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建成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作为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任务。此前，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和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均强调中国“双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总遵循。但是，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根据，以及如何选择建设路径等这些学理问题急需学界研究，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实践提供学术智慧和实践方案。显然，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历史考察，也需要现实考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考察国外大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经验大学的基础上，分析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逻辑根据，并基于此逻辑根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路径建议，进而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当下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有所裨益。

一、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术史梳理 (一) 国内研究

检视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始于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但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是在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该方案把“坚持中国特色、瞄准世界一流”作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自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总目标，也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特征阐释、基本原则以及建设路径等方面。

在“中国特色”的内涵阐释方面，目前学界有“政治论”“多元论”和“功能论”三种理论观点。持“政治论”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内涵在于“坚守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2]；持“多元论”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有三个来源，即“来源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积淀，来源于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有机结合”^[3]；持“功能论”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内涵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目标和重大战略”^[4]。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独特的办学方向；二是独特的文化背景；三是独特的时代需求；四是独特的发展模式。就办学方向而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文化背景而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大学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必须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就时代需求而言，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服务。就发展方式而言，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同时推进的特殊时期，其主题是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四个方面的“独特性”，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

在建设原则和路径研究方面，由于对“中国特色”内涵理解有异，因而主张各有侧重。在建设原则上，目前学界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说。持一元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世界大学的战略选择”^[5]。持“多元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则在于“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6]。在建设路径上，代表性的观点较多，有的学者认为要协同发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主张高校加快实施步伐、政府加快推进步伐、社会加快支持步伐^[7]；还有学者主张“将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双一流建设的大格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多元文化的理性交流”^[8]等。显然，由于学者们观察视角的不同，因而在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建设策略与路径的主张上各有侧重、观点各异，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 国外研究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20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在后发赶超式发展模式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人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在其《国际高等教育的前沿议题》一书中，在论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高等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的同时，专门就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一方面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也出现了“玻璃天花板效应^[9]。言下之意，就是指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不平衡，不利于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前列，必须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一观点对中国特色世界“双一流”大学建设也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ESRC/HEFCE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Simon Marginson，在2015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WCU-6)上曾就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具有他国难以相比的优势，但中国具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要真正建成像牛津、剑桥那样既具有深度又具有广度的世界一流大学还需要时间，同时还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要注重长远发展，加大对大学人文学科的支持，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等。他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路径选择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三) 现有研究成果评价

通过上述国内外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仍有两个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现有研究成果总体上缺乏对世界一流大学如何扎根本国办学而崛起规律的历史考察。显然，要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需要开拓视野，放眼世界，深入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历史规律和成功经验，以达“他山之石攻玉”之效。二是缺乏对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逻辑根据的深入分析。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根据在哪里？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的逻辑还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显然，只有弄清这个基本的学理问题，才能真正找到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有效路径，这正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所在。

二、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历史考察

梳理“世界一流大学”学术史不难发现，直至今天，学术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界定、内涵解释和评价标准等仍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那就是“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世界强国崛起的普遍规律”^[7]，世界一流大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走向具有引领性作用。事实上，谁拥有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谁就会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进而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纵观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四次大“转移”^[10]，均因世界一流大学诞生使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根本原因又在于扎根本国大地、传承本国文化基因、服务本国现实需求，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基本经验。

(一)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立足英国大地办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考察英国高等教育史，牛津、剑桥作为英国最为古老的大学，具有悠久的办学传统和历史积淀，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长达近五个世纪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自由教育传统基本上都是沿袭中世纪大学的办学经验，远离英国社会现实，致使其影响力远远落后于当时吸引着来自法国、西班牙、英国、波兰、匈牙利、德国的学子并引领着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1]。但到了16世纪，面对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和资本主义发展曙光的到来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才从沿袭“中世纪”大学办学传统的睡梦中苏醒，开始了积极主动融入英国社会现实需求、扎根英国大地、服务国家需要的办学进程，此时的牛津大学不再一味固守“Dominus illumination meal”(主照亮我)^[12]的宗教教育传统，剑桥大学也不再一味坚守“造就绅士”的教育理念，而是在秉承英国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实用主义办学思想，立足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最大现实需要，增强科学研究的职能，增添自然科学教育内容，着力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社会精英，为英国最早完成工业革命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进而于17世纪发展成为引领世界高等教育走向的世界一流大学。

(二) 巴黎高师立足法国大地办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法国巴黎高师是同属于欧洲中世纪诞生最早的一批大学，具有极为浓郁的宗教教育传统色彩，在教会的严格控制下，其教学内容、组织状况和思想状态都显得封闭保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新兴科学的发展反应冷淡，俨然成为守旧、闭塞的堡垒^[13]，其声誉和影响远不及17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到了18世纪，面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学培养服务资本主义发展的精英人才的需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也从中世纪大学宗教教育传统的睡梦中苏醒，开始了服务法国现实需要的办学进程，主动转变办学理念，积极响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号召，把为大革命后建立的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使命，把课程体系从“古典”转向“实用”，着力开设大批新型实用专业，为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精英、科学大师和新型高级实用人才，“在知识体系的生产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骄人，甚至达到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步”^[14]，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就，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学者和学生前往讲学和求学，最终发展成为18世纪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

(三) 柏林大学立足德国大地办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创办于1809年的柏林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高师办学历史相比，显得较为年轻，但却是后来居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究其原因在于其积极主动适应了19世纪德国“教育救国”的社会需求。19世纪70年代，面对普鲁士对法战争惨败、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半数以上德国大学被迫关闭的严峻现实，在费希特、施马尔茨和洪堡等一批有志之士的倡导下，柏林大学掀起了一场“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方面遭受的损失”^[15]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开始高度重视学术自由、大力发展科学研究、积极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使柏林大学“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16]，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给因普法战争失败而一度精神低迷的德国民众重新点燃了希望。更为重要的是，在柏林大学的带动下，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迅速赶超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迅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而同期的法国只有10人、英国只有5人、美国只有2人”^[12]79。而其中的14名德国学者中，绝大部分来自柏林大学。柏林大学也因卓越的办学成就吸引着大量的欧洲和美国学生前来求学深造，“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仅英、美就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到德国上大学”^[17]，而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进入了柏林大学。

(四) 哈佛大学立足美国大地办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哈佛大学的前身为“坎布里奇学院”，建校之初其办学模式完全是大英帝国高等教育的移植，因此，其最初的校名也叫“剑桥学院”，主要目的是培养宗教人才，“把基督教教义作为一切知识和学习的基石”^[18]。这种直接移植英国古典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使北美殖民地高等教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直到1869年，哈佛大学才真正开启了立足美国大地办学的进程，在艾略特校长“美国的大学必须是美国社会和政治习惯的产物”^[19]理念的引领下，开始了长达40年的“美国本土化”改革进程，哈佛大学不再一味模仿欧洲大学，而是“在借鉴欧洲大学先进办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专业学院的改造、自由选修制的推行以及课程结构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把大学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土壤，融入美国人的传统精神和民族特性”^[20]，最终实现了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的蜕变，成为体现美国历史和文化、服务美国现实需要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引领了美国19世纪后半期高等教育的走向，而且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格局。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德国在19世纪是世界高等教育学术的马首，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则逐渐由美国所取代了”^[21]。

三、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根据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离开本国大地的滋养，建设一流大学只能是无桨之舟、无本之木。只有立足本国大地、服务国家需求、担当民族使命的大学才能最终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国大地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地，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滋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饱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殷切期盼，是中国大学赖以发展和壮大的深厚土壤，是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根基所在和力量之源。

(一) 传承优秀民族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深层基因

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必须有文化自信。综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本国民族文化是其最深层的基因。民族文化是大学生生不息的血脉，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离开了民族文化的滋养，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流淌着本民族文化血液的大学。纵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本国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和而不同”的人际关系观，“天下为公”的报国理想观等至今仍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理真谛。尤其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德之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抱负，等等，这些教育思想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仍对今天办好现代大学具有特殊的启迪意义，仍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智慧之源。

(二) 回应国家战略需求是建设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内在需求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不是在积极主动回应国家的战略需求并作出卓越贡献的过程中崛起。16世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主动回应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崛起；18世纪巴黎高师在主动回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需求中崛起；19世纪柏林大学在“教育救国”的觉醒中崛起；20世纪哈佛大学在回应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本土化”改革中崛起。显然，大学只有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才能最终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的战略就是大学的旨归，国家的需求就是大学的追求。当前，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和国家作出了“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学理当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培养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一流的人才、创造世界一流的成果、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这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大学改革发展的使命所在，也是新时代中国大学服务国家、造福社会、影响世界、成就一流的大好机遇，是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根据。

(三) 融入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建设“双一流”大学的神圣使命

大学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成长历史，无不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德国洪堡倡导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与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德国的崛起密切相关；美国大学的异军突起，也与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及其世界霸权相辅相成”^[22]。大学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民族处于需要之时，大学当以振兴民族为办学兴校的精神追求。中国的大学自近代以来有过屈辱，也有过曲折，甚至有过挫折，但更多的是顽强抗争和苦苦求索，始终怀揣着振兴国家和复兴民族的百年梦想。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大学堂到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大学到建国后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无不胸怀复兴民族大志，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当前，国家最大的战略需求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放眼新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自豪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是中国“双一流”大学的责任担当。

(四) 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是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强力支撑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23]，是一流大学的支撑，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轨迹，无不把适应国情、承接时运作为学科建设的深厚沃土，在回应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机遇中发展学科，逐渐壮大为世界一流学科，进而成为其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拥有十几个世界一流学科，人们之所以公认其为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因为其拥有世界一流学科，而这些世界一流学科都是具有本国特色、适应本国需要的学科。因此，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那就是要立足中国当代国情，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构建既符合国家战略现实紧迫需要，又面向中国走向世界未来需要的学科体系，才能彰显中国学科风格，展示中国学科建设智慧，进而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建成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

四、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选择

照搬照抄国外经验、依样画葫芦，不可能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24]可见，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从模仿西方大学的外形转向“打造中国大学的气质和灵魂”^[25]，既要善于借鉴他国先进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勇于改革创新，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展示中国风格、凸显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一) 把“立德树人”作为大学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

综观巴黎高师、柏林大学及哈佛大学的崛起，都有明确的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学方向问题，是一个关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中国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社会主义大学的立身之本和办学的根本任务，旗帜鲜明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办学行动，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头脑，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自觉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树人先立德、立人先立心，高校必须树立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理念，着力营造立德树人的教育生态，才能真正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也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二) 把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作为大学改革发展的精神内核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薪火相传的“根”，也是一所大学走向兴盛的“魂”。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路径，根源在于体现了国家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26]。例如，19世纪70年代，艾略特对哈佛大学进行“本土化”改造时，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应该是国家历史和文化的“镜子”。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层根基和精神纽带，显然，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和创新者，做传播中国价值理念和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使者，在办学治校过程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办学治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教书育人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引领学生发展进步的精神食粮，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贡献，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贡献。

(三) 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大学改革发展的根本追求

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不是在既坚守大学之本又积极主动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中赢得机遇、创造生机、实现崛起。国家的需求就是大学的追求。只有把大学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紧紧相连，与国家同心同向同行，才能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国家有需求大学就有行动，民族有期盼大学就有回应。因此，必须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纳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体系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服务”^[27]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贡献求发展的办学思路，通过创新办学机制，激发办学活力，聚焦开展国家急需的重大理论研究、前沿研究、原创研究和交叉研究，着力破解制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关键问题，在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战略“七大战略”过程中提供一流的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撑，才能最终实现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四) 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大学改革发展的自觉目标

纵观国外大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就是不断满足本国人民教育需要的历史。人民的满意度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尺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同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和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矛盾。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已经较好地解决了“有大学上”的问题，但离群众“上好大学”的愿望还有一定距离，这不仅是一个关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国计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只有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才能称得上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因此，大学应当牢固树立人民思想，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以学生为本，坚持内涵式发展，改革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教育方式方法，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适应未来的能力，使高等教育走上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轨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进而认可和支持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

(五) 把一流学科和一流师资建设作为大学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

学科建设与师资队伍紧密相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学科和一流师资。没有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师资，也就没有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纵观国外大学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和师资建设是其走向世界一流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障。检视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拥有多个世界一流学科以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师资队伍。因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固树立“学科兴校”战略和“人才强校”战略，加大学科结构调整力度，优化重点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使更多的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要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