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和重要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能出现各地区一哄而上、产业雷同和恶性竞争的局面,相反,需要结合地方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教育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创新研发能力等因素探寻比较优势和合适路径。西部地区作为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相对滞后,影响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水平。成渝、呼包鄂榆、北部湾、关中、滇中、兰西、宁夏沿黄、黔中和天山北坡等九大城市群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是西部地区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的高地。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西部地区城市面板数据,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西部地区九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维度指数得分,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了西部地区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差异来源、演进规律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整体而言西部地区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总体水平偏低且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并且存在着科技生产力水平最高、数字生产力水平次之、绿色生产力水平居末位的结构分解特征。在相对差异方面,西部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较为显著,其中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城市群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在绝对差异方面,西部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在收敛特征方面,短期来看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距尚未缩小,但长期来看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即西部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将在长期收敛到稳态水平。因此,西部地区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既要因地制宜挖掘特色优势,又要统筹合作推进协调发展。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章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19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文章首次建立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摘要: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探究我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发展态势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间旅游产业的“竞合博弈”,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呈阶梯状攀升的演化态势。作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并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6项准则层构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中国十九个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全局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梯式攀升态势,城市群中心城市不断与周边城市展开“竞合博弈”形成城市群旅游产业共同体从而促进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是严格规律性的,有时会出现不显著提升甚至下降的情况。截至2018年,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中将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划分为五级,随着时间序列变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级别均有所提升;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平均攀升速度为4.38％,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高,地区级城市群次之,区域级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低;中国城市群中以胡焕庸线周围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东部地区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稍优于西部城市,基本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的高竞争力城市向周围城市呈“阶梯式”下降。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城市群发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采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未来的旅游产业竞争力。

摘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的数据包络方法(DEA)和全要素TFP指数对城市使用外资效率和城市交通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趋势面分析和空间演化格局分析对中国19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发展演化进行研究,探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与空间演化趋势,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观测其历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演变。研究发现:城市群使用外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均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使用外资规模效率与国际贸易集聚效应尤为领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便是东部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鲜明缩影;中部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西部城市群省会中心城市与直辖市的集聚效应极具优势,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辽中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优于哈长城市群,但东部地区城市群整体规模效率较低。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提升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摘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摘要:成渝城市群作为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提升其城市韧性水平对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仍停留在韧性评价、时空特征分析上，对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的分析较少；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缺乏对西部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针对性研究；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制度等维度，对人这一承灾体在城市韧性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够重视，作为城市的承灾体——人的因素没有被纳入城市韧性研究中。人既是致灾因子，也是承灾体，人口要素对城市韧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文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基建—人口五维评估框架选取2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19年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对其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来看，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逐渐上升态势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较低韧性和低韧性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北和东南高，东北和西南低的分布格局；从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来看，制约成渝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各城市的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集中于社会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两个子系统，主要涉及医疗保险覆盖率、普通本（专）科学校在校学生数比重、卫生机构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和人口密度等障碍因子。基于以上结论，文章认为提升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要促进区域韧性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城市韧性提升政策和措施，例如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健全城市化协同发展机制，提升成渝城市群整体韧性；统筹安排各种资源，重点支持东北和西南区域发展，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共享发展和建设机会；因地制宜制定城市韧性提升政策和措施。

摘要: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处理。为进一步探寻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非线性作用,研究进一步通过对政府战略规划引导及区域制度政策的交互效应模型、中心城市首位度分布识别以分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战略规划、区域制度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起到倒U型的作用。第二,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U型的作用。第三,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虽然行政分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第四,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积极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中西部地区尚在培育、不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着力副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建设发展,推动地区形成梯度化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摘要:人才作为生产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地位全面超越能源、资本等要素,成为最具创造力的战略资源。党的二十大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其战略指向直接瞄准高质量发展、大国复兴和建设世界强国,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但从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形势看,主要面临着高层次人才占比较低、区域人才发展不平衡、人才创新活力不足等一系列发展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才强国建设和伟大复兴进程,破解这些历史性的问题,需要在人才开发治理中寻找答案。随着当前我国整体迈入新发展阶段,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为代表的城市群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引擎和人才创新集聚的主要载体,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历了几轮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后,区域城市群人才竞争已从以往单纯的比拼数量规模逐渐演变为人才价值创造能级和人才生态系统的综合较量。因此,评价人才生态系统建设成效对于推动区域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从宏观视野构建客观指标体系,忽视了人才的主观感受进而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偏误的不足,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场景下区域城市群人才生态系统主客观指标评价体系,采用K-means聚类和灰色关联度对成渝城市群人才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指标关联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人才生态系统经历了起步改善、快速提升、重点调整的三阶段发展过程,其中政策环境对人才生态系统的贡献系数最高,经济环境改善最为明显,生活环境则呈明显下降趋势;从区域发展来看,成渝城市群内部人才生态系统发展差异明显,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区域城市的功能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成渝城市群推动人才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要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多渠道吸引人才集聚;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人才价值理念,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系统;三要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建设高效优质的人才生态系统。

摘要:党中央和国务院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不断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鉴于城市是人才汇聚的洼地和人才使用的高地,对城市人才战略的研究有利于管窥国家人才战略实施的基本状况。同时,人才是城市创造力的价值源泉,也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标志,全国各地党委政府通常都高度重视本地区人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并且也有不少城市在人才争夺中已经取得了竞争优势。探索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内在机理,科学回答各个城市为什么产生人才吸引力,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各城市产生人才吸引力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城市人才战略成功经验的归纳和总结还存在欠缺。为了探索不同城市如何优化城市人才生态以提升人才吸引力的基本模式,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s QCA,fsQCA)对我国32个城市进行探索和研究,具体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城市人才生态与人才吸引力的关系,探索性地识别出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选择方案。研究发现:(1)单个人才生态要素并不构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对于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有较为普适的作用。(2)存在4种不同人才生态环境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组态路径,即经济主导下社会文化驱动型、经济主导下科创-生活-自然驱动型、经济主导下生活驱动型、科技主导型。通过对各个城市人才政策和相关要素禀赋简要梳理,发现各市人才生态建设实践与4种组态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此外,非高人才吸引力的城市也存在两种人才生态组态,一是城市人才生态中各要素均呈现非高水平状态,二是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下,不重视城市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忽视人才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需求,也不能提高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总体上讲,根据城市人才环境生态组态路径的归纳和总结,说明城市高人才吸引力实现方式具有诸多共性规律,这对我国城市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精准优化人才生态以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提高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对合理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协调好城市群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环境保护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对2003—2016年动态视角下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TFP进行测度和时空演变分析，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变化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年均上升0.7%，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增长由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双核驱动，技术效率的提升主要与纯技术效率提升有关，规模效率是技术效率和土地利用TFP提升的瓶颈约束；从空间维度看，晋中、哈长、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黔中、关中平原和兰西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呈下降趋势，其余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均呈上升趋势，且京津冀、呼包鄂榆、辽中南、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增长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核驱动；从影响因素看，人均GDP和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对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财政支出占本市GDP的比重和人口密度具有负向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