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亟需从过去那种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即在扩大内需条件下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中国进行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在于把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增加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把全球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全球创新链。这需要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其具体政策取向包括坚决激活和维护市场主体活力、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更加重视和强调对内开放等。

摘要: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与持续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贸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全球性经济贸易衰退已经不可避免。面对发达国家市场萎缩、新兴市场体量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一系列持续演变的风险和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局势的战略定位，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归纳梳理中国已经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探讨创新发展格局必须立足于"内循环"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机制，分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意义，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逻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明确"双循环"一个要义，打通供需两个端口，耦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个链条，循环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要素，练好新理念、新科技、新经济、新基建、新机制五大内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将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困境提供新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指明新方向，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摘要: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政府挑起的经贸争端相叠加，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但当前面临制度成本高、融资成本高、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且支出占比不合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循环"新格局的塑造。基于治理情境的分析视角，着眼于"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激活民间社会活力，创新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在制度、信任、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教育公平等方面奠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内部循环的消费驱动、高端产业的投资驱动以及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营造信任、信心和富有预期的发展环境。

摘要: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文章基于2000—2016年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DEA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2000—2016年间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摘要:根据边际产出法测算资本回报率时，由于传统的生产函数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而导致资本回报率低于实际值。文章对此进行修正，并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制造业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资本回报率，分析了资本回报率的省际差异性和收敛性。结果显示：从资本回报率的水平值看，2001—2015年平均每年是8.79%；从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看，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从资本回报率的省际收敛性看，资本回报率的增长率与资本回报率的水平值负相关，而且资本回报率的省际差距在缩小；从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

摘要:文章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采用跨案例分析法探讨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的内涵结构及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中国情境特点的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量表。研究结果显示：受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包括"德性修养""集体动机"和"天下情怀"三个维度；企业家的伦理领导行为表现为"修己安人"的关系内涵，企业家自身不仅践行着较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且将之扩展至对员工、组织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本研究开发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文章丰富了西方伦理型领导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对中国本土企业家如何提高领导力有着重要启示。

摘要: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接受这样的假定：组织间信任必然会给组织与外部的交易带来正向收益。然而，组织间信任对交易收益也可能会产生组织不希望出现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假说并发展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内部机制。首先，文章探讨组织间信任的内涵要素，进而分析组织间信任中计算性成分与非计算性成分的不同组合对交易收益的作用机制，从逻辑上推演出组织间信任与交易收益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其次，提出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即信任的非对称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讨论它们分别对上述倒U型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再者，提出一组能够应对不同情境限制而同时仍然可增进或保持有益交易结果的调节策略；最后，讨论本研究的启示和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

摘要:在中国智库朝气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有助于引导各类智库切实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智库内部治理、推动智库提质增效，进而形成内外兼修健全发展的中国智库生态圈，以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笔者通过梳理国内外智库评价实践动态与学术研究现状，归纳总结我国智库评价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成因，并指出它们可能给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带来的影响。由此建议：我国应基于中国经验、中国国情及智库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时代背景为依托，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促进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发展。

摘要:随着数字版权时代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传播速度也更加迅捷。传统版权登记制度因存在登记成本较高、标准不一、泄露隐私等弊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困境，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推动版权登记的适时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版权登记，其去中心化特质可以降低登记成本；分布式共享机制能够统一登记标准；难以篡改的性质能够提高登记的证明效力；弥补了既有版权登记制度的缺陷。同时，区块链技术利用自身特性建立新的版权信任机制，既能清晰地分配版权利益，又能创新传统的版权商业模式，推动版权市场的发展，最大化地利用版权的固有价值。区块链技术在与版权登记相结合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既无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准确的判断，也无法发挥版权制度原有的公示力作用。因此，必须创新版权登记规则，加快制定区块链版权平台市场准入机制，并设置统一的监管机构，将区块链锁在版权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出现滥用区块链技术的情形，以最终实现技术和法律的融合发展。

摘要:区块链技术自产生之日就与金融有着密切联系，其作为一种全新技术组合，正渗透到不同金融场景中。区块链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运营模式，冲击了金融风险管控和现有法律体系。区块链金融衍生品的高度匿名性与去中心化交易，使监管机构搜集信息受阻，难以确保信息准确性和全面性，导致出现部分业态下监管真空，为犯罪发生提供了土壤。对区块链金融衍生品进行刑法规制能维持国家货币稳定，防范金融风险，预防诱发犯罪，有其必要性。区块链金融衍生品在刑法上定性有货币说、金融工具说和财产说。通过比较德、美、日、俄国家对区块链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政策，结合国内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实践，其主要是作为金融工具在使用，因此把区块链金融衍生品认定为金融工具较为科学。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涉及金融交易安全、金融管理秩序安全和金融投资人财产安全等刑法法益，只有以刑事政策为引领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以刑事法律为基础坚持防控风险和推动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刑事合规为辅助建立刑罚与非刑罚相贯通的体制机制，打造立体规制体系，才能防范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犯罪，促使其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摘要:自2004年中国首部法治蓝皮书发布以来，法治评估成为我国官方与民间普遍关注的议题，而其中行政执法是法治评估的重点内容。时至今日，总结行政执法评估实践，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法治政府评估" "地方法治评估" "法治指数"，还是微观层面的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均或多或少存在着重定性轻定量、重过程轻实效、重形式轻实质的缺陷。在"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要求下，现有的行政执法评估显然无法对政府的行政执法实效进行客观考评。因此，行政执法评估也应与时俱进，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利用行政执法案例大数据，对行政执法的实效进行评估，以实现对行政法治实质正义的评判。以环境执法领域为例，引入"违法反弹率"指标，不仅能从客观上评估环境执法的整体质量，进而分析不同环境执法措施的威慑力度，更能科学客观地评判比较不同地区的环境执法质量。"违法反弹率"指标既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又能对行政执法效果进行定性评价。纳入"违法反弹率"指标是大数据时代行政执法评估的发展进路选择之所在。

摘要:历经40年的大量环境立法，促成了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的生成。然而，当前部门利益主导的分散式环境立法，造成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碎片化。为探究环境法体系化路径，借助实证分析和比较考察的方法，根据环境法规范的属性特征和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历程，明确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和循环再利用法为环境法领域的主要范围。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环境法立法体系的样态，检视与评价我国环境立法体系的实然构成，以找寻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参考域外环境立法模式与体系化趋势，为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的方向提供指引，认为环境法的体系化是一项阶段性的立法工程。具体而言，近期先以现行的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循环再利用法为基础，理顺和完善相关环境法律规范；中期环境立法规划是制定环境法总则，最大限度地统合相关环境法律规范；最后以环境法的法典化作为终极环境立法目标，遵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环境法体系，以解决当前环境立法的重叠、冲突等不协调问题。

摘要: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前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但其是一个综合性制度，其落实离不开刑法的衔接配合。为与刑诉法衔接配套，刑法学科有必要挖掘"认罪认罚"在刑法教义学中的含义，厘清认罪认罚与已有从宽事由的重合之处，探索"认罪认罚"在量刑从宽中的独特价值及"认罪认罚"的从宽依据。"认罪认罚"除了体现被追诉人预防刑的降低之外，还可极大地加快程序流转和提高司法效率，因而具有坦白等已有从宽事由无法涵盖的制度内涵。具体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衔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刑法典对认罪认罚从宽作出原则性规定；明确认罪认罚作为量刑独立从宽事由；规定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具体幅度，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规范化和精准化提供学科支撑。

摘要:网络恐怖主义将传统的恐怖主义置于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利用网络社会的跨时性、跨域性、信息"爆炸式"传播等特点，将恐怖主义的危害性无限放大，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毒瘤"。当前，在网络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存在过于追求打击成效而忽略人权保障；过于依靠国家力量而忽视社会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工具应用的效用等问题。在犯罪治理理论框架下，可以从"安全—秩序"价值分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效用分析和"保护—限制"策略分析三个维度入手，深入探讨并解决网络恐怖主义治理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网络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应当坚持安全需求导向、社会治安效用导向、权利本位策略导向三个基本导向，从而实现合理价值定位、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最佳治理效果。

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的根本保障。遵循党中央的基本思路继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的需要作为终极目标关怀，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式，以协调发展为实践要求，遵循法治化、规范化、有序化的基本方法，以人民为中心的评判标准、认知标准和人文标准三个维度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效评判的主要标准，从而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

摘要:长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思想内涵，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并摒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整个国际社会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摘要: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摘要:抗战初期，我国东部地区的图书馆机构迁渝，推动了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战时得到强化。然而，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重庆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重庆图书馆事业面临着危机。出于共同反对日军侵略的目标，国内外各方力量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而发挥各自的作用，既有重庆各级政府提供的政策或经费支持，又有国内图书馆界的不懈努力、社会人士的无私奉献，以及国际社会的"友情"援助。最终，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

摘要:高层次人才是"双一流"建设中各大高校和地方政府竞相争夺的紧缺人才资源，由于高层次人才的过度"符号化"衍生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失序。而高层次人才的"符号化"是一种复杂的生产机制作用下的结果，表现为以"符号"为中心形成"符号—资本—符号"和"符号—技术理性—符号"两种运作逻辑过程。因此，需要从"符号生产"的新视角深入分析高层次人才流动失序的生产机制，进而重新建构高层次人才"符号"的意义，阻隔高层次人才"符号生产"的运作逻辑，从而促进高层次人才流动从失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