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未发生过为诗辩护的行为，这与古典诗歌“诗史一体”的传统有关，当然这也与诗歌作为“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有关。西方历史上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旨在为诗歌正名的“为诗辩护”行动，这三次行动均包含着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史曲折艰难，在早期的现代诗歌探索中已经体现出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问题的初步探讨，当下诗歌越发凸显出认识论层面的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仅从现代诗歌与历史关系的现状来看问题，就容易陷入看衰现代诗歌的俗套。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长时段的中西方认识论发展历程，中国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完全有可能走出暂时的乱象，将现代诗歌置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全新视角之中，将中外认识论的优秀遗产和最新成果运用到现代诗歌历史观的重新定位，建构中国现代历史诗学的新局面。从中外认识论发展史来看，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特别是佛家“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方法具有相通之处，综合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现象学的意识研究可以拓展现代诗歌认识论的研究路径。

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论特征并不明显，儒家和道家都曾把重点放在关于德行、心胸等与广义道德修养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以理论的博大精深而著称，而且能够将哲学观念落实到人生实践进而更为广泛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家庭伦理。直到佛教传入之后，佛学认识论才真正改变了中国古代哲学过于注重本体论和方法论，相对忽视认识论的格局。佛学在心理层面的描述和阐释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内涵外延，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释家哲学认识论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发展。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学艺术从此开启了以“空性”“超越”“境界”“禅味”作为标志的心性哲学研究的认识论历史。

西方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非从某个人或事就形成某个科学问题或哲学问题，只有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看到西方哲学认识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以及认识论对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和表现。西方认识论从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起步，这一阶段哲学认识论的重点落在神性认识方面。古希腊人热衷于众神的所作所为以及人如何理解和服从神的意志，中世纪欧洲神学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并将西方神学的神秘体验推向新高度。古希腊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禁欲主义不约而同地将人的某种神秘的认识力量加以强化，并有意识地抑制人的现实欲望和需求，这种神秘主义气质在后世西方哲学中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传统智慧并得以传承。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哲学认识论从神学中走出，并伴随着西方政治革命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大强化，而且哲学认识论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密，科学家也在不断思考认识论的问题。自然科学需要认识论来研究科学的合法性问题，而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的发展又给西方认识论提供更为精确可靠的理论支撑。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哲学突飞猛进，现象学的出现改变了认识论的传统研究思路，语言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使西方哲学得以专门针对纯粹意识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西方认识论真正成为深入意识深层以及心灵深处的学问。现象学出现之后，西方哲学关于认识论的研究似乎又回到了古希腊和中世纪注重精神和灵魂的传统，可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早已摆脱早期认识论的神性崇拜和神秘主义的文化底色，而是以缜密的精神分析和深层心理现象的研究作为主要特征。“布伦塔诺发现心智是由心理活动构成的，这种活动指向外部的有意义客体。”^[1]布伦塔诺指出，独立于物理现象之外的心理现象就是心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专有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最能够体现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区分特征是心理现象的“意向的内存在”这一特征，由此就可以将二者清晰地区分开来。布伦塔诺关于物理学和心理学思辨而又周密的论述使之成为影响卓越的心理学家，也成为描述心理学的开创者。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深受布伦塔诺的影响，他在《逻辑研究》中曾明确表示自己的学说是“意向行为的描述心理学。”^[2]胡塞尔拓展了西方心理学本体论意义的研究，“现象”是一个兼具哲学本体和精神分析功能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发展历程的描述则要简单得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比西方哲学在认识论的发展规律上更易于接受，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有着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间段：佛学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认识论已经从早期儒道二家的道德修养中走出，通过强化道德主体的观物能力提升认识水平，可是哲学认识论仍然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在。佛学传入之后，“明心见性”的心性修炼才真正成为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推动力量，并迅速融入儒道二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认识论传统。“从精神分析学来看，所谓见性乃是将无意识中最深的自性变为显意识。此显意识因与寻常意识不同，归属于‘意识转换状态’，用唯识学的语言，亦即‘转识成智’。”^[3]佛家认识论在心性修炼上的长处弥补了传统文化在认识论上的不足，后世的文学艺术深受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优势较为突出，而在认识论层面，佛学具有比较明显的心性修炼优势。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关于认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提升，在西方心理学大举传入之后，中国哲学也开始将研究视角不断推进到精神领域和深层心理层面。

西方认识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为诗辩护的行动，均涉及诗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这并非一个巧合，西方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反复研究的话题，其内在原因在于西方诗歌曾多次遭受哲学家的指责，而对于诗歌诘问的核心问题正是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尽管三次诗歌辩护行动中也包含着诗歌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其核心问题还是诗学与历史的关系。第一次辩护发生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他尊敬的老师柏拉图发起的对诗歌和诗人的批评进行辩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责诗人的非理性：“从荷马开始的诗人这一族都是美德影像的模仿者，或者是他们‘制造的’其他事物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没有把握真相，而是我们刚才所说那种画家。”^[4]因此，诗人要被逐出理想国。柏拉图第一次从诗与哲学的关系中对诗的合法性进行质疑，这种质疑主要站在道德论的角度针对诗歌的创作手法和道德教化进行批评。柏拉图从哲学的角度阐明诗歌只是对可感世界的模仿，无法触及更为本质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只有通过思想认识才能达到，而诗歌是对真理的偏离。亚里士多德则从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角度为诗辩护，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为诗歌进行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中融入了诗人的创造意识和艺术理想，体现出对模仿对象的升华与超越。因此，“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 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5]亚里士多德承认诗歌是对模仿的模仿，而且这种模仿也未必真实，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诗歌由于在创造中描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因此诗歌比历史更具优势，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有力地证明诗歌的历史真实性，希罗多德的《历史》和诗歌的最大区别只是没有采用韵文，而是运用散文的方式表达。事实上，以更为开放的现代诗学的眼光来看希罗多德的《历史》，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韵律节奏，希罗多德的《历史》采用了一种较为独特的诗歌形式。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诗歌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是西方认识论的一大进步，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诗人的心灵创造和艺术理想的合法性，同时肯定了诗歌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的历史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论述是西方为诗辩护有力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具有高度的参考借鉴价值。西方第二次为诗辩护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此时的西方哲学研究重点已经开始转向人文主义，可是并未从宗教神学以及道德教化中完全走出。西方学者开始以人文主义的姿态重新审视古希腊文化，锡德尼在继承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论述基础上，提出了诗歌因其创造性和虚构性而更能发挥其道德教化和历史反思的作用。“事实上诗人努力来告诉你的不是什么存在着，什么不存在，而是什么应该或不应该存在。”^[6]锡德尼发现，因为诗歌不像哲学那样直接作出判断，所以更易于接受，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更为自然，更为深邃；因为诗歌不像历史那样直接描述事实和现象，而采用了虚构的方式，所以诗歌比历史更为自由而有力。锡德尼关于诗人是具备神力的先知和预言家的论述沿用了古希腊哲学的神性思想，锡德尼夸大了诗歌的历史表现力，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过于乐观的总体态度。客观地说，锡德尼的这一次为诗辩护行动更为彻底而有效，西方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事实上，对于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描述，锡德尼的主要贡献表现在诗歌的表现手段上，虚构性和创造性能够成为历史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特别在内心世界的表达以及历史现象反映这些方面，诗歌的优势非常突出。西方历史上第三次为诗辩护发生在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鼎盛时期，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雪莱更为深刻地揭示出诗歌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价值。“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既已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7]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途径日益加强，可是科学发展带来的心灵缺失和人性麻木却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雪莱将浪漫主义诗人的夸张和对比手段尽情发挥，他继承亚里士多德和锡德尼为诗辩护的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诗人是立法者的诗学观点。雪莱眼中的诗人已经不只是预言家和先知，“他不仅明察客观的现在，发现现在的事物所应当依从的规律，他还能从现在看到未来，他的思想就是结成最近时代的花和果的萌芽。”^[8]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再次神性降临，诗人不仅可以书写历史，而且可以创造历史，洞察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承担起拯救人性的历史重任。雪莱的为诗辩护与其说是诗歌与历史关系讨论的延伸，不如说是呼唤诗神归来的一次浪漫主义宣言。雪莱一方面指出了诗歌在心灵表达和精神抚慰方面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浪漫主义时期关于诗歌的人性拯救加以理想化。从西方的三次为诗辩护来看，每一次为诗辩护都是对于诗歌功能的新的认识，而且每一次的核心均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将三者加以比较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关于诗歌与历史的关系相对来说理论基础更为厚实，理论阐释也更为客观中肯。

中国古代并未真正发生为诗辩护的行动，一者中国历来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中国享有至高的地位，本身无需辩护；二者中国古典诗歌与历史、哲学之间高度融合，彼此不分的状态导致中国古典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方式之一，而且诗史一体的特征从古至今，延续不断。新诗出现之后，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可是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现代诗歌与历史乃至哲学之间的关系日益割裂分离，从认识论层面对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的研究需要引起关注。

中国现代诗歌因其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引发了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国古典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讨论往往因其诗史一体的特征而被忽视，司马迁《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诗圣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无不表明中国古典诗歌与历史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现代诗歌与哲学和历史的关系日渐复杂，探讨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越发重要。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多次认识论的转变和回归，“突围”之后的“回归”几乎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特殊发展规律。

新诗的发生期，郭沫若和李金发分别从西方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寻找出路。郭沫若从浪漫主义诗歌找到“喷火口”，强调诗歌形式“绝端的自由”，创造了《女神》为代表的自由体诗^[9]，而李金发却是从象征主义诗歌的深层比喻入手进行现代诗意的深层挖掘。郭沫若抓住了五四时期追求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方向，他的诗中包含着大量科学术语以及咏唱科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事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作莫过于《天狗》，诗中使用了“电气”“神经”“脊髓”“脑精”等现代科学相关的词语，同时诗中咏唱了“X光”和“Energy”带来的社会能量的爆发。郭沫若这首诗反映出现代诗歌已经触及到新兴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和文学艺术观念的变革，现代诗歌的面貌从此发生重要的变化，科学元素的介入是现代诗歌在认识论上与古典诗歌的本质区别之一。中国现代诗歌从发生期就意欲通过对于现代科技的借鉴和表达来开拓出全新的认识论层面的诗歌创作理念，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诗歌敏锐捕捉到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可是这条路注定充满变数和荆棘，科技元素的探索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时隐时现地贯穿始终。郭沫若的早期诗歌为现代科技传入而欢呼助威，反映出二十年代“科技兴国”的社会风气，现代科技给当时诗人的内心世界带来的巨大震动，引发出强烈的科学探索意识。诗歌界在惊呼郭诗的奇崛险峻的同时，也夹杂了众多批评的声音。闻一多率先发现郭诗的开创性和历史价值：“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10]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带有浓郁的五四时代气息，中国现代诗歌在历史性的表现上增添了全新的时代元素，除了自由反叛的时代气息之外，对于现代科技声光电的想象和咏唱也是重要的标志。与此同时，闻一多指出郭沫若的诗歌由于过多运用西方科技术语而缺乏“地方性”色彩，较为尖锐地批评郭沫若久居日本，对国内环境不太熟悉，还有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我疑心或者就是《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11]，并提出新诗要做中西结合后生出的“宁馨儿”。宗白华在肯定郭诗的艺术特色同时，对诗歌艺术上的缺陷进行了批评，“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12]。宗白华指出郭沫若的诗歌在开启现代诗歌浪漫诗风的同时，在诗歌艺术上反而减损许多，趋向于散文化。郭沫若过于追求自由个性的写法似乎已经违背了古典诗歌隽永优雅、回味悠长的审美特色，招致众多非议。李金发诗歌所引发的争议更有甚于郭诗，由于李诗语言生硬拗口，且诗中隐的成分过多，显的成分太少，需要读者大费心力去猜，方能理解部分诗意。李金发诗歌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技术路线，大量潜意识的成分融合于诗句中，李金发的诗歌需要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进行深度解读，方能解开诗中的谜团。李金发流传甚广的诗作《题自写像》，很多诗句有着谜一般的复杂多义的现代气质，比如，“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生羽么/太多事了呵”，这几句诗极具梦幻特色，在一波三折的情绪转换之中完成诗歌对内心深处潜意识心理层面刻画。这首诗中蕴含着欲望、希冀、努力、徘徊、自卑、多疑、空虚等多种复杂的情感体验，而这正是早期现代诗歌对于深层潜意识心理的开拓，这种精神分析式的深层次认识论与古典诗歌偏向于道德审美的认识论有着很大区别，可以视作早期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初步探索。较之同时代的现代诗人徐志摩，李金发的诗歌同样表达了一种虚幻迷离的时代感，同时也运用诗歌的手段折射出对于变幻莫测的时代变化的迷茫。徐志摩的名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对现代人精神上的迷茫和理想破灭之后的伤痛发出哀痛之声，徐诗似乎更为真切地传递出五四时期的真情实感。然而，李金发貌似怪诞的诗句之下却有着对于现代人心灵世界更为深层的揭示，李金发诗歌的历史感带有象征主义诗歌更具本质性的象征意味，同时李金发诗歌的幽深古奥也更具认识论的开拓性。郭沫若和李金发二人分别从现代科技和心理学向度拓展了现代诗歌的写作路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认识论层面的表达，限于文学史的内在规律，20世纪20年代尚处在现代诗歌发生期，无法完成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和艺术论层面的完美结合。

20世纪30年代，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与西方象征主义的深层诗意相结合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智性诗歌，中国现代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才得以缓解。卞之琳的诗歌理想并未真正实现，他用诗歌表达新时代的新兴科技和新文化思潮的构想举步维艰，可是卞之琳仍然创作出一批具有现代哲学认识论意义的优秀诗作。《距离的组织》正是卞之琳较为圆融地将现代科学、精神分析与古典诗歌的用典和意境相结合的成功案例，诗中写道：“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啊！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该诗的文化内涵十分深远广阔，创造性地运用古典诗歌的用典，同时将现代科学的时空相对论思想融入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诗歌的心理刻画细腻生动，一改早期李金发式的生硬怪诞，堪称现代诗歌认识论上的一大进步。“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对诗人感觉思维方式的激荡，使卞之琳更喜欢对生与死、动与静、绝对与相对、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等相对命题，做不同一般的玩味思索，建构诗的立体内容与四维诗意空间，走上了以相对意识与精神为支撑的理意的诗路。”^[13]卞诗中包含的新兴物理学时空认识与他诗歌中传承中国古典诗意的结合并非完美，却在认识论层面为现代诗歌史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当时的卞诗不乏智性极强且艺术精美的佳作，可是现代诗歌早期遗留下的语言生硬、思想杂乱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卞之琳的“化古”和“化欧”中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了现代诗歌在时代性上的追求，他已经意识到现代诗歌不仅要跟上当下的时代潮流，还要打通古今中外历史，在认识论上提升心理分析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却被学术界称为现代诗歌的“黄金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现代诗歌的发展已经走出20世纪20年代对于西方诗歌亦步亦趋的模仿阶段，迈向古今结合、中外汇通的现代诗歌历史观和认识论。身处危机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人对于新兴科技产品和科学知识有着强烈的表达愿望，同时古今历史转换之中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感受也成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抒写内容，在求知欲和开拓性方面显示出现代诗歌在认识论上的突围，可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认识论无法和诗歌艺术的发展同步。

20世纪40年代的穆旦和冯至的诗歌观念发生很大转变，冯至的《十四行诗》和穆旦的《诗八首》将探索现代诗歌价值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冯至一反早期现代诗歌试图将古典形式与现代内容合一的思路，运用西方诗歌的形式来反映中国诗歌的现代理想和价值重塑。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名作《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写道：“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 /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 /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这首诗歌中充满着诗人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对于认识论层面的探索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该诗基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思想进行创作，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禅宗“根、尘、识”关系的认识融入其中，知觉感受到的形象引发心理活动的发生，而这种感知随即演化成为认识，最终升华成为“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的通透认识。“冯至写得最好的时候，也往往是对于时局和生活的‘把不住’，同时又在默默审视中进取，试图把住。这也正是他所信赖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也如此。有时，一并莅临的还有一种神秘。”^[14]冯至的智性诗歌深受里尔克的影响，在对于事物的深刻体认和思考之后，转化成为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力量。冯至的十四行诗突破了二三十年代以来诗歌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仅停留在名物学和科学原理探讨上的局限，他的十四行诗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关于事物“心象”反思之后的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在现代诗歌的价值论认识层面推进了一大步。

穆旦的《诗八首》更是将存在主义哲学理念融入诗歌的写作实践中，在生与死的争斗中探讨人生价值。穆旦在诗中用身体进行思考，通过感官描写实现形而上的玄思，穆旦的《诗八首》有效地吸收了西方思想家和诗人的反思和玄思，与古典诗歌通过道德情感的提升来实现生命玄思有很大区别。穆旦在《诗八首》中写道：“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的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的固执，我的惊喜。”该诗借鉴了17世纪英国玄言诗歌和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于生命现象的挖掘和想象，在认识论层面上实现了从身体美学向诗歌玄思的突破。穆旦直击心灵的深处，运用手术刀一般的诗歌语言对现代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进行精神分析。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的20世纪40年代诗歌在现代社会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观重塑上的努力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冯至的十四行诗和穆旦的抒情诗在现代诗歌的价值体系探寻方面做出了努力，可是西方文化危机和信仰崩塌的双重打击不仅让西方诗人开始转向更为深邃的语言哲学的思考，也让中国现代诗歌的开拓者们开启认识论的再次转向和再出发。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探索伴随着诗人在认识论层面的转向和提升，可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发展规律却如同卞之琳诗中所写的那只“断线的风筝”，左右摇摆，难以把握。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诗歌中体现得更为分明，现代诗歌如何处理诗歌与哲学、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而且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迷惑。诗评家陈超提出“历史—修辞学综合批评”，“对现代诗而言，缺乏‘个人化修辞’的‘历史话语’，只是乏味的见证或表态；而没有‘历史话语’在其中的‘个人化修辞’，则常常沦为微不足道的美文遣兴”^[15]。当代诗歌批评在审美分析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了历史分析的强度，陈超十几年前就意识到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观表达和个人化修辞结合的必要性。诗评家耿占春认为现代诗歌评论是一种“别样的写作”，“诗歌批评意味着与一个时代最深刻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之间所进行一场持续性的对话”^[16]。耿占春明确指出当代诗歌批评需要具有与强烈的时代感知力和想象力对话的能力。陈超和耿占春分别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建构一种现代诗歌的评判标准以弥补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不足。现代诗歌评论的标准缺失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诗歌发展的突出问题，面对诗坛的乱象，无法做出深入而精准的判断，一味“跟着感觉走”，造成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双重迷失。21世纪以来，面对诗坛的新生事物，诗歌评论界疲态尽显，“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诗歌现象刚过，又出现“余秀华热”和“张二棍热”，面对这些诗歌新现象，诗歌评论界尚无恰当的评论方法和手段。除此之外，成都柏桦和安徽陈先发的长诗对于历史和哲学的抒写开启当下“文化诗学”的新局面，目前诗歌评论界也无法进行及时的回应。中国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探讨已经十分必要，21世纪的现代诗歌在时空意识上的探索和诗歌价值探讨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在不断进取中又不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21世纪以来的现代诗歌，可以说是在挣扎中飞跃，在混乱中前行，诗歌在深层心理机制上的探索和历史观上的发现从未停止，21世纪现代诗歌在无序中寻求有序，在晦暗中寻找明亮的总体态势仍然秉承中国新诗求新求变的优秀传统。现代诗歌已经到了振臂一呼、为诗一辩的历史时刻。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应突破早期的写作瓶颈和认识偏狭，更为深远、自省和思辨的现代诗歌新时代呼之欲出。

当下诗歌中进行纯粹意识方面的认识论探讨已经十分迫切，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也在现代诗歌中得以更深刻地显现。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为：一是诗人的艺术创新意识和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水平决定了诗歌认识论的高度；二是诗歌审美形式的呈现以及思想内容的表达决定了诗歌认识论的层次。简而言之，现代诗歌的认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研究；二是诗歌思想内容的研究。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现代诗歌的认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诗人认知系统的研究。

西方哲学经过千年的发展，直到20世纪胡塞尔的现象学出现之后才真正触及纯粹意识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恰好契合了现代诗歌认识论的核心领域。胡塞尔发现通过纯粹自我的反思性的经验行为，可以了解纯粹自我与体验之流的关系，而这一认识行为正是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心理机制的源头。在心理机制的驱动之下，诗歌文本发生了巨变，主要呈现出更加灵活自由而又深邃曲折的文本变化。综上所述，历史书写中蕴含的价值判断与想象、推理等诗性建构因素，要受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评判标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制约^[17]。现代诗歌的文本分析，不仅要从审美、艺术方式入手，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存现和流动的追踪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当今西方现象学分析和精神分析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现代诗歌的认识论意义和历史观分析尤为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现代诗人在创作诗歌的心灵状态上与古代诗人十分相似，诗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均会进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在这一点上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的艺术体验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强大的道德情感支配下，古代诗人创作的诗歌艺术形态和思想内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而现代诗人并非单纯建立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认识世界，现代诗人的信息渠道和意识结构远比古代诗人丰富，因此，现代诗歌与历史和哲学的关系也更为复杂。胡塞尔发现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意识中都包含着对象，因此，意向性中有着明确的外在事物或者现象，而且意向性中有明确的时间概念。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难度在于诗人的意向性更为精密复杂，创作和解读现代诗歌也更为困难。事实上，现代诗歌的多解现象在中国新诗的早期就已经被发现。现代诗歌的解题思路可以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此处所说的狭义的诗歌认识论实质上就是诗歌心理机制，即现代诗歌的纯粹意识研究。现代诗歌的意向性特征导致诗歌的历史性大为增强，纯粹意识中包含着对象的反思以及自然和社会现实在诗人内心的“意识的存现”，诗人心灵世界越复杂多变，创造性越强，内心意识的存现也就更加丰富多彩。研究现代诗歌的历史性，不仅可以直接从社会现实入手，而且可以从更为深邃的纯粹意识入手，探索诗歌中反映的诗人和诗歌的意向性特征，从而达到精神分析和对时间意识的诗学研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初步提出对诗歌认识论的见解，海德格尔发现诗人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个诗意栖居的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的诗歌认识论是从内到外的，其路径是将诗人内心投射到外物上，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中国古典诗学的观念十分契合，特别是与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方法论达到高度的默契。胡塞尔的现象学出现之后，认识论出现了划时代的革命，给诗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经过多次“突围”和“回归”，已经基本形成了“个人化”和“历史化”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还有以立足当下的“意向性”为特征的基本心理机制，研究当下诗歌的路径也可以从微观入手、从宏观着眼，将个人与时代结合、“我思”与“反思”并行，以意向性研究为特色最终达到认识论上的提升。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诗人的内心世界主要采用的是“同情”的原理和方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通过感同身受的共鸣研究达到历史和美学的统一。现代诗歌其实也同样具有中国古代心性修养，不过现代诗歌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历史和美学的观念更加多样化，特别是意识的流动和变化的过程更为微妙复杂，因此，诗学的认识论研究应有更高的追求。中国古代儒释道的心性修炼方法十分精妙，在某些方面和现象学的意向性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古代哲学在心灵的自觉升华、生命的自觉演化方面和现象学中的纯粹意识的“我思”及“反思”十分相似。现象学认为，我们只是在对过去的印象的反思中，给它添加了未来的属性，以期待它与将来出现的事物产生对应。诗人以其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自我意识的强化，乃至高超的诗性表达和呈现功能共同反映出诗歌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具优越性；锡德尼认为诗歌的创造性和虚构性使诗歌的教化能力远超历史；雪莱认为诗人不仅是世间的立法者，而且诗人因为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创造历史。关于诗的三次辩护，不同程度上夸大了诗歌的历史功能，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论述虽稍有夸张，相对要中肯一些。认识论层面的纯粹意识理论给现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理论工具，不仅从诗人的主体意识层面进行研究，而且可以从诗歌中的意识对象的存现、意向性的运动走向和过程进行文本的深度认知分析。胡塞尔认为，反思行为呈现了一种时间意识结构，对过去体验的回忆，对过去事物添加未来的属性，产生预期的心理愿望。反思行为的时间意识结构给现代诗歌的历时性研究提供了更为精密的分析解读的可能，现代诗歌不仅呈现出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而且表达了诗人心灵深处的时间意识结构，这种时间意识结构是诗人深层审美心理的反映，同时也表达出诗人认识论层面的历史认知。

综上所述，现代诗歌的认识论水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在预示着诗歌的创作和诗学理论建设即将进入全新的历史时代。厘清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从认识论层面对现代诗歌进行“我思”与“反思”，建构全新的现代诗歌的哲学认识论，这本身就是现代诗歌对于当代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因此，今天从认识论层面为诗歌辩护是恰当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