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摘要: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摘要:“一带一路”是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发展倡议,旨在鼓励全球价值链的延伸,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自2013年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文章对比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内国际研究在发文量、合作网络、研究内容、研究趋势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计量分析,并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此,分别从CNKI数据库和WoS核心合集获取2013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国内及国际一带一路研究论文数据。为保证高质量的可视化结果,排除了会议摘要、报纸及书评等不相关的文献,对最终符合纳入标准文献数据的15 916篇CNKI研究文献和1 265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研究发现,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国内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较弱,主要围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展开研究;国际研究的作者之间合作关系稍强,主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运输网络、中国国内外发展局势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国内和国际的研究机构都具有较多的合作关系。其中,国内发文量居前四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国际发文量居前四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国家合作网络中,中国、俄罗斯、韩国和加拿大最早关注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较多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与其他国家合作次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意大利、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在研究范围方面,2015年该主题的关键词开始涉及各个研究领域,如 贸易便利化区域经济地缘政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键词还涉及全球治理文化产业能源消耗等;相对来说国内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开放文化传播等方面。在研究趋势方面,国内突变性关键词主要与区域经济研究相关,目前国内较关注的研究内容为农产品贸易和人才培养;国际研究的突变性关键词主要与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相关。

摘要: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摘要: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发展转型、构建区域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成绩斐然，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下沿线国家文化冲突频发、项目投资受阻的现实情况，加之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文化风险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投资活动面临巨大威胁。为克服上述难题，完善当前尚未形成体系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有必要从识别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剖析其分布特征等方面入手确保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文章首先通过对典型案例和重要文献的梳理从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外交关系四个维度识别得到了21项文化风险因素。再基于国家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之后运用熵权法确定它们的综合权重。最后以一带一路沿线的3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TOPSIS评价模型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在利用SPSS软件对评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策略。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总结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维度上看，语言风险和外交关系风险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文环境风险与民族宗教风险；从风险要素来看，双方的项目合作基础、语言产品以及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投资活动的开展存在显著影响。衡量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水平。从数值上看，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贴近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文化风险贴进度围绕着均值0.2左右波动。分析适宜投资国家的集聚特征。从空间分布看，这类国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集聚水平从东南亚到西亚、欧洲逐渐减小，其中新加坡的投资条件显著优于其他各国；文章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绘制了沿线国家的风险地图，发现约旦、孟加拉国这类特例国家不符合上述特征，故结合聚类分析的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文化风险分布规律可能也受历史沿革和经济水平的潜在影响。文章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一方面改进了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法、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文化风险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提出了文化风险防范的具体对策，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投资企业提供决策支持。

摘要: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2012-2016年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从文化与贸易互动视角，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的跨文化传播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在规模（广度）和效果（深度）方面的差异，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孔子学院汉语文化推广的时空演进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孔子学院汉语跨文化传播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但是在传播效果方面则存在滞后，特别是自主拓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提升迟缓，综合影响力参差不齐，整体汉语推广潜力及文化传播效果有待进一步挖掘和优化；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且，除了对所在国（地区）产生正向影响外，对邻近国家也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