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20年考研报名人数达340万左右，比2019年增加50余万人，创历史新高。在研究生报考、录取、毕业人数均大幅增加的当下，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未雨绸缪尤为重要。招生规模的扩大是基于当下事实的考量，是国家对高层次专业创新人才需求提高的表现，但是，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能否随之跟上值得深思。在“十三五”收官之际，探讨如何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探索研究生教育的新思路，进行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适应国家发展的复合高端人才，是留给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正把我们带入一个高度信息化、知识加速更迭和融汇的时代，这是属于创新者的时代。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也必须随之创新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研究生教育是高于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学历型专业教育，基于相同或类似的教育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复合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生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上，均有突出的个性化特色，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譬如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应遵循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走科教融合的道路，且以研究为主要特征，启迪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反思等精神，注重对知识发现的贡献^[1]，培养自然规律的探索者和文化奥秘的发现者。

高校校际合作是指以高校为主体，要求双方或多方在教学、科研等方面进行合作，通过共同的投入和努力达到一定的办学目的。其中，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致力于紧密联结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高等教育基础职能，调动各项基础职能的内生动力，推进形成有机整体，实现高效运转。研究生联合培养是校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就是双方或者多方一起培养学生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获得的知识面更宽，能满足新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2-3]。在教育部的大力倡导下，目前我国已存在多种研究生培养模式。比如：知名度较高的九校联盟(C9联盟)，C9联盟是我国首个顶尖大学之间的联盟，类似于美国常春藤联盟、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等，于2009年10月启动，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9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上，9校联合开展教材建设，共同培养青年教师，建立和发布以精品课程为主的学分互认课程目录，建立共享远程教育平台，联合推进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此外，也存在地区内的高校联盟，比如：武汉七校联盟，成员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本着“平等协商、优势互补”的原则，进一步开展更为广泛的联合办学，从互开专业课程发展到互聘教师，从学分互认发展到学历互认，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又如，针对性较强的西湖大学系列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分为“浙江大学-西湖大学”和“复旦大学-西湖大学跨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两个项目。为了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提升科技国际竞争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深入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促进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机制，西湖大学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学生入学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注册学籍，由两校联合培养，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颁发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证书，授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这些联合培养模式的产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次次大胆探索与尝试，也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理念随时势变化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笔者与重庆工商大学相继展开了近7年的跨校培养研究生实践，通过联合组会、联合筹办学术会议、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培养实践活动，重庆大学的优质资源使得重庆工商大学的学子受益，部分学生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全额奖学金。

尽管研究生联合培养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促使了教育资源配置，是国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性举措，然而，其理论的应然性与现实的实然性之间的不匹配、不统一时常存在，于是在动态演变中，其他独特或可推广、可复制的联合培养模式不断涌现，大有“诸子百家”之势。有别于之前的“C9”和七校联盟研究生培养模式，文中首次提出了基于时空跨度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强调实现研究生纵向时间轴线和横向空间个人、团队间甚至更大程度的互利共赢。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和终极使命。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学校的发展之基。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要求高校要坚持“以本为本”，实现“四个回归”。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多个重要指导性文件，要求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在对高校教师提出严要求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让本科生忙起来”，要推进本科课程改革，为本科生科学“增负”，让学生体验“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学习挑战。各项要求还强调本科阶段也需要强化科研育人功能，除专业理论知识之外，还需合理配套相应的操作实验，培养学生勤于动脑、勤于动手的科研素养。此外，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除了普适性的课程改革之外，还需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点对点地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从“本”到“研”联合培养，就是一种需下足“绣花”功夫的培养模式。

推荐免试研究生，简称“推免生”，是指不用参加研究生考试而直接就读研究生的一种招生形式。大多数重点高校都有保送生名额，竞争较为激烈，候选人首先学业成绩(GPA)非常优异，其次要么已经发表了论文，要么取得了众多的科研竞赛奖励……种种附带资历的背后都是学生能力的体现。他们大多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或有着科研的训练经历，是科学研究的潜力股。以推免生为主，仍需考研的本科生为辅，开展研究生联合早期培养。从“本”到“研”，旨在以“定向研究生”的身份提早进入课题组，提早熟悉并开展相关科研训练，进一步培养和强化科研思维。该模式突出学生个人时间轴线发展，这也是基于对课题组未来成员增补的考量。推免生经过严格考核，是本科生中的佼佼者，读研是在前期科研兴趣基础上的继续。这些优秀学子到更高水平、更专业的学府深造(或是留校)，是本科高校的荣誉。优秀学子在本科高校学生中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两校人才培养走向深入。笔者与重庆交通大学联合培养已保研重庆大学的本科生，学生在本科毕业设计期间发表高水平全英文论文，创造学院纪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拓展了两校合作的深度。

新中国成立70余年，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探索与发展的70年，为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国家积极深化研究生教育各项改革，其中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

自1998年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后，国家有关部门经审慎研判后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除了积极影响外，扩招也带来了教育质量下滑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校着重于外延式的教育发展，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微弱的马太效应，教育质量优的高校可能会愈来愈强，而有的高校则会经历断崖式劣化。“一流高校培养一流的人才，二流高校培育二流人才，三流高校则造就三流人才”，这样的观念在高校部分大学生群体中得到默认^[4]。本科院校之间的差异、本科与专科院校间的差异、专科院校间的差异正是从生源、教师资历、硬件配套等诸多方面综合产生的，不同高校学风也差异明显。由于研究生数量大幅度增多，生源日趋复杂，研究生入学前的基础学历、专业，以及教育背景差异明显。有的地方院校，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学生担心能力和素质比不上名牌院校的学生因而缺乏信心，走出母校自带自卑情结^[5]。正是由于这些校际差异，要将我国研究生教育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恰好为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提供了一条新路。由“本”到“研”，较早地录取保送生，就是在生源上的一种优先选择。此外，也是对保送生原本科院校的一种激励，做好相关新闻宣传后，在广大在校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从而形成学风上的良性循环。

从“研”到“研”，强调更高层次、更全方面、更深入的合作。保送生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后可继续保持与母校的深入交流。鼓励课题组内所有学生，不仅局限于校内跨课题组、跨学科交流，更要放眼于区域高校间的合作，以学生的联合培养为契机，着眼于校际间的优势互补，努力实现校际协同创新成果最大化。高校内、同一地区内由于空间距离较短，科研合作也更便利。笔者所在课题组的研究生经常与校内外其他课题组开展交流互访，碰撞科研火花；课题组间的资源共享有利于课题组的深度交流和预期成果落地。与时同时，在跨地区高校间的联合培养中，要注重取长补短，建立长效联合培养机制。此外，发挥教师在科研论文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优势，开展跨高校跨学科SCI论文写作培训，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是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的衍生物。联合培养模式正处于探索阶段，各主体间需要不断探讨、磨合，以问题导向思维促使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走向深入。然而对应于应然性的适当探索，又渐渐凸显出高等教育变革中的不足，这也恰恰说明了理论的应然性探讨与现实的实然性操作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校际联合培养研究生依赖各主体高校的自主意识，大多属自发行为，缺少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与保障。在协同创新环境下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改革进程中，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基本理念可有效指导政府在该活动中出台调控措施。此外，校际合作中高校部门间缺乏整体协调，联合培养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6]。

高校联合培养的积极性亟须进一步激发，不同类型的高校应积极主动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通过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给主体高校不断的激励，从而由上至下传递至联合培养关键角色——导师。研究生导师在整个培养过程中无疑处于主导地位，其责任意识、道德业务水平等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研究生^[7]。

如前所述，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导致高校在学科专业、办学层次、资源条件、办学目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各自的合作需求很难匹配，通常这些都是影响校际合作办学实施和成效的关键。因此，各主体在正式实施合作办学计划之前，必须对有关因素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自身的需求和条件，对潜在的合作对象进行判断和选择^[8]。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从舞台外走向了舞台中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具有国际意识、通晓国际规则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在合作对象选择上也需要用国际化视野探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9]。

从“本”到“研”，从“研”到“研”在校际联合培养中实现个人甚至是各主体的跨越发展，并强调在校际联合培养模式的学术时空观下的蜕变。校际联合培养要取得应有成效，既受制于学校现有基础和校情，又取决于实施联合所能承受的协同成本，因而选择何种合作方式尤为重要。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还需要在动态实践中不断整合，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达到协调统一。尽管联合培养研究生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促进学位建设，打破封闭的办学模式，必然是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