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淀中，以其智慧和精神力量形成典故这一富含历史底蕴并体现先贤价值理念的思想文化标识。据《辞海》《辞源》释义，典故可指典制和掌故，或古诗文所引有来历的故事和词语，或大众熟悉且具教育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典故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化穿透力，彰显着思想与情感“聚合体”特征。作为生发于历史时空和实践“场域”而具有浓缩性与传承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既能经由艺术提炼而折射出先贤智慧，又能基于生活本真意义以“微言大义”升华历史与文化哲理，隐含着历史嬗变中“个性趋向共性”“分离趋向融合”的价值观念。同时，典故具有契合时代课题的现实指导性，因其包含着经由历史检验并汲取时代养分的“客观真理”，所以能内化为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社会大众以典故为载体，为消解认识改造未知世界的思想困惑而探寻历史依据，将典故与时代语境、社会现实和自身认知相结合，发挥典故对自身价值选择及思想行为范式的影响作用。典故因其“以文化人”的内在特性，能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提供重要思想文化源泉。

习近平用典艺术，彰显着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伟大真理力量与实践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熟读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以深厚国学功底和实践经历形成了运用典故的自信自觉和独到风格。其在各类场合引经据典、古为今用地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现实相融合，对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以极大启迪。同时，面向世界舞台巧妙运用典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蕴”和“神韵”，在文化交流中提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前，学界着重就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内涵特色、当代价值及对外传播展开探究。比如：刘恋结合用典表达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分析了用典的时间跨度、范围和个性色彩等特征，以及明暗引融合、灵活化用、整合翻新和连续引用等用典技巧^[1]；蓝柏添等认为，习近平用典艺术继承发展了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文化观, 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高度统一，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意义深远^[2]。其中，学界尤为关注习近平用典艺术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比如：张晓刚等从“继承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维度，强调其用典对推进文化“两创”提供遵循^[3]；刘建明分析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文化传播辐射力，结合国际报道的时代基调与全球治理观，从“为儒家思想正名”“阐释民本思想”“宣传立德为先”等方面，阐明其用典对激活传统文化的传播效能，以及治国理政和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指导意义^[4]。在此基础上，学界就习近平用典艺术的对外传播策略也展开相关探究。比如：顾世民等结合《习近平用典》语料库内容，聚焦传播机制、方式和载体等，探索其用典话语融通中外的传播理路和外宣策略，强调其用典对治国理政及“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的重要意义^[5]。此外，学界就思想政治教育主题也展开了少量研究。比如：胡艺华等分析典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特性，分析习近平总书记以典故传道育人的“广为采撷”“信手拈来”“恰到好处”等特征^[6]；庄梅兰等以习近平用典艺术为切入点，阐析高校育人应从中华人文经典传递的为人、为学和处世之道中汲取思想养分^[7]。

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本文强调习近平用典艺术的内涵及价值研究可聚焦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重构这一重要维度，力图进一步结合习近平用典艺术的历史厚度、文化底蕴与现实深度，探究其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内容与方法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习近平用典艺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语境下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源泉与现实土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8]，即新思想必须以已有思想材料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9]。通过辩证取舍地化用典故，推进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深度融通，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中国智慧及育人指向，使其用典艺术更具有宏阔的思想价值，闪耀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芒。

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时态上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及宋明理学等阶段，形成儒、释、道、法、墨等各学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在共时态上以“自然、人、社会”内在关系为核心问题，富含反映传统民生观、实践观、道德观和天下观的理念内核，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自信基石。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可溯至“民为邦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等传统民生观，爱国奋斗的精神追求可溯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传统实践观，诚信友善的道德意蕴可溯至“明德格物，立己达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传统道德观，命运与共的人类情怀则可溯至“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用典艺术，既坚守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推进文化“两创”方针的立场，也体现着以辩证思维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战略眼光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融合的中国叙事话语特色，饱含着高度的文化自信。从各时期重要论述看，无论在《摆脱贫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等早期著作中，还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讲话、文章及著作中，习近平同志总是在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结合现实语境创造性地化用中华人文经典中名人轶事、寓言传说和名言警句等，赋予其新时代价值。比如，引用明代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中“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10]411，突出治国理政的人民立场；引用明代刘基《拟连珠》中“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11]，阐释勇于实践的重要性；引用《荀子·大略》中“学者非为仕，而仕者必为学”^[10]143，强调正确处理学习与为政的关系；引用《周易·系辞下》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0]263，凸显改革创新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12]171。习近平用典艺术凝结着中华民族扎根广袤大地，创造人类史上绵延不息的中华文明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儿女自尊、自信、自豪的思想源泉。

习近平文化思想向世界展现的中国智慧，体现在有关中国道路的内涵阐释、重构世界文明秩序的中国主张等方面。比如，引用毛泽东《清平乐·会昌》中“风景这边独好”^[13]，阐释中国道路创造了世所瞩目的奇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应国际不良舆论对我国发展道路的质疑；引用《管子·牧民》中“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0]75，三国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中“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10]277等，阐释德法并举是中国道路的治理模式；引用《周易·益卦·彖传》中“凡益之道，与时偕行”^[10]259，阐释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中国道路的发展思路。此外，对于维护国际社会和谐稳定等问题，特别强调，“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14]。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引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撰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10]17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引用明清《古今贤文》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10]181，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引用《孟子·尽心上》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0]201，在比利时《晚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引用《黄帝内经》中“智者求同，愚者求异”^[10]193等，以朴素而深邃的中国智慧向世界传递捍卫和平发展的信号，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维护世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见卓识。概言之，习近平用典艺术所涵括的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既契合“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时代意义，更展现了享誉世界的中华文明对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卓越思想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扬中转化为融入民族精神的观念形态，文化育人则是推动其转化的重要路径。文化育人本质即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润物无声地发挥文化资源对世界观和价值观培育的感染力、影响力。新发展阶段，需大力培养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5]，系统回答了教育工作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他尤其重视从文化维度发挥教育价值，在不同场合强调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弃地继承历史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164；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16]；在陕西绥德实验中学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基础在教育……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创造活力”^[17]。这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应以高远的历史站位、国际视野理解文化育人的战略定位，提升民族精神气质，弘扬民族文化财富。

习近平用典艺术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如：(1)在个体成长成才方面，通过文化育人实现对教育对象的社会性塑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夯实其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使其以健全人格、高尚品德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2)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引领功能，引导教育对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力量，在新时代广阔文化空间中增进文化认同、推动文化繁荣，为向世界传播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贡献力量；(3)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发掘中华文明蕴含的育人价值和规律，引导教育对象理解文明同塑造民族精神的必然联系，淬炼传承发扬中华文明的精神力量。概言之，习近平用典艺术契合教育“立德树人”使命，富含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魂育人的重要教育价值，彰显了用典的合目的性、合真理性及合艺术性在教育中的有机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体系是涵括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精神风貌、道德规范等诸多要素在内的，规定着育人原则、内容及方法的逻辑体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契合教育“立德树人”价值指向。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衍生及社会思潮争鸣的思想境域中，社会大众的现实追求愈加多元并向个性发展与精神需求倾斜，亟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向度”的抽象话语形态，消解“说教式”“灌输式”育人弊端，破除育人路径同育人目标之间的鸿沟。为此，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在“以典育人”视域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使育人原则、内容和方法真正贴合大众现实需要，有助于更深入阐发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蕴含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法治观等，促进教育对象“知情意行”相统一。

习近平用典艺术强调治国理政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又强化创新意识的重要性，阐明了贴合时代与现实问题“以史为镜”“以文化人”的必要性，表达了坚持文化“两创”方针，以及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中赓续中华文脉等重要观点，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引导教育对象明理悟道、知行合一具有重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教育对象施加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系统影响，旨在将特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道德观念，其内在特性决定着遵循守正创新原则，才能适应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守正”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培养什么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根本在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也面临着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习近平用典艺术，体现着对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高度重视。他引用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繁荣”^[10]33，《孟子·滕文公下》中“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8]151等，强调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从容应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和谐国际舆论的考验。同时，坚守党治国理政的人民立场，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9]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战国《文子·上义》中“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8]19，东汉荀悦《申鉴·政体》中“足寒伤心，民寒伤国”^[18]9等，强调人民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表达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执政理念。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应从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高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定位，以及对推动育人“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相融合的功能；应引导教育对象理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觉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守正”将迷失方向，缺乏创新则会弱化其引导功能。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0]，从改造世界的角度强调人类具有独特的创新智慧与创造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性，指出“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1]510。他也高度重视在创新中赓续中华文脉，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1]309。他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中“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10]199，明代李贽《藏书》中“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10]255等，阐发创新的必要性。同时，他强调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从历史、时代和人民等维度，全面而立体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和创新；他也善于结合实践探索创新之道，从知青时期带领乡亲建沼气池到践行“两山论”等，都体现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尊重及对实践的重视，该态度在其用典中多有体现。他引用战国《尹文子·大道上》中“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10]261，《宋史·列传第十五·赵普》中“事不凝滞，理贵变通”^[18]251等，强调应灵活运用事物发展规律，不能固守旧观念而桎梏思想行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比如，科技驱动下微媒体话语空间、网络青年亚文化话语空间等的兴起，使育人环境愈加多元化，从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守正”创新其理论、制度与方法。应创理论之新，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魂和根”，植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引导教育对象学深悟透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应创制度之新，以兼顾人性化的制度改革，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应创方法之新，善用数字化技术等育人关键“变量”，处理好“灌输式”与“启发式”育人关系，发挥好多元“场域”育人合力，既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高地”，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同向同行。

实践生活中面对新问题、新理论，人们往往以“回望历史”的常态思维寻求印证，“以史析理、以史致用”浸润于国家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之中。从历史维度看，社会成员精神面貌的改变“需要依托精神手段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依托精神文明来全面揭示社会成员的精神价值”^[22]。放眼人类文明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感”表现为民族文化、品格及所孕育的深沉精神追求，这正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鲜亮底色。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2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1]287。他到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在了解师生开辟教育救国、文化抗战路径的历史后，基于唯物史观强调，要“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24]。思想政治教育应体现历史感，这不能囿于主观意识形态思辨，而需以社会实践中凝结的历史资源为载体。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言而有信”“克己慎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厚重历史底蕴的价值观，是教育对象历史自信的生发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使用历史文化典籍所蕴藏的教育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好“历史教科书”中的先贤智慧极具指导意义。他引用《庄子·人间世》中“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必巨”^[18]265，强调党的成长壮大是由“简”到“巨”的过程，不忘初心使命才能告慰历史和推进事业；引用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5]，也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题引用北宋曾巩《＜南齐书>目录序》中“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26]，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以历史研究为基底，探寻历史规律以增强开拓创新的智慧和勇气；引用《荀子·大略》中“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18]45，强调“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不囿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桎梏；引用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前事不忘，后世之师”^[27]541，结合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乌克兰危机所敲响的警钟，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危害性，呼吁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化用典故，能够以历史智慧升华育人内涵，为教育对象树立“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历史观提供科学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既承续传统又面向未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特性，作为规范引导特定时代人们思想行为的社会实践，应强化问题导向，实现历史感与时代感相贯通。社会转型需经过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变化，这也从思想文化维度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提出新的适应性要求。习近平用典艺术，彰显了贴合时代脉搏“以文化人、以文铸魂”的现实针对性。比如，对治学之道，引用北宋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中“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去”^[18]141，强调党员干部应树立“善读书、读好书”的学习意识。对为政之道，引用唐代房玄龄《晋书·宣帝纪》中“天地之大，黎元为本”^[21]171等饱含民本情怀的典故，强调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也引用《荀子·非十二子》中“不诱于誉，不恐于诽”^[21]543，北宋吕希哲《论养心》中“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28]541等，告诫党员干部筑牢廉政思想防线。此外，在深入知识分子等群体谈心谈话的不同场合，引用《管子·版法解》中“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21]53，清代万斯大《周官辩非·天官》中“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10]21等表达“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的典故，激励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献策献力；引用鲁迅《自嘲》中“躲进小楼成一统”^[28]335，《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28]335等，教育青年摒弃逃避时代使命的消极思想，筑牢为远大理想砥砺奋斗的历史主动精神。概言之，其用典坚持问题导向并契合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启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紧贴时代主题，引导教育对象树立既体现民族精神传承，又符合当今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29]。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首要在于认识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即在保有持久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基础上，具有对他国思想文化进行甄别、整合和利用的主体性，在与不同文化的共生繁荣中汇聚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夯实自身文化竞争力。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源于数千年中华文明及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先进文化，其中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民族价值观、民族心理和民族语言等，关乎中华民族主体精神，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源泉。在传统文化浸润下，中华民族经数千年积淀而形成“仁”“义”“理”“智”“信”“诚”“忠”“孝”等崇德尚善的思想道德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7]36。他深谙中华文化哲理，其用典正是发掘和弘扬文化民族特色的生动实践。他引用《诗经·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18]279，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中“文者，贯道之器也”^[21]321等，强调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表达提升国家文明程度，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在新时代铸就新辉煌的信心。他也引用王充《论衡·自纪》中“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21]326，指出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中体现着文学家、艺术家的襟怀学识，强调立德树人者必先端正自身。通过极富民族特色的典故，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魅力，让世界人民更为理解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结合其用典价值，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应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增强教育对象对民族思想文化的情感认同；还应提炼好易被国际社会理解的标识性新表述、新范畴，引导教育对象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在文明互鉴中铸牢维护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独立性的自觉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也需寓民族性于世界性，引导教育对象以国际视野把握世界文明走向及文化特色。如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打破地区和民族的隔绝状态将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0]。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维护特定阶级利益, 改造国民思想观念这一共通属性，从而决定着应锻造教育对象的世界眼光，引导其兼收并蓄地批判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习近平用典艺术表达了对世界不同文明中合理因素的肯定，以及借鉴他国文化有益成分的“扬弃”态度。比如，引用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2]315，强调应弘扬丝路精神，把握文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使不同文明和文化因平等互鉴而愈加多彩；引用西晋陈寿《三国志·夏侯玄传》中“和羹之美，在于合异”^[18]153，强调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多个民族和宗教，文明的孕育受历史、国情、地域和民俗等因素影响，文明之间无优劣之别；引用战国屈原《卜居》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31]，强调应秉持包容精神，不使文明差异成为交流障碍乃至冲突的理由；引用费孝通先生的名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12]311，“点明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国文明的相处之道”^[32]，为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中国方案。结合其用典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既需充分把握中华民族历史脉络和文化资源，也应在全球化浪潮中汲取广域性的文化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时代特性和世界视野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世界性，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力，自觉研习人类文明成果，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典故作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重要育人载体，应秉持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贯通的立场，激活其新时代生命力、创新力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广泛运用典故阐析治国理政现实问题，并在“以文化人”语境中通过对典故的创造性使用，使其所体现的先贤价值理念与当今中国精神文化符号及主流价值观念紧密呼应。共用典对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现实课题，不断加强教育对象的主流价值观认同，从而凸显育人广度与深度、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具有重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广博精深，学界就其要素构成有“五板块”“四要素”“五要素”等划分，普遍认为其内容包括“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33]。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理应结合党的中心任务，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34]。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成果，将其与治国理政现实问题融会贯通，进而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升华为启迪教育对象思维和实践模式的经验智慧，有助于提升教育对象文化认同及思想境界，拓展育人内容的广度。《习近平用典》第一、二辑分别遴选党的十八大以来使用多且影响大，代表性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典故135则和148则，设“敬民”“为政”“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等共24个篇章，每则典故将诠释古典名句寓意同阐释用典的现实意义相相合。从典籍出处看，尤其注重发挥儒学中敬民、用贤、仁爱、和谐等思想成分的教化功能，在诸多场合引用涵括《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思想精华的名句，以儒家“修齐治平”等核心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也汲取儒、道、法及诸子百家之长，出入经史子集并包括中华思想文化宝库中经典名句、诗词歌赋和民间俗语谚语等。比如，《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59，《老子·第六十四章》中“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10]39，《韩非子·显学》中“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10]157，《荀子·王制》中“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10]43，《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10]125等诸多先秦诸子名言都被引鉴。概言之，其用典艺术通过运用大量历史文化素材，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与文化观念的融合。将典故这一特殊文化介质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够发挥语言艺术“沁心之美”的隐性育人力量，更能够以包罗万象的典籍素材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培根铸魂的价值指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反映为回应治国理政现实问题的思想深度。以时代文化为参照坐标，廓清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场域、文化属性和文化形态的关联，对于体现育人深度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场合以典故阐析现实问题，既契合中国历史文化的时代创新品格，更使典故与当今中国精神文化符号相统一，凸显用典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使用典深度得以升华。比如，对于全球气候问题，引用《荀子·天论》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8]29，表达尊重万物共育的自然规律，以及增强绿色发展能力的治理理念。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引用南朝范晔《后汉书》中“禁微则易，救末者难”^[10]225，强调源头反腐的必要性。对于祖国和平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引用《尚书·说命》中“虑善以动，动惟厥时”^[10]107，强调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对于科技创新，引用《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0]249，激励科学家发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禀赋；还引用《诗经·大雅·文王》中“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10]165，强调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对于青年理想信念培育，引用明代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28]334，勉励青年补足精神之钙。对于坚持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引用《礼记·大学》中“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18]17，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以开创国家事业新局面。其用典中，也较多引用唐代李白、北宋苏轼的诗词。比如，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引用李白《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35]，激励文艺工作者着眼民族复兴大业，坚定铸就文艺高峰的自信自觉。对于增强忧患意识，引用苏轼《晁错论》中“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10]31，提醒各级干部对待工作应做到未雨绸缪和治于未病。可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因时而变、推陈出新地化用典籍名句，使典故的深邃意境与时代气息相得益彰，激活并升华了育人内容与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

中华先民历来崇尚以文化人，《周易·彖传》中提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6]，其中“人文”即《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主张“以儒家之道教化天下”^[37]，促进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政治人和文化人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既需遵循政治取向以汲取文化资源，还需通过文化教化以实现政治指向。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的过程，也应是以文化人从而促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价值观念的过程。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承担着引领社会思潮走向的新时代使命，凝聚教育对象主流价值观认同是增强其力度与效度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12]168；“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12]171。主流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内容，反映着特定时代和特定阶级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承担着培育和传导主流价值观的使命。就国家和民族而言，其主流价值观是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国人精神家园的载体，承载着相应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愿景及社会是非评判的价值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态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一系列独特价值观念已镌刻于民族基因之中，创造性地转化为影响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新时代主流价值观。

习近平用典艺术于以文化人语境中使先贤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呼应，有助于启迪教育对象理解民族精神命脉，筑牢践行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自觉意识。其用典内容覆盖国家、社会和个人维度，涵盖主流价值观培育中理想信念教育、法纪教育、修身立德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关于理想信念教育，引用清代金缨《格言联璧·学问》中“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卸也”^[10]233等，强调将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融入干事创业之中。关于法纪教育，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中“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18]185等，强调良法善治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关于立德修身教育，引用《论语·里仁》中“德不孤，必有邻”^[18]67，强调任何时代都有承载国家民族精神追求的“德行”标准；引用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10]59，强调处理好“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关于生态文明教育，引用唐代白居易《策林二》中“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38]，明代朱柏庐《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39]等，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引用《礼记·中庸》中“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18]307，春秋《司马法·仁本》中“国虽大，好战必亡”^[18]155等，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以亲仁善邻的道义精神促进各国共赢发展，从而体现对爱国主义的深层次理解。概言之，习近平用典艺术于“以文化人”语境中实现了对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同教育对象思想共鸣点的精准把握，为将“真理的力量”与“道义的力量”融贯于主流价值观培育过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与效度提供了丰富素材。

习近平用典艺术善于发掘和创造性使用中华文化典籍所蕴含的思维和实践智慧，对思想政治教育更紧密地贴合时代趋势，重构育人方法具有重要价值。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而凝练形成一系列传统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方法论的微观层面”^[40]，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创新，必然关联于思维方法的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智慧，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法提供了智慧源泉。其中，传统和谐思维同“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观念高度契合，倡导惠民、重民、乐民、爱民的治理之道，孕育出中华民族团结共荣的“多元一体”格局，凝聚起“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将和谐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促进教育对象身心关系的和谐统一，锻造其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传统法治思维，可溯至中华民族“良法善治”的政治传统，强调“德主刑辅”及“礼与律”相融合。将法治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提升法治素养和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和谐进步贡献力量。传统历史思维，贯通于中国社会变迁史中，体现为尊重祖先传统的继承性、灵活达至结果的变通性、延续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性，以及运用历史经验启示现实的革新性等。将历史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以史为鉴”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及历史进步的“主流”“支流”，把握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做出“四个选择”的必然性，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筑牢弘扬中国精神的自觉意识。传统创新思维，为后世尊崇“革故鼎新”的思想家们诠释运用，倡导政治领域除旧布新、社会领域移风化俗、文化领域治学精进等。将创新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继承开放进取的民族禀赋，把握改革创新对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性，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传统辩证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思维方式，儒家“和而不同”、道家“有无相生”、法家“矛盾之说”都体现着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将辩证思维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启迪教育对象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认识世界，培养其辩证理性地分析问题、客观求实地服务社会的能力。

习近平用典艺术善于从传统思维方法中汲取智慧并使之创造性转化。比如，对和谐思维的化用，引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10]185，强调遵循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处世之道，正确处理国家、民族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法治思维的化用，引用《论语·为政》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 则民不服”^[18]219，明代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0]273等，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在于实践。对历史思维的化用，引用《鬼谷子·决篇》中“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18]273等，强调审思历史旨在把握历史规律，与时俱进地借鉴古人智慧以开创新时代的新局面。对创新思维的化用，引用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不日新者必日退”^[10]251等，强调当今中国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亟须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对辩证思维的化用，引用唐代杜荀鹤《泾溪》中“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10]283，清代陈澹然《寤言·迁都建藩议》中“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0]297等，强调树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清醒意识，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中把握主要矛盾，着眼改革发展大局。概言之，中华文化典籍所蕴含的思维方法“富矿”，其新时代内涵对引导教育对象形成健康向上的国家观、人生观、义利观等极具现实指导价值，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法提供了智慧养分。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社会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符合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应结合实践趋势调整育人方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变物质’的实践属性”^[42-43]。典故本身即凝聚着指引人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智慧力量，习近平用典艺术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策略与方法提供了现实指导。首先，在目标导向上，思想政治教育需“有的放矢”地处理好“全局视野”与“具体分析”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北宋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中“善治兵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18]249等，强调既要勇于面对复杂问题，也要科学判断问题走势从而达成目标。其次，在榜样示范上，发挥先进典型的导向作用是激励教育对象朝着教育目标行动的有效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12]159。引用《论语·季氏》中“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10]85，《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8]143等，启示教育者应为人师表以提升教育话语的权威性，教育对象则应秉持“见贤思齐”观念，增强将所学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再次，在因材施教上，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决定着应精准把握“教与学”各环节的需求及情感契合点。引用《墨子·鲁问》中“量腹而受，量身而衣”^[18]167等，强调结合个体差异精准施策的必要性。最后，在以情感人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递“真理的力量”的特殊交往活动，需以仁爱之心和乐观态度激发“教与学”双方共鸣。引用《墨子·修身》中“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10]71，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8]287等，强调人格力量与情感沟通的隐性育人作用。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还需重视教师专业素养同育人话语影响力之间的关联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等场合反复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44]，既为新时代教育事业指明方向，也对教育工作者提出高要求。“以典育人”视域下，应引导教师从典故中汲取精神力量，成为“解惑”的“经师”，“传道”的“人师”，培养造就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胸怀国家民族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还应引导教师以“自省”意识辩证认识“德”与“才”的关系，明确“师德”是基础，以自身榜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对象，培养造就知善恶、辨是非、有德行的人才。习近平用典艺术，尤其体现了对尊师重教及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视。引用《礼记·文王世子》中“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18]139，《荀子·大略》中“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18]127，唐代韩愈《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8]131等，激励广大教师勇担职责使命。引用《韩非子》中“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21]164，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18]289，北宋苏轼《和董传留别》中“腹有诗书气自华”^[10]127，清代钱德苍《解人颐》中“一勤天下无难事”^[10]107等，强调教师应在精益求精的思考与实践中夯实知识涵养、锤炼工作本领。习近平用典艺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从源头整体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引导教师筑牢“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自觉信念及对教育对象成长成才的担当意识，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习近平用典艺术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有机统一”^[45]的思想精髓，既秉持“返本开新”的文化自信态度，又立足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6]这一重要论述，既展现出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自信，也从世界历史高度审思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使命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契合“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时代精神，基于文化生成的“原点”对中华文化典籍的思想价值作出新诠释，致敬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激发了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热爱，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新时代价值，以文化的凝聚力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维度具有天然的互通性^[47]。探究习近平用典艺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实践，也为发挥“以典育人”实效开启了新思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重构，有助于科学处理育人“方向性与创新性”“历史感与时代感”“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范畴的辩证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重构，有助于将传统思想文化精神与治国理政现实相联结，并在“以文化人”语境中开展主流价值观培育，凸显育人广度与深度、增强育人力度与效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重构，有助于汲取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思维和实践智慧，优化育人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同时应认识到，“以典育人”并非囿于记诵史籍经典或名言警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广泛依托党政文献、文史典籍和馆藏等各类资源，并结合“数智”时代特征，创新“以典育人”公共空间，优化典故融入的话语载体；应深入发掘典故所包含的治世思想、道德追求、人文精神和行为规范，精准把握典故与育人内容的契合性，引导教育对象科学理解典故意涵及其时代价值，自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积极投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概言之，应通过“以典育人”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重构，发挥好中华文化典籍的新时代价值，不断开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育人学理依据、拓展育人话语论域、丰富育人价值意蕴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