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是国家、社会、民族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合理的人口分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充裕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形成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和消费局面，创造出人口机会窗口，从而提升城市承担风险和恢复经济的能力。当前，我国人口正经历从总量持续增加到持续减少、素质由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和短寿命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长寿化转变的阶段。文章在讨论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全国272个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质量红利能够显著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效应则不明显；城市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异质性特征，且对任何一类城市的经济韧性提升作用均不显著。而人口质量红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片区的城市、内陆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更明显，对其余城市的影响效应则较弱；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增强了人口质量利用效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影响则不明显，甚至有削弱人口质量利用效率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趋势；同时，劳动生产率在人口质量利用效率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在人口质量利用效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迈过门槛值以后，人口质量利用效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作用会减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需要通过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其向西部等边疆地区延伸，着力发挥信息化在促进信息要素流动、拓宽劳动力获取就业信息渠道中的作用；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让人才“留得住，用得好”，充分释放人才红利，为城市承受外部冲击与恢复经济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本。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城市建设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指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经济韧性是经济体维护经济安全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在建设“韧性城市”、维护城市经济安全等环节中起到关键作用。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抓手，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有利于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提升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建设“韧性城市”以及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视作准自然实验，尝试将金融改革政策与城市经济韧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改革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金融改革政策对不同规模、不同地理区位城市的政策效果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改革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这一结论在考虑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以及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等的叠加影响后依然成立；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处理、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变更样本时间区间等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机制检验表明，金融改革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果主要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来实现；从异质性角度来看，相比于规模较大城市与南方城市，金融改革政策对规模较小城市和北方城市的政策效果更强。因此，文章建议建设更多特色鲜明、功能完备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进一步扩大金融改革试验区辐射范围，带动试点城市及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建立增强信贷可得性、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长效机制，借助行政手段和财政手段，充分发挥信贷可得性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改革政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对规模较小城市和北方城市的政策资源倾斜，增加上述地区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数量，优化当地金融供给结构和资本市场环境，提高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引导能力，从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摘要:现代城市在规模和功能上不断扩展,但同时其自身存在的脆弱性也不断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自然事件和突发的社会热点都可能成为城市兴衰起落的契机,进而影响城市发展活力。如何增强城市抵御风险和稳定发展的能力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将深刻改变城市经济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推动城市经济运行和发展模式的深度变革,并对城市新业态的培育和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国2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围绕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三大构成要素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替换变量、剔除样本及控制交互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才聚集效应及技术创新效应内在路径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最后,新质生产力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存在资源禀赋、政府参与及行政等级方面的异质性,且对非资源型、高政府参与度及高行政等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路径探索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实践上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证据。文章的特色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一,以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创新性地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为深入理解与评估新质生产力引致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思路,丰富并拓展了新质生产力在城市经济韧性领域的学术探讨,为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新路径探索提供有益政策启示。其二,揭示并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影响机理,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才聚集效应及技术创新效应角度评估了新质生产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拓展了城市经济韧性理论黑箱的研究边界。同时,还从资源禀赋、政府参与及行政等级视角探究了新质生产力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相应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形成更加具体的政策靶向,对于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及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