难受，自将衣服撕毁，且有握发力拔，死后犹拔发在握。其状惨不可言。”^[31] 6月7日，《纽约时报》以《700名中国人死于防空洞里》为题，报道了“大隧道惨案”，称“……丧生的700人当时是在重庆最大的公共防空隧道里，隧道有半英里长，几千中国平民在里边寻求庇护。那些靠近出口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在深邃另一端的人则窒息或被挤死……”。“官方对这场灾难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夜间袭击，导致这个隧道异常拥挤，并称通风系统‘状态不好’”^[16]。

事实上，在“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前，重庆防空洞的悲剧已有发生。如1940年6月27日，在日机连续空袭下，重庆唐家岩防空洞被炸塌，“死伤民兵百余人”^㉟。1941年4月10日，宋美龄给艾玛写信。在信末手写的附言中，她也讲述了一起与大隧道惨案颇为相似的防空洞惨剧。她写道：“空袭有时候持续长达六个小时。当有些人不能忍受防空洞里恶臭的空气而快被窒息的时候，就跑出洞来喘息一口新鲜空气时，此时第二波轰炸机又来临，并在市中心投下燃烧弹。人们又用力挤回防空洞，在恐慌中500人就这样践踏而死。大火整整延烧了一夜。这样的情况如同去年，乃至前年一般。”^㊱

㉟中国台湾国史馆《蒋中正电询刘峙唐家岩防空洞炸塌详情防空司令部应负责检查, 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抗战时期(三十五)》([档案号：002-010300-00035-030])。

㊱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 Long Mills, April 10, 1941.

1941年7月23日，宋美龄在给艾玛信中写道：“我已收到你的第56封信。我完全不惊讶我那封4月10日的信在路上走了好几周才到你手中。”她用一种美国人对于邮件安全的敏感来讲述日军轰炸下重庆的恶劣环境，她说，与美国的“和平而又安宁”的环境相比，中国目前的“战争状态”，不仅仅是邮件常常延误，且有的在路上就丢失了。即便没有这样的情况，当邮递员最终把邮件投递到重庆时，日本飞机扔下一颗燃烧弹就可以把邮件毁掉^㊲！尽管她并未对不久前发生的“大隧道惨案”作正面评述，但邮件被炸毁的例子无疑更能让美国人对遥远中国内陆的城市居民的生存困境产生极大的同情。

㊲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uly 23, 1941,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1941年的轰炸还是一种“疲劳轰炸”，日机“每批出发两三架，批与批间距离只有一两小时，使我们警报解除不久又要跑警报。身体疲劳，神经紧张到了极度”^[30]94。跑警报、躲空袭是重庆大轰炸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陈克文将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生活称为“防空洞监禁”。宋美龄很不喜欢将“宝贵之作息时间，均消磨于防空洞中”。当日机频繁轰炸及夜袭来临之时，“跑”与“躲”无疑就是对人们身心的极度煎熬。宋美龄说:“而月明之夜，情形尤甚，因偷袭之敌机，逞其魔性之狡猾伎俩，往往分批继续来袭。极度之疲惫，渗透神经与骨髓，使人宁冒炸死之危险，而不愿意躲以求安全。”^[32]117就在这一年的“轰炸季”结束前，宋美龄在黄山官邸经历了一次难忘的空袭险情。

日本人挖空心思锁定轰炸的目标之一是蒋宋夫妇在重庆的官邸。位于市区的曾家岩官邸多次被炸；而远离主城区，位于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也未能幸免。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夫妻俩在黄山官邸的这次历险。上午9点半空袭警报拉响，11点50分日机第二批进入重庆市空，随后针对黄山官邸的定点轰炸开始。由于连续轰炸，官邸防空洞的“洞门已为崩土堵塞”，当蒋介石避入防空洞时，宋美龄还“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此次轰炸导致防空洞的“三面洞口皆被炸”，而洞内也出现“堵塞”，幸运的是“山岩甚坚，洞基甚固”。轰炸后蒋介石出防空洞视察灾情，见“洞顶树木全毁，岩土崩坠，卫士重伤者四人，死内卫班长唐伟舜，侍卫陈亦民二人。当即往慰问伤者, 见鲜血狼藉, 目不忍睹, 悲惨极矣”。当日，蒋介石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妻在北洞口只差数秒时间，几乎只隔三步，其危险更甚矣。”^㊳据顾维钧回忆，1943年他参加在黄山官邸接待英国议会代表团的活动，“蒋夫人让我们看她书桌上的一本法文词典。这本词典已经破成两半，保存在一个特制的有玻璃盖的盒子里。她说，这本词典是日本空袭黄山时她九死一生的纪念物”^[33]。

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8月30日。

1943年4月4日，赴美访问的宋美龄在洛杉矶发表演讲。她以“重庆来的中国第一夫人”身份，将日军轰炸重庆的悲惨图景再次呈现在美国听众面前。宋美龄指出：“吾人甫抵此地，敌机即开始轰炸扫射，再度妄想藉此动摇吾人之抗战精神。数年以来，每值晴朗时节，环城无朦胧大雾之时，常常遭受空袭。在驰名之‘飞虎队’尚未击退彼空中匪徒以前，重庆及其近郊，从未稍得宁息。”她说：“凡稍有知重庆地形者，即可明瞭吾民众不能不忍受悲痛之困苦。重庆位于嘉陵江与扬子江交流之舌形地带山坡上下，石阶陡峭，而古旧之房屋，其建筑之方式，仅由一门出入。”而当日军投弹时，“往往炸弹爆发，阻塞一门，则全屋之人，如落陷阱，无路可出。少数炸弹爆发，即将市区若干地方，全部化为灰烬，盖房屋节比相邻，一枚燃烧弹，即能使全街焚毁。又是死亡过重，不能觅得棺木，为之收殓”。日军的每次空袭，都是重庆的一场浩劫，“全城繁盛之商业区，渐次悉被毁坏，站立市中，可纵览两面江流，而了无阻障”。尽管如此，重庆却展现出灾后重建的顽强决心。她说：“每次轰炸后，解除警报之尾声，尚未停止，而未经炸死之局面，即回至其被焚毁之店铺与住宅，以抢救其可能抢救之物品。数日后，临时盖造之茅舍与建筑，又出现于旧址之上矣。”宋美龄说这是中国人民的“复兴精神”，她说：“吾人心志坚定，决不屈服。我历尽磨难之人民，虽已饱尝苦痛，对于上者，绝无怨言，此真最足称道者也。吾人誓将敌人驱出国境之决心，从未稍有动摇。”^{[32]1116-1117}

日军的残酷轰炸只能让这座英雄城市和她的人民愈坚强。在灾难深重的家园，重庆有着“永不放弃”的坚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称赞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就是“中国精神”^[26]。1944年6月25日，《新华日报》刊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重庆市民书卷》，向“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表达了由衷地“赞美之情”。他指出：“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34]

四、 结语

自1938年12月8日抵达重庆之后，宋美龄就饱含激情地投入了妇女的抗战动员、军事慰劳、儿童保育、战时救济和战时外交等工作。柯文(Paul A. Cohen)教授指出：“战争期间，蒋夫人在她丈夫和在华美国军方上层人物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也曾作为翻译和顾问于1943年年底陪伴蒋介石赴开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议。但是，她最重要的角色还是一名女性的宣传家，向美国公众传播她所肩负的国家事业。蒋夫人的这个角色部分是通过书籍、杂志文章和越洋广播来完成的。”^[35]宋美龄在重庆大轰炸时期的救济实践多以广播演讲、信函及战时书写等形式呈现^㊴，此种工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对重庆国民政府抗战形象的宣传与塑造。

㊴据不完全统计，宋美龄从重庆发给艾玛的信有27封，其中，在日军频繁轰炸的1939和1940年就有20封信。这些私人通信展示了宋美龄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工作状态、身体疾病以及在渝心态与生活状况。其中的部分信件被艾玛转发给校友阅读或公开发表。宋美龄曾对艾玛谈及信函的私密性问题。她说：“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个人的信件从来不是想把它们作为未来某个时间公开发表而作的。我想不起来任何给你写的信是适合公开出版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公开发表其中的内容，我相信你会负责地看这些信，经过正确的编辑后再发表。”参见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Miss Emma Delong Mills, 3 June, 1941。

重庆大轰炸是日军侵华战争时期犯下的严重暴行，又是改变战时重庆社会生态的灾难性历史事件。日军恶意的狂轰滥炸使得大后方的重庆顷刻间成为战争的“前线”。重庆大轰炸的另一位见证者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指出，“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重庆的伤疤仿佛是它荣誉的徽章。炸毁了的店铺，烧平了的大片土地，新房子的竹和泥的龌龊，都是战争中的伤痕，而访问重庆的客人，常被人带去看这些东西，作为它英勇的证据”^[36]。在宋美龄讲述的重庆大轰炸故事中，女性、难童、轰炸被难同胞等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大后方民众不屈服的抗争形象往往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形象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西方主流媒体以长篇通讯、特别报道和评论等形式，向全世界讲述了中国抗战首都抵御日军轰炸的故事，话题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民众心态和城市精神等各方面，既勾画出一幅西方人视野中重庆大轰炸的悲壮图景^{[16, 26]}，又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宋美龄塑造的苦难重庆不畏日军轰炸暴行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