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是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发展倡议,旨在鼓励全球价值链的延伸,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自2013年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文章对比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内国际研究在发文量、合作网络、研究内容、研究趋势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计量分析,并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此,分别从CNKI数据库和WoS核心合集获取2013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国内及国际一带一路研究论文数据。为保证高质量的可视化结果,排除了会议摘要、报纸及书评等不相关的文献,对最终符合纳入标准文献数据的15 916篇CNKI研究文献和1 265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研究发现,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国内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较弱,主要围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展开研究;国际研究的作者之间合作关系稍强,主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运输网络、中国国内外发展局势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国内和国际的研究机构都具有较多的合作关系。其中,国内发文量居前四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国际发文量居前四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国家合作网络中,中国、俄罗斯、韩国和加拿大最早关注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较多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与其他国家合作次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意大利、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在研究范围方面,2015年该主题的关键词开始涉及各个研究领域,如 贸易便利化区域经济地缘政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键词还涉及全球治理文化产业能源消耗等;相对来说国内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开放文化传播等方面。在研究趋势方面,国内突变性关键词主要与区域经济研究相关,目前国内较关注的研究内容为农产品贸易和人才培养;国际研究的突变性关键词主要与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相关。

摘要: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摘要: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发展转型、构建区域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成绩斐然，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下沿线国家文化冲突频发、项目投资受阻的现实情况，加之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文化风险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投资活动面临巨大威胁。为克服上述难题，完善当前尚未形成体系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有必要从识别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剖析其分布特征等方面入手确保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文章首先通过对典型案例和重要文献的梳理从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外交关系四个维度识别得到了21项文化风险因素。再基于国家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之后运用熵权法确定它们的综合权重。最后以一带一路沿线的3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TOPSIS评价模型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在利用SPSS软件对评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策略。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总结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维度上看，语言风险和外交关系风险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文环境风险与民族宗教风险；从风险要素来看，双方的项目合作基础、语言产品以及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投资活动的开展存在显著影响。衡量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水平。从数值上看，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贴近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文化风险贴进度围绕着均值0.2左右波动。分析适宜投资国家的集聚特征。从空间分布看，这类国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集聚水平从东南亚到西亚、欧洲逐渐减小，其中新加坡的投资条件显著优于其他各国；文章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绘制了沿线国家的风险地图，发现约旦、孟加拉国这类特例国家不符合上述特征，故结合聚类分析的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文化风险分布规律可能也受历史沿革和经济水平的潜在影响。文章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一方面改进了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法、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文化风险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提出了文化风险防范的具体对策，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投资企业提供决策支持。

摘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觑。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双重约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摘要:巩固发展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贸易便利化三级指标体系,贴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实际情况;采用CEPII-BACI数据库2007—2016年HS6分位产品层面数据,首先运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成员国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其次运用Cloglog模型着重考察贸易便利化对双边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进一步引入贸易便利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互项,考察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持续时间普遍较短,中位数只有3年,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超过1年占比为63.7%,超过2年占比为50.5%,下降幅度为13.2%,第9年时仅剩29.6%,不足三分之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较短且失败概率具有负时间依赖性;贸易便利化会显著降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提高双边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在微观层面上说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支付的交易成本降低,提升利润空间从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贸易便利化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从重到轻依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当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价值链较长、国内附加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易受到贸易便利化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而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农业政策的影响效果大于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初级产品的影响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交互项模型发现,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产生关税同盟效应,成员国间形成零关税五国区域大市场,促进内部企业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内部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便捷高效,成员国可以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促使中国出口商品更加快捷高效地向欧亚经济联盟内其他成员国转移,增加了中国企业出口意愿进而提升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文章的研究凸显了贸易便利化提升出口持续时间的关键作用,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摘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不断深化和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实践,建构创新性的、引领性的和普遍性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理论体系,以此变革全球能源治理理念。立足发展权的理论体系的不足,以及其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文章着力于拓殖发展权的实践价值,并破解发展权的实践困境,基于能源与发展权的关系,创新性地提出并定义了能源发展权概念。初步建构了能源发展权概念体系,分析了能源发展权在当前能源合作中的实践意义,指出能源发展权在变革当前能源治理秩序和促进能源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从能源发展权的角度检视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现状与机遇,认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集体能源发展权与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呈现不均衡状态,尤其是通过分析发现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同时,结合分析当前能源转型进程中的一些特征发现,集体能源发展权和个体能源发展权正处于大分化和大变革之中,其表现为集体能源发展权实现进展将在未来一段时期缓慢,而个体发展权的实现已具备各种利好的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在于推动集体能源发展权朝着对等、互惠、普惠稳步前行和推动个体发展权的实践能够付诸行动,认为推动集体能源发展权发展的合作路径在于,一是要突破既有合作思维,促进构建新的能源合作秩序;二是推动以项目、管线和重大能源基地等的集体能源发展权实现的同时,兼顾个体能源发展权实现条件和机会的创造;三是创新集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方式,推动一带一路新型能源合作实践。推动个体能源发展权的路径在于,一是加强依托能源改善民生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一方面要普及个体能源发展权理念,以能源发展权的实现保证和改善沿线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另一方面,要拓展个体能源发展权实现思路与路径,特别是要加强光伏扶贫经验互学互鉴。二是要加大新能源技术的学习交流,为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创设条件,在思维、技术、制度等层面保证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

摘要: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摘要: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摘要: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