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农田水利的高质量供给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语)。农田水利供给与“三农”密切相关^[1]，农户既是农田水利的需求者，也是农田水利的供给者，是影响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提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重要“三农”问题。

从已有研究看，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其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单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仅受某一种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化解之道在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治水功能^[2]；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户合作意愿、合作行为之间的背离导致了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的困境，化解之道在于强化农户之间合作意愿^[3]。二是两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同时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现有农田水利体制方面的弊端、村庄文化激励成本载体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的困境，化解之道在于把分散的农户整合成为可协商的利益主体^[4]；还有研究者认为，社区及农户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户的合作供给意愿，唯有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持续优化社区水利环境才能有效激发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积极性^[5]。三是三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同时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导致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困境的因素包括国家、市场、村庄三个方面，化解之道在于实现三者之间的最佳结合^[6]；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多寡、农户认知水平高低、农村社区行为规范的完善与否共同影响着农田水利供给中的农户合作意愿，化解之道在于构建非正式监督、约束机制，以降低农户合作成本、提升农户认知水平，同时完善农田灌溉管理制度以有效解决农户间的用水纠纷^[7]。四是多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异质性、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户认知水平、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状况、灌溉纠纷等对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化解之道在于不断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完善相关服务功能、提升农户对农田水利重要性的认知水平^[8]；有研究者认为，水资源稀缺程度愈高、农田灌溉面积愈大、农户宗族结构愈同质，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过程中的合作意愿就愈加强烈^[9]；有研究者认为，灌溉费用多少、灌溉纠纷情况、灌溉面积大小、政府资金投入、农户个体特征等因素共同影响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过程中的合作意愿，化解之道在于发展用水合作组织、制定合理的灌溉水价、降低农户的灌溉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增加政府用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投入^[10]、提升农户对农田水利重要性的认知水平^[11]；还有研究者认为，村庄农田水利供给规则、村庄灌溉用水规则执行状况、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治水功能的强弱、农户获取灌溉用水信息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农田水利供给过程中农户的合作意愿^[12]。

综上，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问题，研究者多聚焦于对资金投入、资源投入(组织资源、制度资源、农业生产资源等的投入)等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对诸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乡村文化如何影响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行为，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推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等问题却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从农户视角、运用演化博弈论方法、结合成功案例对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提升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内在机理阐释；乡村“合作文化”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成功案例分析；振兴乡村文化以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基本路径设计。

1.乡村文化振兴

其一，何为文化？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体系的总称^[13]。一般而言，以存在形态为划分标准，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两大类，其中，物质文化是指物态层面上的文化，如以自然景观、传统建筑等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具有显性、有形、具象等特征；非物质文化是指非物态层面上的文化，又可细分为行为文化(如型塑个体行为的传统习俗等)、制度文化(约定俗成的型塑个体行为的诸如伦理道德、礼仪规范等方面的社会规范)和精神文化(体现个体精神状态的诸如生活哲学、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文化)三类，具有隐性、无形、抽象等特征。鉴于本文研究对象的个体(农户)特性，本文所说的文化仅指非物质文化中的精神文化。

其二，何为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指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观念体系的总称^[14]，是乡村地区自然、历史的沉淀及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乡村文化根植于乡村、源自于农耕文明、孕育于乡土环境、生发于农业社会。乡村文化按其存在形态同样可划分为乡村物质文化、乡村非物质文化两大类。乡村非物质文化也同样可细分为乡村行为文化、乡村制度文化、乡村精神文化三类。乡村这一地理空间是乡村文化生存的场域，农民(农户)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基因载体^[15]。依据本文对文化内涵的具体界定，本文所说的乡村文化同样仅指乡村非物质文化中的乡村精神文化，即体现农民(农户)个体精神状态的生活哲学、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文化。

其三，何为乡村文化振兴？时代在变迁，乡村文化也在变迁。一方面，农村家庭承包制实施后，农地成为农民“最本己”的关注^[16]，利益主义价值观随之在农民心中萌生，村庄基层组织的内聚力遭遇困境乃至被裂解的危局^[17]；另一方面，受城镇化、市场化的影响，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向城市务工或经商，在商业化、货币化等功利思想的熏染下，其淳朴厚道的乡土气质逐渐被精致的利己主义所消融^[15]。这样，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搭便车”思想——本文称之为“不合作文化”——开始在乡村场域抬头并呈现出不断强化之势，乡村文化中的互助、合作、信任、集体主义等优质成分——本文称之为“合作文化”——开始受到侵染并呈现出不断弱化之势。在这样的乡村文化变迁背景下，国家适时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把“乡村振兴”具体化为“五个振兴”，提出了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等“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18]。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乡村文化振兴是指乡村社会整体精神文化的振兴，其本质内涵在于通过集体性、开放性的文化载体作用于个体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规范^[19]，其基本目的在于“积极培育农民之间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20]。概而言之，本文所说的乡村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层面)振兴是指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乡村“合作文化”、限制乃至最终消除乡村“不合作文化”的过程。

2.农田水利供给质量

其一，质量内涵。在物理学意义上，质量是指物质的量或物体惯性的大小；在哲学意义上，质量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与量(事物存在规模、发展程度方面的规定性)；在法学或法律意义上，质量是指对产品质量的最低要求：一方面产品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在产品上或产品包装上所注明的产品标准，另一方面产品必须具备其应具备的性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除上述内涵外，有关学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要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意义上界定质量的内涵^[21-23]：Crosby认为质量即符合要求，该定义把质量具体化为满足标准的特定参数，即如果产品满足这些特定参数，那么该产品就可被认为合格或优良，该定义也使得质量变得更具客观性、可测性；Juran认为质量是产品成功满足需要的程度；Shewhtar认为质量即产品绝对的、被普遍认可的、不可妥协的标准；在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原理和术语》中，质量是指产品、体系或过程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该定义是目前国际上被普遍认可、广泛应用的质量定义，基于此，本文以ISO9000：2000质量标准中的质量定义为依据，把质量概念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对特定需求的满足程度。

其二，农田水利供给质量内涵。依据质量内涵的界定，本文把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界定为：被供给的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程度。依据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特点——农作物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农作物生长有明显的季节性、农业生产活动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田灌排需求的满足程度可具体化为三个方面：一是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充分性，即农田水利工程是否充分满足了农田灌排需求，越充分说明农田水利供给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二是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及时性，即农田水利工程是否及时地满足了农田灌排需求，越及时说明农田水利供给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三是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普遍性，即农田水利工程是否普遍地(即是否覆盖了所在区域的全部需要灌溉的农户)满足了农田灌排需求，越普遍说明农田水利供给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

1.基本假设

假设同一村域内的农户就是否参与农田水利供给(农田水利工程的投资或投工投劳、管护等)进行博弈，农户理性的有限性、学习速度的缓慢性决定了农户之间的博弈是缓慢的演化过程——在渐进的学习及模仿过程中调整、寻求优势策略以实现稳健均衡，因此农户间的博弈属演化博弈。由于农田水利供给属于村域公共物品供给，供给过程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现象便时有发生，基于此，农户的策略选择集合便是{积极参与供给(表示为M)，搭便车(表示为N)}，同时假设：农户选择M策略的概率为θ(0≤θ≤1)，则农户选择N策略的概率为(1-θ)。进一步地，假设：农户均选择M策略时的得益(净收益)为F；一个农户选择M策略、另一农户选择N策略时，选择M策略的农户的得益为H，选择N策略的农户的得益为G，此时由于农田水利供给成本完全由选择M策略的农户承担，农田水利带来的收益却由选择M策略的农户与选择N策略的农户共同分享，因此有G＞F＞0，同时假设H＜0；两农户均选择N策略时农田水利供给失灵，农户从中获取的得益均为0(见表 1)。

表 1(Table 1)

表 1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博弈的策略选择及得益 博弈方及策略(概率) 农户(乙) M(θ) N(1-θ) 农户(甲) M(θ) F，F H，G N(1-θ) G，H 0，0

表 1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博弈的策略选择及得益

2.自然状态下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演化博弈均衡

自然状态(农户策略选择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影响)下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演化博弈结果仍是农户均选择N策略的“囚徒困境”，分析说明如下：

确定农户选择M策略的期望得益E₁：

确定农户选择N策略的期望得益E₂：

确定农户的平均得益$\hat E$：

确定农户选择M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确定F(θ)=θ(1-θ)[θ(F-G-H)+H]的平衡点，即令F(θ)=0得到：θ₁^*=0、θ₂^*=1、θ₃^*=H/(G-F+H)。显然，θ₁^*、θ₂^*∈[0, 1]，就θ₃^*=H/(G-F+H)而言，如果G-F+H＞0，考虑前文假设H＜0，那么θ₃^*=H/(G-F+H)＜0；如果G-F+H=0，那么θ₃^*=H/(G-F+H)无意义；如果G-F+H＜0，那么θ₃^*=H/(G-F+H)＞1，可见θ₃^*∉[0, 1]，即F(θ)=θ(1-θ)[θ(F-G-H)+H]仅有两个平衡点：θ₁^*=0和θ₂^*=1。

确定农户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使F′(θ^*)＜0的θ^*策略：

由式(4)F(θ)=θ(1-θ)[θ(F-G-H)+H]得：

由式(5)得：F′(θ₁^*)=F′(0)=H；F′(θ₂^*)=F′(1)=G-F；依据前文假设H＜0、G＞F有：F′(θ₁^*)=F′(0)＜0；F′(θ₂^*)=F′(1)＞0。可见，θ₁^*=0，即农户选择N策略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见图 1)。从演化博弈论角度得出的该结论说明：尽管农户均选择M策略的得益(F，F)超过均选择N策略的得益(0，0)，但自然状态下农户演化博弈的结果仍是农户均选择N策略的“囚徒困境”式均衡。

图 1(Figure 1)

图 1 演化稳定策略为θ*=0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3.乡村文化振兴条件下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演化博弈均衡

乡村文化振兴意味着乡村“合作文化”的形成，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正、反两方面)的发挥，会增加那些讲诚信、善合作农户的得益(如合作带来的未来利益)，同时减少那些“搭便车”农户的得益(如“搭便车”行为导致未来合作利益的丧失)，当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充分发挥并使F＞G且H＞0时，农户演化博弈合作均衡{M，M}就必然实现，具体分析如下。

在F＞G且H＞0的情况下，如果G-F+H＜0，那么θ₃^*=H/(G-F+H)＜0；如果G-F+H=0，那么θ₃^*=H/(G-F+H)无意义；如果G-F+H＞0，那么θ₃^*=H/(G-F+H)＞1，可见θ₃^*∉[0, 1]，即F(θ)=θ(1-θ)[θ(F-G-H)+H]仅有两个平衡点：θ₁^*=0和θ₂^*=1。

依据式(5)并同时考虑F＞G且H＞0得：

F′(θ₁^*)=F′(0)=H＞0；

F′(θ₂^*)=F′(1)=G-F＜0

可见，θ₂^*=1，即农户选择M策略是其唯一演化稳定策略，亦即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下农户供给农田水利的演化博弈的合作均衡出现(见图 2)。

图 2(Figure 2)

图 2 演化稳定策略为θ*=1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1.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内在逻辑

其一，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乡村“合作文化”作用的充分嵌入(乡村“合作文化”对农户激励作用的充分发挥)导致农户利益(博弈方得益)发生改变，即：选择M策略农户的利益从低于选择N策略农户的利益(F＜G和H＜0)变为高于选择N策略农户的利益(F＞G和H＞0)。在农户的演化博弈过程中，利益的改变是农户学习、模仿行为选择的内在动力，选择M策略的利益越大(即F越大以至于F＞G和H＞0)，其利益上的诱因就愈加强烈，农户学习、模仿M策略的速度就愈加迅速，行为效果也就愈加显著，随着选择M策略农户数量的增加，其示范效应也愈加强烈，最终导致所有农户均选择M策略，农户积极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合作均衡{M，M}得以实现。

其二，农户积极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合作均衡{M，M}的实现，意味着农田水利工程被充分、及时和普遍地供给出来，亦即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充分性、及时性和普遍性的提升——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提升。从本文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在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充分发挥的情况下(F＞G和H＞0)，农户得益被从自然状态下的(0, 0)推升至(F, F)，农户既是农田水利的供给者也是农田水利的需求者，农户得益从(0, 0)升至(F, F)，也意味着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程度的提升，从而也就意味着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提升。

2.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基本条件

其一，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不仅可以为各农户提供彼此更为详细、准确的合作行为方面的信息(即是否参与合作的行为信息)，有助于农户准确、有效地选择自己的合作者；而且也有助于使农户合作行为方面的信息逐渐传达至整个村庄区域，从而奠定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的基础。反之，如果农户之间的博弈是一次性的，则农户不仅没有实施和保持合作行为的动机，反而更容易在外部惩罚机制弱化或缺失的条件下滋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只有在长期的博弈中，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发挥才能更加充分，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积极性才能更加高涨，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才能逐步提升。

其二，农户合作行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农户合作行为信息的有效传递是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障。农户合作行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农户合作行为信息被准确地传递、农户合作行为信息被及时地传递、农户合作行为信息被广泛地传递。农户合作行为信息被传递得愈准确、愈及时、愈广泛，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发挥就愈充分，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得愈充分，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积极性就愈强烈，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就愈能得到提升；反之则相反。

其三，对机会主义行为惩罚威胁的可信性。对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在本文表现为农户选择“搭便车”的N策略)惩罚的可信威胁需满足以下条件：农户选择N策略的得益小于其选择M策略的得益(模型中的G＜F且H＞0)。对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威胁愈可信，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得就愈充分，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得愈充分，农户合作的积极性就愈高昂，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就愈能得到提升。

尽管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不断洗礼，我国乡村社会仍具有传统农户社会的属性——农户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及宗族关系为基本纽带、世代生存和生活于某一村庄，这种属性决定了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使得农户不仅注重“合作文化”在自身的体现和积淀，而且更加注重“合作文化”在代际的传递和积淀，若上一代被视为“不合作的人”，那么其下一代往往很难找到合作伙伴，这样，农户一般不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损害家族的长期利益。此外，村庄社会具有较为高效的信息传播渠道——“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农户之间无形的信息传播渠道，极大地降低了农户间的信息传递成本，从而使得村庄社会中农户的信息趋于完全化，这为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充分发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江西鲤陂水利协会的成功治水实践为例，分析和说明乡村“合作文化”激励对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推升作用。

江西省万载县鲤陂水利协会位于双桥镇鲤陂灌区，是一个百年不衰的农民水利协会。鲤陂最早建于公元1871年，是由万载县、双桥镇周家寺院组织村民修建的一座柴陂，工程主要由1座拦水陂、1条5公里长的干渠、27条共3公里长的支渠组成。拦水陂原属柴陂，灌溉面积约58公顷，1970年由当地政府资助水泥改建成浆砌石溢流陂，改建后的鲤陂属宽顶堰型，陂高3.5米、长27.8米、顶宽5.3米、底宽8.8米, 中间设3墩4孔冲砂、泄洪闸，该陂拦引锦江支流龙溪水，控制流域面积45公顷，灌溉面积扩大到97.3公顷，其中流灌86.1公顷，提灌11.2公顷。为管理好该农田水利系统并解决当地村民之间的争水纠纷，鲤陂建立之初，就由周家寺院李珠妹召集各姓族长商议，决定成立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性水利组织——鲤陂水利协会。鲤陂水利协会目前的理事会成员有会长1人、副会长1人、理事(委员)5人，7人均是当地的村民，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员代表由各村的村民小组长组成^[24]。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鲤陂水利协会所辖灌区现已横跨赤兴乡的镜山村、双桥镇的周家村、龙田村、蔺桥村、僧桥村等5个行政村20个村民小组，灌溉稻田1 460余亩，受益群众2 000余人^[25]。百年不衰的鲤陂水利协会的运作绩效主要体现在“降低了灌溉供水成本，明显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扩大了灌溉面积”“节省了农户灌溉用水劳动力投入”“灌区工程质量不断改善”“提高了弱势群体灌溉用水的获得性”等方面^[26]187-188。

鲤陂水利协会的上述运作绩效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乡村“合作文化”激励对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中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及最终对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推升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农户认知结构中“合作文化”的嵌入(重诺守信理念发生作用并产生影响)推升了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由于鲤陂水利协会中的农户长期生活在同一村庄区域内，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从而使协会成为一个小范围的“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如果某一农户因逃避在农田水利建设、管护中的投工投劳等义务而与水利协会之间发生了摩擦，消息便会迅速传开，而该农户也会成为这一“熟人社会”中大家议论的对象，并最终受到“熟人社会”的集体歧视，作为一个违规者，这一农户自身的形象就会受到贬损，正如鲤陂灌区的某位农民所说的那样，“要是这样被人议论，老脸都没地方放了”^[26]157。可见，正是农户认知结构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才使得鲤陂水利协会的参会农户内心深处有着对各种“不合作”、逃避责任等机会主义行为的羞耻感，这羞耻感作为一种强烈的道德约束力，有效抑制了农田水利供给中的“不参与”行为，有效促成了农田水利供给中农户之间的合作行为，最终推升了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二，农户双边关系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推升了农田水利供给质量。以征收水费的农田水利筹资行为为例，鲤陂水利协会水费征收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征收时间(改革开放后)——一般在每年10月15日至12月30日期间由协会的相关管理人员负责征收；征收标准——以实际灌溉面积为标准，正常年份每年每亩耕地征收8元水费(对于没有劳动力或家中有重病人的困难农户免收水费)^[26]100。由于水利协会属民间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强制性的水费征收权，日常水费收交活动只能依靠负责征收水费的协会管理人员与用水农户之间的互信关系——双边关系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来维系。在鲤陂水利协会长期运行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农户因不愿交纳水费而当“不要脸的人”的现象，负责征收水费的协会管理人员到用水农户家里征收水费时，用水农户除按规定交纳水费外，一般还会主动接待他(或她)在家吃饭^[26]157。可见，协会管理人员与用水农户双边之间“合作文化”(互信)的嵌入催生了农田水利供给(如农田水利筹资等)中的农户合作行为，最终推升了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三，小型“水利社会”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推升了农田水利供给质量。鲤陂水利协会是农户自己的组织，实施民主协商管理。协会内部的任何一家农户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能从已有的鲤陂灌溉体系中独立出来，农户非常重视流入自家田地的渠系是否完善、水流是否通畅、计时是否准确等，因而其参与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很高，协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决定出工、出资的分摊及水费收支等事项；协会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设备出设备，可以以物换工、以资换工、以工换工、以工换水；协会还通过自主协商的方式把当地利益相关、彼此熟悉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让所有农户对彼此的活动了如指掌——清楚了解在当天的农田水利供给活动(如管护活动)中有没有消极怠工或未参与的农户，从而也就很容易排除那些不付费而享用灌溉水资源的农户^[26]109。长此以往，“守规守信、积极参与光荣，违规失信、‘免费搭车’可耻”的理念便沉淀为鲤陂水利协会各成员之间的“社会共识”和共同的“社会记忆”，这种“社会共识”和“社会记忆”进一步沉淀为小型“水利社会”的“合作文化”，不断强化着农户相互之间的合作行为，最终推升了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农户间的演化博弈分析及鲤陂水利协会的成功实践说明，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基本思路在于：培育乡村“合作文化”以有效激励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中的合作行为。

其一，培育农民认知结构中的信任与合作理念。个体认知结构是指由情感、理性、动机及意志等因素构成个体心理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某种程度的共通性及潜在的可变性等特征。要培育农户认知结构中的信任与合作理念，就要启动以广大农户为对象的“学习”过程：一方面，以信任、合作文化的培育和传播来丰富农户的“学习”内容，以潜移默化地改善农户的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网络技术手段来创新农户的“学习”形式，放大农户的“学习”效应，在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农户认知结构的改善，使信任、合作理念随“学习”过程的不断推进而扎根于农户的内心世界，以不断提升农田水利供给活动中农户彼此间信任和诚信程度、强化农户的信任意向及合作行为，以不断推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二，建构农户间互惠、互信、互动的行为关系网络。一要构建农户间的互惠行为关系网络，即：培育农户在治水实践中履行各自职责的同时为彼此及共同利益的获取创造条件的互惠意识；开展治水实践中以经验分享和问题协商为基本内容的互惠交流活动，以实现农户彼此的认知和需要的不断整合。二要构建农户间的互信行为关系网络，即：不断培育治水实践中农户间相互信任的文化氛围，以化解和减少农户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治水实践中创造自由而开放的信息交流氛围以增进农户间的相互信任；通过提高治水实践中农户合作行为收益及非合作行为成本等措施建立有效的机会主义防范机制。三要构建农户间的互动行为关系网络，即：构建治水实践中农户之间为达到对彼此有益的共同目标而相互配合的合作互动关系；构建治水实践中农户依靠自身的合作行为去感染和影响其他农户积极参与的感染互动关系；构建治水实践中农户为实现其共同目标、根据相互需要及自身状况共同调整自己行为以相互适应对方要求的顺应互动关系。农户间互惠、互信、互动的行为关系网络的建构，将有效促成农户之间真诚而长久的合作关系，最终提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三，推进乡村场域的“合作文化”建设。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传递性：A—B、B—C、C—D等之间的二元关系会扩展为多元化的行为关系网络结构，即A—B—C—D等之间的行为关系网络，行为主体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多元化的行为关系网络里，以信任、合作等为内核的“合作文化”积淀越深厚，就越有利于行为主体间信任机制的建立及合作关系的维持。要优化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以催生农民合作行为、推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就要不断加大对农户的意识形态投资，不断推进乡村场域的“合作文化”建设，使诚信理念、合作精神上升为农户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对失信及非合作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无形约束，乡村场域“合作文化”建设和形成过程——诚信理念、合作精神不断在乡村社会升华和扩散的过程，将是乡村文化不断振兴、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农户合作行为不断生成、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不断被推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