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支撑,也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第五部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下强调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板块下有关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内容相比体现了守正创新的思路。文章通过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总结新时代十二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取得的成效,发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理念、机制与政策体系,围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产生的最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的最大实践标志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经了伟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需以着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目标;当前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逻辑与重点在于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基于优势互补视角,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在于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高效资源配置,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公平惠及全民,即“合理分配蛋糕”。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区域协调发展在宏观层面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总量增长,而是一场以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驱动的全方位变革,旨在“做大且做好蛋糕”。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区域原有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深化上,还能够为各地区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区域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同时,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摘要: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全面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仍旧面临资源禀赋差异短时间难以改变、区域间经济差距过大、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产业路径依赖严重致使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挑战性。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生产依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旨意的先进生产力,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数智化时代,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创新,打破时空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市场一体化,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均衡性。随着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有机融合,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产业发展的包容性,促进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有利于使我国经济增长迈向要素投入少、配置效率高、资源消耗低、环境压力小、经济效益优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新质生产力通过融合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化监督和决策系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强大脑”,有效解决产业同质化发展导致的生产性产能过剩与生产要素短缺的矛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公平性。基于此,从扎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硬支撑;持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抢抓区域协调发展新机遇;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区域协调发展软实力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便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区域协同立法。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是新时代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虽未明确使用“区域协同立法”的概念,但是从其序言和总纲中解读出的“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保障义务可以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合宪性基础。中央立法及时回应实践之需,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增加相关条款,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概括性的合法性依据。大量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以及跨域事务高质效处理的现实需要,也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实践图景的展开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在合宪性、合法性、合政策性、事实性等维度得以证成。在实践层面,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既充分挖掘了地方立法的创新潜力,也不可避免在可操作性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形下形成了实然困境,面临模式凝练不足、对“协同性”存在双向理解偏差、立法成果实效发挥刚性不足等问题。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地方人大之间实质地位不平等、立法过程公众参与不充分、协同立法机制不完善等方面,本质原因在于区域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存在张力。需要通过引入“新区域主义”视角,打破传统的区域和层级观念,推动地方之间以合作为基础形成互惠的关系模型,在人大区域协同立法中建立区域整体利益观,超越地方利益寻求立法共识。在理念优化的基础上,以理性商谈作为基本方法,权衡地方人大之间的利益。将深化公众参与作为重点,在公众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参与程度等方面强化公众在人大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多层次参与,寻求各类主体利益诉求中的最大公约数,切实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机制层面,要寻求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整体系统性完善,在运行机制中,明确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流程,在立法的“前”“中”“后”各个环节体现“协同性”,防止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沦为形式;在保障机制中,通过优化多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搭建常态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探索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衔接绩效考核机制等方式,为切实发挥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功能提供保障。

摘要:2018年3月10日，由中国城市群研究联盟、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安徽财经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群发展高端论坛（第二期）在安徽省蚌埠市举行。本次论坛以城市群发展与中部崛起为主题，就城市群与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城市发展动能转变和中国城镇化道路转变，城市群结构、绩效评估和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此次论坛对促进城市群理论研究，加速中部地区崛起，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国家改革开放30年宏观背景下,重庆在推进改革的关键时期承担了三次国家意义的“先行先试”。重庆改革开放实践，既成为重庆经济社会在30年间发生巨变的强劲动力，又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瞬间释放光彩，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过的光辉而坎坷的历程。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启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之际，重庆率先成为计划单列市并进行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际，重庆作为中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进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沿阵地；抑或是在21世纪初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际，重庆作为国家批准的唯一省级构架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肩负起为全国率先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之路的历史使命,重庆都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高度，理性回顾和总结重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经验教训，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