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把深入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重大任务，加强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群众关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及时开展研究解读和引导辨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4]。可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依托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维度的坚实基础，还需依靠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学术研究的贡献。在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羸弱的国度里，国家发展是缺乏后劲力的。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学术话语既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表征，也是国家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基石。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一度被一些国家视为“世界标准”，众多学术领域都要参考西方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规则，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或建构本国的学术体系。这样的学习方式确实为新兴国家的学科建构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但这种模仿建构所带来的缺陷也不可小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如何走出西方学术话语的束缚，摆脱西方国家的“学术霸权”，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学术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世界局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变化，许多问题已不是用西方理论就能解决的，甚至西方的理论也解释和解决不了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毕竟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的，必然打上特定的时空烙印。比如，西方治理概念及其理论自外而内的嫁接式传播进入中国语境后存在话语紊乱的问题^[5]；西方强调“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概念在中国场景中也面临困境，进而凸显了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6]。因此，西方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必须构建起能讲好中国故事、解决好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话语体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众多领域的转轨转型使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我们既要发展好自己，又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更是中国学术研究应尽的义务。对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活力的迸发提供了良好环境，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社会转型是其突出的表现，利益的多元化呼吁体制机制的改革，新问题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进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也从中国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提炼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比如压力型体制^[7]、晋升锦标赛^[8]、行政发包制^[9]、祖赋人权^[10]、项目制^[11]等。对外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时，西方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乘虚而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混淆着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这就需要站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高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

因此，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得不直面的重大议题。不言而喻，当前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最紧迫的关节点。如何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如有学者关注政治话语分析对于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作用^[12]、中国政治学中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的竞争关系^[13]、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14]、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话语权提升^[15]、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研究现状^[16], 等等。众所周知，表达学术话语迅速而有效的路径就是学术期刊，但现有研究对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纵观学术史的发展，在许多学术观点的争论和探讨过程中，都离不开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的共同作用。因此，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要实现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就必须先厘清学术话语体系的需求和供给，分析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可行性，进而探索二者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当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时，总是想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寻找答案，希望科学理论能帮助人类克服各种困难。然而，由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引致的社会多样性不断给人类制造了错综复杂的“窘境”，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界之初无法预料的结果。当站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场域时，就迫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这个场域何去何从，由此，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将竞相迸发，通过不断交叉、融合来回答一个又一个难题。鉴于需要用科学系统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社会问题，交叉学科、跨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学科群”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所谓学科群，是指为适应现代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以一定形式结合而成的学科群体。学科群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学科高度分化和综合的结果，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若干相关学科有序组合而成的学科的集合。”^[17]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理论传递最前沿、最快捷的一种形式，它也必然承担着“学科群”建设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学术期刊也应因时而生，不断将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需要与期刊承载的任务融合发展，将时代需求用学术期刊的形式呈现出来。

随着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需求的发展，学术期刊必须承担起传播学术理论、引领学术风尚的任务，将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发展之中，以学术的形式参与社会建设。从学术期刊建设的角度而言，学科群的建设是极其紧迫的任务。无论哪一类学术期刊，只有紧紧将学科群的建设与期刊自身建设融合发展，才能在学术领域展现特色，实现持续发展，也才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学科群本身就是回应社会关切应运而生的，那么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的载体、学术理论传递的前沿阵地就应当将学科群作为学术期刊发展的重点培育对象。学术期刊只有将自身实际与学科群结合起来，专注于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现实问题才能充分展现自身特色。

可能一些学者会认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取决于持续发表“学界名人”的学术观点。不可否认，这是学术期刊得以提高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学术期刊本身能有承担社会责任以及专注于学科发展的担当。任何一个学术期刊如果只追求所谓的“名家赐稿”发展模式，那么它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时代的变迁将学术期刊推向了更高的平台，也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于是学术期刊学科群的“异质性”就呈现在学界面前。所谓学术期刊学科群的“异质性”是指与传统“名家赐稿”“主题限定”等发展模式相比，学术期刊必然要与学科群建设相融合，体现出期刊对学科群建设的推动作用，有意识、有规划地将学科发展“植入”学术期刊中，用学科群的培育回应社会关切。这是学术期刊对复杂的学术生态的回应，更是学术期刊的历史担当。

文化自信离不开学术群体对基础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时，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建设也是当前学术领域较为凸显的问题，一个严谨的、专业的、公正的、权威的学术共同体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智力保证。纵观中外，凡是国家能力强大、社会安定团结的国家无不有学术智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国家发展的历史紧要关头，更需要强大的学术力量为决策层建言献策。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这种看似悖论的需求是由国家发展的实际决定的。国际化是指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阐述自己的学术理念；本土化是指任何学术理念必然要从国家发展的实际出发，要能解释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那么，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平台——学术期刊的作用就得以凸显出来，学术期刊是学术共同体传递学术理念最直接最有效的阵地，离开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构建就失去了有力载体，就算是日常的学术争论也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学术期刊是建设学术共同体的重要阵地，是提升学术共同体品质和水平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学术话语的形成从零星的学术观点开始，当学术观点积累到具有共同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学术范式时，学术共同体也就成型。从学术观点的首次出现到成熟，再到学术共同体的成型，无不体现为学术期刊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当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后，学术期刊的使命才开始。通常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期刊为平台，将相关领域有共同志趣的群体和个人凝聚到学术期刊平台上进行公开、平等的交流与探讨，最终利用这个平台实现“知识的供给”。学术共同体由于学术期刊的滋养而形成和发展壮大。

毫无疑问，学术共同体建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来源于学术话语体系需求。随着国家发展与转型，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就会显得越来越乏力，甚至会误解或扭曲事实。面对这样的困境，必须用中国自己的平台发出持续的、体系性的观点，将中国发展的真实性展现给国内外公众。这需要学术共同体与时俱进，也需要学术期刊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学者以能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当深刻反思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公信力不足，还不能较好地传递出让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欣慰的是，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文件，对于破除SCI等英文期刊的不当使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组织间的协同发展必然存在于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之下，在这个空间里组织本身也具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组织自身的发展历程又受制于其所在的体制生态，这个生态系统既是它的载体，又是体制生态得以变迁的内在动力。正如有学者在论述组织合作关系所指出的，“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参与者多是由一些独立的经济实体组织起来的临时性组织，他们具有很强的环境变化感知能力和了解顾客需求的市场导向能力，即响应环境变化的市场感知能力和多维度的资源再配置能力”^[18]。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互构也不例外，这两个组织既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又共同影响着学术生态的变迁，且这种互动行为将直接影响整个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

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紧迫性不断推动着学术期刊方阵向专业化发展，作为学术观点发表的平台也不再是期刊的唯一使命。学术期刊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与学术共同体构建互动的态势促成了两个组织的耦合性加深。从当前的学术生态来看，这种耦合性更多地取决于学术期刊资源配置的强弱。当一个较强的学术团队融入学术期刊，它更容易形成以这个期刊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同心圆；相反，学术期刊团队变弱或者学术志趣发生转变时，围绕学术期刊的同心圆便会缩小其半径，甚至无法形成同心圆。如果细分学术期刊资源配置要素，我们可以发现组织内部资源的异质性较同质性更能产生以学术期刊学术资源占有为原点的学术共同体。这是因为学术期刊内部资源的异质性更能产生“外溢效应”，能更大限度地对学术个体产生吸纳能力，而同质性不利于延伸学术共同体“同心圆”的半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以及党和国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迫切性需要，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研究活动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是学术研究质量、风格、实力的具体体现，“建设文化强国，以及为国育才造士，不能不关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19]。在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学术期刊作为重要阵地，需要肩负起对学术概念解构与重构的创新性尝试。正如有学者指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首先就需要从概念上进行供给^[20]，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于概念的解构和重构^[21]。学术期刊在概念供给上通常处于最前沿的阵地，如果学术期刊踊跃创新，敢于尝试刊登有争议概念的文章，甚至主动寻求有争议观点的文章作为刊物办刊导向，那么这样的学术期刊可以有效推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反之，如果学术期刊仅以“学术传统”为纲，以所谓的“经典”为源，那么学术话语体系首先就可能被扼杀在萌芽中。其实，纵观古今中外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创建过程，都是从“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到广受社会追捧的，学术期刊需要有一定的包容精神和冒险精神。不可否认，在新学术思想产生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扮演着见证者、助推者或阻碍者等不同角色。

学术期刊是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展示、学术共享、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专业知识集中传播和文化自由传递的有效载体^[22]。一本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学术期刊往往能够吸引众多的学者，他们更乐于在这样的期刊发表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更倾向于将这样的期刊定位为其学术追求的目标，学术期刊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凝聚学术共同体，正是学术期刊的纯粹学术性为众多学者提供了向心力。同时，也正是因为有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期刊的“忠诚”，才使得一本学术期刊朝向更加学术化的道路发展。“学术共同体能够发挥同行评议的功能，为学术期刊审稿并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从而使学术期刊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和扩大”^[23]。因此，一本期刊能否更具学术性和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共同体对于期刊的向心力。学术共同体在已有的共识上倾向于创造更多的术语来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当学术共同体创造出更多契合期刊志趣的术语或论点时，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就能更好地实现融合发展；当学术共同体的偏好发生转变后，期刊不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变化后的学术发展时，两个组织间向心力逐渐减弱，相互间就可能转向寻求新的合作者。

加强学术共同体自律、治理学术不端行为是提升学术共同体权威的重要路径。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性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学术评价，这个评价的权威性是一定范围内学术界遵循的准则，甚至是国际遵循的准则。因此，任何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外溢效应”通常由自身的学术平台所展现，比如研究基地、发表的观点或理论。从期刊的角度来说，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是影响期刊是否愿意与其合作的逻辑起点。同时，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也动态地形塑期刊的权威性。当一个甚至几个较具权威性的学术共同体“忠诚”于一个期刊时，该期刊的学术性不断增强，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取得双赢。反之，当其中的学术共同体权威受到质疑，而期刊与其融合度较高时，期刊的公信力也会被虚弱。最终，双赢被消解，直至相互间融合关系消失，各自寻求新的双赢组织。

通过协同创新使组织间获得更多的新资源，同时与已有资源有效融合实现价值增值是学术期刊和学术共同体间关系形成的本质需求。面对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现实，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需要实现融合发展，这既是现实需求，更是将来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由之路。一些学者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为荣，同时学术界也存在将是否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作为判断学者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是否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作为学者是否具备深厚基础理论的标杆。这些现象无不警示我们，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多么迫切。

因此，一是要整合学术资源，提高学科群的有效需求。学科群的有效性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基石，通过学科建设来促进学术范式的转变，以最有效的理论范式解释现实问题，这是学术共同体不断形成的必然过程。然而，当下一些学科重复设置、边界模糊，根本难以有效提供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解释，更难以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当前的一些学科设置是需要进行调整的。二是要扩大学术界的话语影响力，提高学术公信力。从学术资源的分配以及公共权力对学术界的支配过程来看，不难发现当前过多的学术资源被一些行政性机构占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术期刊平台与学术共同体有机融合。行政性权力对学术资源的过度占据容易使学术平台失去纯粹学术的“公正和正义”，这样不利于学科发展，也就难以实现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学术平台是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场域，在学术平台里学者可以相对纯粹地追求学术的应然目标。但现实中有人将纯粹的学术追求讽刺为“不接地气”。然而，作为人类进步的源泉——仰望星空的情怀是不可或缺的。当多元利益充斥着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时，好的学术平台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块净土。如果这快净土无法实现“有效供给”，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也就成为无源之水。需求是供给的动力，供给方通过识别需求来调整供给结构，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学术产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突发、利益需求多元不断凸显出现有学术解释力的苍白无力，亟待构建能解释清楚并能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的话语体系。因此，从需求出发，将学术平台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不断引导学术群体的入场，将知识供给进行有效凝聚，这是学术平台基于需求的有效供给。

制度建设是公共事务得以良性发展的支撑体系，良好的制度能促进公共事务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学术研究也应当注重制度所起的作用，尤其学术评价制度以及学术资源的配置制度对学术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纵观世界各学术大国，他们的科研制度建设往往比较完备。因此，需要通过构建完备的科研制度建设来划清行政机构的权力边界。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行政干预过多可能会影响学术创新，但也不能否定行政权力在学术研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实现学术的长足发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就应当将学术专业化凸显出来，让专业的人才管理专业的队伍，充分发挥学术团队和行政团队的积极作用。

首先，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加快协同创新与新型学术共同体构建。通常研究团队内部的异质性与外部的同质性是一项学术研究取得创新的必要条件，这种团队管理的特殊性显示其专业性。在此，学术同行评议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学术期刊作为同行评议制度的其中一个载体，充分展现出它在学术质量把控上的权威性。有学者指出，“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务实地说，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学术论文的优劣标准”^[24]。因此，通过期刊这个载体来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发挥学术资源分配导向功能，将学术共同体搭建在同行评议之上就更具影响力，更能形成多学科对话的话语体系。最终能够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这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的使命。

其次，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优化学术资源的分配，提升文化自信。一般而言，行政权力的宗旨是为各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本身具有的扩张延展性使得没有节制的行政权力会侵害社会生活。从学术研究的发挥历程来看，全能型的行政干预不利于学术的创新发展，容易将学术“挟持”到行政体系中，成为服务一部分人的工具，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过度的行政干预也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发展，可能会束缚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纯粹性”的追求，甚至挫伤学术研究中的文化自信^[25]，进而很难形成以期刊为原点的学术共同体。有些期刊也因为行政干预过多而导致失去学术公信力，影响学界对期刊的“忠诚度”。那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成为行政权力服务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

毫无疑问，大数据在当今世界已经深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术领域尤为突出，目前世界各国无不将大数据视为自身的增长极。我们迫切需要将大数据整合到学术研究中，将学术研究中的分析、解释、预测、咨询、政策等集成化。学术期刊为学术理论表达提供平台，学术共同体为学术期刊提供持续性动力，这是今后学术领域众多组织融合发展的趋势。而连接这些组织的链条就是大数据，通过大数据可以将众多组织体系化，能够有效提升协同效率。

随着大数据的深入发展，知识的传播更加便捷、途径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广阔，同时也带来了传播的碎片化，这是信息技术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学术期刊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目前学术期刊平台数据库PC端存在内容重复, 缺少交流互动性，移动端也存在内容局限、零散, 操作不方便等问题”^[26]。因此，大数据对于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要起到桥梁的作用，将期刊数据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进行。期刊的大数据建设必然要将科研机构的学科群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形成学科群带动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局面。学术共同体利用期刊平台来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将学术资源整合以不断提高学术国际影响力，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学术信息获取、加工以及存储等进行集约化处理，充分实现各学术群体的共建共享。因此，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应积极探索新的转型模式，通过新的出版模式积极推动学术期刊的转型升级以及强化与学术共同体的互动^[27]。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既要进一步融入国际舞台，又要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这样的现实需求推动着中国学术界不断探寻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学术平台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是一项紧迫任务。纵观一些学术大国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不难发现二者的融合度较高，容易形成完备的话语体系，并通过这些话语体系来解释现实问题。不可否认，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仍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以能否在国外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作为学术实力的评判依据；另一方面，我们虽有大量的学术产出，但能够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高质量成果不多。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可能路径就是实现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有效整合学术资源，提高各群体在学术场域中的协同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期刊就是学术研究得以持续创新的载体和推手。中国对外的故事没有讲好，一个原因是原创性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阙如。但我们应当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缺乏这样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研究文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功利主义”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学术研究的本真。迫于各种原因，有些学者不再将学术研究作为探究事物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事业。这就很难形成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也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面对这样的现实，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