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应对这一国际局势,正确的出路就是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新时代十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携手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有近70个国家加入;众多国家对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响应。新时代新征程,加强中外文明交流,对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世界共性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就“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一系列战略部署[2]。
在此背景下,学界围绕中外文明交流、中外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概念的科学内涵、经验启示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探讨。如:何星亮就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展开深入探讨,认为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更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认同、尊重,加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3];陈健、郭淑新立足多元文化场域视角,指出中外文明交流间应拒斥各类文化中心主义错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坚定文化自信[4];康继军强调,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对邻近国家也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5];石俊杰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思想内涵, 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 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 并摒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6];王婧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时强调,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希望在此基础上各国各党能够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了各国各党的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网络,最终能够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7];马忠、达雅楠研究认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站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高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8]。此外,常晶、孙录宝从人类社会交流的历史回顾、文明冲突本质是政治冲突的现实反思、文明交流是历史必然的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9];陈明琨从打造人类文明交往新范式、反对阻碍文明交流错误观念、维护世界和平、实践驱动理念落地四方面围绕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展开讨论[10];谢清果则详细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往互鉴相关重要论述的缘起、逻辑、立场以及基本论域[11];肖燕飞详细阐释“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实践方案,结合文明交流探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12];刘建飞强调不同文明互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其中的积极作用[13];刘勇、章钊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使命与担当[14]。
总体看来,目前学界关于通过中外文明交流来推进更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学界综合深入分析和研究“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涵、价值与路径”的成果非常少,亟待进一步研究拓展。本研究对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由宏观至微观,从内在意蕴、时代价值、实践进路三个方面多维度展开讨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需、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诉。
二、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在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引用《诗经·小雅·鹤鸣》中的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强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5]。在救亡图强、上下求索的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虽是“舶来品”,但通过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而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众多文明交流交融的事例,促进了中外文明的共同发展,也促进国与国的良好关系。唐朝和尚玄奘到天竺(现印度)取经,历经16年把657部佛经带回中土,促进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唐朝和尚鉴真先后6次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书籍和文物,向当时落后的日本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促进中日交流。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史上交流互鉴的典范,对当前中国的对外文明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6]10。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开幕式中提出,“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2]。这一论述洞悉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阐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思考,点明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国文明的相处之道。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 只有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方能实现“美美与共”, 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这一理念为重塑国际社会文明秩序提供了重要参考,突显了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应有的态度、应展现的情怀以及应采取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内在规律。
(一) 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为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各美其美”是国际社会对人类文明交流应当持有的态度。既是对他者文明的意义、价值的了然,也是对中华文明的自我觉察、自我发展。“各美其美”的文化思维意味着既承认其他各个国家文明的“美”,力求各个文明平等对话,更要求对自身文明的“扬弃”,在接纳他者的现实意义上反思与国外文明的动态结合。同时,这一切都建立在尊重各国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追寻世界文化动态交流下的静态独立。应当认识到,每种文明都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智慧结晶,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特性与价值。因此,文明不分民族、没有国界,“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17]。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因各国现阶段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历史演进与发展历程的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不同,“各美其美”既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多彩性,也指出了文明的对等性、平等性,把文明交流的可能与必要推向现实。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演讲时表示,真正的文明尊重世界各民族、国家各自文化的不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18]。这充分表明希腊深刻认识到文明发展的时代境遇,主动摒弃了自身文明作为西方文明起点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说明在文明交流中应尊重文明多样性、承认文明多样性,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文明、接受文明、拥抱文明是抹去文明隔阂的鲜明底色。
(二) 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2]。“美人之美”是国际社会文明交流应采取的方式。所谓“美人之美”就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将各国文明在其现有的价值体系之下结合实际去评判。而不是以本国文明的标准去评判他国文明的优劣,彼此积极主动发现美、欣赏美、称赞美。所谓“厚德载物”,谦虚、平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对优秀他者文明的包容与认可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同时道德性、包容性的传统文化为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提供了土壤。在文明的互鉴互赏中发现不同文明所蕴藏的奥秘,汲取不同文明所蕴含的智慧,通过互鉴互赏的方式彻底消除文明隔阂,防患文明冲突。“互鉴”不仅是文明交流的方式,而且是文明繁荣、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19]。文明是活的,需要继承、传播与创造,流动是文明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使文明交流成为必要,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宏大的视野。文明的活性体现在交流,文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互鉴。如若将中华璀璨的文明“深藏闺中人不识”,便无从交流互鉴,无法防范偏见、诋毁乃至于徒增隔阂,也无法与时俱进直至陷入停滞状态乃至产生倒退。同时,应当意识到“美人之美”在中外文明交流中并非纯粹的交换,更不是单向的交替,而是坚持底线原则的平等互动。是坚守自身文化的内涵、特质、核心精神与价值,通过与其他文化相交而使文明得以流动、传播。应当“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展现中华文明的魅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文会友,最终“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20]。
(三) 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美美与共”彰显了人类文明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21]。可以认为,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也是人类的文化、世界的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信息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突破民族、国家的视野局限,立足于人类与全球的宏伟视野对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所提出的憧憬与展望。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22]。“美美与共”不是“唯我独美”,更不是“从人之美”,而是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路、启迪灵感”[23],遵循中华文明居于本体的立场,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体多元”的共同体格局[24]。同时,应当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不是一些西方国家以我为尊、高人一等文化霸权的“再版”“翻版”,而是秉持天下为公的人文情怀,由全世界各国文明共聚、各国人民共建共享,一种世界范围内新型人类文明形态的“原版”。因此,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旨在凝练全人类所追求的共同价值,不断促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其核心就是要坚持平等态度、采取互鉴方式,在平等互鉴中取长补短,在交流碰撞中促进文明发展创新,以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共求最大公约数、共画最大同心圆,实现各种文明“美美与共”。
三、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人类的交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深入,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中国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不仅是创造继承与传播交流的复合整体,也是内在多样性与外在多样性的有机整体。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中突显出巨大的时代价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之需;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题中之义;也是引领国际交流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诉。
(一) 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使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包容、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先进发展经验、技术、文化等方面展示出广阔的胸怀以及巨大的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充分彰显了中国在中外文明交流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与实现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强大精神引领。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立足于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着力于时代性与创新性相促进,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25],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此外,吸收和借鉴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向前推进,必然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最新成果。在思想上保持双向开放,基于高度的文化自信进行多元对话,互相学习、互相完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一座“孤岛”,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交流互鉴史。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思维、方法,采取“求同存异、互利双赢”的文明交流方式,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指引和精神动力。
(二) 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必由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也是世界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圆梦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必将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26]。中国梦助力世界梦,中国梦也是世界梦。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各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与帮助。“友好型”的国际环境必将极大助力中国梦的实现。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有助于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表明和平、发展的中国态度, 从而打破语言壁垒,使“中国梦是扩张梦、霸权梦”的言论不攻自破。对于“文化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以和为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基因。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坚持以中华文明的“基因”为基本点,逐步扩展至各个领域,形成中外全领域“以和为贵”的人文交流。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深入交流,加强世界范围内医生、学者、文艺工作者等各界人员往来,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通过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聚集人心、汇集力量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三) 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是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诉求,也是应当顺应的时代之势。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促进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世界文明秩序与体系的重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但同时世界发展的鸿沟不断加大、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7]。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是全球化进程中维持人类文明共生共存状态呼之欲出的时代趋势。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16]544,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塑造全人类所认同和追求的价值观念,而文明交流互鉴就是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实现民心相通,凝思想、聚共识形成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从根本价值指向上看,文化交流互鉴是以人为主体的从精神层面着手凝聚全人类的思想共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着共同的责任、义务与利益,关系着民族与世界的未来,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发展等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16]540。因此,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是全球化、时代化视域下重塑人类思想指引与精神引领的必然诉求,对于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远意义。
四、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实践进路新时代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面临着许多新变化,世界局势呈现许多新特点,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和新机遇。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文明交流虽然不断强化,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依托“强势文化”实行文化霸权主义,提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明之间的交流。在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立场,发展共性文化、开展人文合作、践行“一带一路”、坚持政府主导的实践进路。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一) 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文化传播是促进社会发展、引领社会思潮、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取得显著成效:孔子学院遍布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除夕的烟花在世界各国盛开;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以中国国宝大熊猫和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获得了各国人民的喜爱;冬奥会充满中国风元素的运动员比赛服饰;滑雪跳台的“如意”和“飞天”造型等。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1],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传播指明了新方向。同时普及全民健身,弘扬体育精神;传播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等方面内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在传播进程中,一方面,能够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深入传播和理解中华文明、中国精神,增强我国群众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另一方面,文化传播推动我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往来,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29]。
(二) 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文化差异是引起质疑、产生误解,甚至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世界文化虽风采各异,但也有相通之处,世界文明新秩序需要世界寻找最大公约数。面对各国文化差异的现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6]464。以中印文化交融为例:中印文化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首先体现在宗教信仰的“类同”。汉代人们开始接触佛教时,把佛经中的“空”,用老子的“无”来解释;佛教的水、火、地、风四种物质及“天地始终谓之一劫说”也和汉代方士“五行始终说”相似。其次是文化体系的“相似”。譬如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在广阔的区域进行传播后,形成了数条支系。如今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汉藏语系,在文化内核、文化呈现和文化基因上反而更接近中华民族文化,与当今印度主体民族文化有所疏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不同的宗教应该展开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爱、慈悲、舍己为人、仁慈和宽恕等构成了各大宗教传统的基本伦理原则,并非由超自然的权威强加的不相容的理念,而是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理念,我们的人性在宗教传统中被加强、净化和提升到新的层次”[30]。尽管世界各国的宗教各有所异,但在人类社会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已具有相通之处,它可以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已有的共性,这种共性都强调美德善行、相互平等,只是修行方式有所不同,完全可以进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不同宗教应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3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宗教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动摇,积极推进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人士交流互动,并以宗教互动推动各国彼此文明深入交流。
(三) 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西方的往来日益频繁,一代又一代“使者”用善意和友谊架起了东西方往来的桥梁。到了唐、宋、元时期,丝绸之路在海、陆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文明的交流。古代丝绸之路是许多宗教信徒的汇集地,天文、立法等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明、宗教的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8]。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各国家积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深入推进在宗教、教育、文化、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合作,致力于构建一条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32],人文交流合作是中外良好关系长远发展的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汉朝的丝绸、瓷器通过西域远销地中海海岸,明朝时期郑和的船队达到非洲的索马里、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在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中非人文交流的纽带。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球视野、致力于解决人类问题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构建了一条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时刻注重每个民族国家的差异,在践行的实际中不断寻找、磨合为沿线各国认可、尊重、接受的文化切入点。截至2023年初,已有151个国家与我国签署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内容涵盖人文、科技、民生等诸多领域。近十年的各方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增添了世界增长新动力,是文化交流、思想传播,推动发展,合作共赢,实现世界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四) 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各领域人文合作,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33]。首先便是通过文化活动,发挥传统节日在人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底蕴来影响人、感染人、打动人,发挥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积极向世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中外友好关系,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此,中国还先后举办了美、英、法、俄、意、埃及“中国文化年”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举办各种文化年、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以及文艺创作,以人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使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增进彼此友谊的同时开阔视野、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 “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16]514。孔子学院就是推动教育合作的产物,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平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进程与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上表示,希望孔子学院“继续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校训,为传播文化、沟通心灵、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4]。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还采用加强科技领域交流以促进国家间科技力量协同创新,促进旅游领域交流以实现跨境旅游新增长等形式,不断开辟人文合作新领域、新模式,以促进多元人文交流。
(五) 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坚持政府主导即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强调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是政府管理一切、主导一切,而是发挥规范和引领作用。对外文明交流要继续坚持以政府为主导,进一步完善政府制订前瞻性策略与提供战略指导的职能,为对外文明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建立完善的保障和激励机制,提供政策、法律的支持。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对外文明交流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根据国家现阶段文化发展实际,制定文化对外交流的短、中期目标以及长期性、系统性战略。同时,政府应该紧紧围绕“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保证交流的公平、公正,充分发挥服务作用以保证交流的通畅、顺利,而不可过度地干涉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交融。在全局性层面,政府要加强引导,形成中外文明交流链路上一切资源、力量都为推进中外文明交流服务的局面。在创新层面,政府要激励社会各界多方参与形成多元创新的局面,这意味着文明交流主体的多样性同样不可忽略,应充分发挥民间团体、企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激发其交流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对外文明交流的目的是使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构建起价值共识,仅靠政府官方的文化交流,政府的严肃性会使得国外民众难以接受,甚至是出现抵制、排斥的情况。反观民间和非官方组织的交流则更加多样、灵活、“接地气”。首先,非官方性质的民间交流能够采用更丰富的方式方法深入外国民众的生活实际,从而更加真实地了解外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以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方法满足其文化需要,在文化交流的实际中开辟出文化交流新路径。其次,相比于政府官方交流,民间交流规模虽小但形式多样,使小众文化也能得到很好的传播。因而坚持政府主导,以非政府为主体的文化交流组织、团体充当政府与社会衔接的“中介”与“桥梁”,更有利于拓宽文明传播的渠道、创新文明交流的方式方法,既能够灵活满足民众不同的文化诉求,又能坚决执行政府主导的政策。
五、余论当代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外文明应高举文明交流旗帜,共同致力于世界文明的最大公约数。文明不区分种族、不评比高低,文化因多样而多彩,应尊重文化多样性,平等对待所有文化,实现各种文化的共存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我们应当立足高远,以世界眼光看待人类发展的历程,在新的时代浪潮下,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吸纳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在深远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出适宜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基因,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在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与各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发展共性文化、践行“一带一路”、开展人文合作、坚持政府主导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实现新时代中外明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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