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双循环”成为热议问题。研究认为：（1）中美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中国经贸发展遭遇到“四重困境”即对等反制、疫情冲击、信任缺失和政治摩擦等困境，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突破“四重困境”的新时代策略。（2）我国国内有效需求相对有限决定着更需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促式发展；国内一些产品无效供给、另一些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决定着疫情下我国需要积极拓展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产品供给。（3）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营商环境，以做大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市场交集。（4）需要采取多维政策举措（如打造双循环海外枢纽、支持中心城市辐射、实施区域梯度互补战略等）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进而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性蔓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强调联动循环、主动循环和动态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质上看，新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构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国家战略为依托，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多层级消费市场和统一大市场等优势，铸就双循环内生市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制造业服务化为竞争新优势，以数字经济为新契机，打造双循环的产业支撑作用；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双循环的企业主体地位，形成供给更高质量、内需更具活力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摘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面对逆全球化、贸易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战略抉择。对市场经济环境极其敏感的经济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内实现了耦合，并使新发展格局中的法律问题聚焦在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领域。而经济法“干预之法”的属性、“回应型法”的品格和“问题导向”的特征，共同奠定了其回应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对此，在秉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经济法的应对在整体上可遵循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的转变；同时，宏观调控法需要转向“法治化下的相机抉择”，市场规制法也需要制度供给与规制变革的同步推进，以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良好的经济法治保障。

摘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内河经济带，多年来粗放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重化工围江”的严峻局面，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以快速城镇化为表象的城市蔓延问题逐渐显露，城市蔓延使得城市空间迅速扩张，产业空间布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城市蔓延能否促进产业升级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中心外围理论、集聚经济以及分工合作理论阐释了城市蔓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利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蔓延指数，基于长江经济带2004-2013年104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升级呈“U”型关系，即短期内城市蔓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长期中，在规模经济和分工协作效应的带动下，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先正后负，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先负后正，二者存在“U”型关系。产业升级其他表征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表明，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间存在“U”型关系。最后，文章从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技术创新等角度提出促进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绿色技术创新兼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采用超效率EBM模型从全国视角测度分析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格局，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显著，呈右偏“V型”空间格局，下游地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政府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直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主导力量，发挥着绿色创新核心驱动作用；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效益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城市间绿色创新要素竞争严重。进一步增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应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进程，加大政府绿色创新支持力度，优化环境治理模式，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

摘要:文章以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CA-SE-DEA理论的组合模型，对其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定量检测，分析影响其发展进程的要素体系，并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收敛检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成因。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因素在长江经济带当中的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目前未能达到我国平均水准；位于长江边缘地带的各省市在科技创新效率方面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并且这一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在影响成因当中，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影响最大，科技投资、科技输出以及科技环境对于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尤为关键。因此，长江经济带需要整体调整和规划，构建协调机制，形成流域整体创新创业的良好运作系统，全方位提升科技创新效率。

摘要:虚拟集聚作为新兴现象和新生学科增长点，颇为前沿且涉及学科广泛。文章详细梳理了虚拟集聚的内涵、特征、模式、诱因、影响及具体应用并分别予以评价，概括总结了虚拟集聚的学术分歧及未来拓展空间：空间理念各异、风险透析不足；主要针对制造业，对新兴业态挖掘不够；多从微观企业、产业入手，缺乏区域视角、国际视野的拓展；量化研究及典型案例解析更有待强化等。指出应倡导跨学科的视域与胸襟，探索学科的包容性发展。未来需要贯彻六大双轮驱动机制（即集聚与分散双轮驱动、传统地理与新兴地理双轮驱动、微观和宏观双轮驱动、共性和个性双轮驱动、学科探索与实践运用双轮驱动）的精髓与理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虚拟集聚的学术研究体系。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持续出台政策以支持小微创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2018年国务院“双创”升级战略后，需要进一步思考政策优化路径。文章选取2002至2018年间中央及部委发布的创业政策文本172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挖掘，以了解中国创业政策热点议题的演进态势，为后续政策出台提供思路参考。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借助政策工具分析和政策文本挖掘手段、语义网络分析法，运用Ucinet工具等，深入分析国家政策关注点。研究发现：近17年来中国创业政策呈现“倒U”型发布态势，2015年达到高峰后，发文数量有所回落；中国创业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政策链逐步形成，围绕每个时期的国家战略以及“根政策”，中央和部委之间的政策呼应性较好；政策主体呈现多元化和协调性趋势，联合发文数量快速递增，形成复杂府际关系；政策工具呈现全面性和非均衡性趋势， “政府采购” “对外承包”等拉动需求的政策工具使用率偏低；政策关注点呈现深化性和时代性特点，“产业融合”、创业“服务”、创业“保障”等都成为关注点，但“小微+新技术”组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体现有所不足。本研究自建“中国创业政策文本库”，对政策文本进行测量和数据挖掘，并展开阶段性演化分析，分析思路与结论，都体现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摘要:双创升级背景下的小微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文章从政府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的双重视角切入，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作用机理，挖掘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三者间的交互路径。小微企业在小微园中的结构嵌入有益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而关系嵌入对转型绩效的提升存在倒U型关系。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文章提出了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之间的动态匹配策略，为推动小微企业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构建。政企互动与企业间互动需要相互关照、细密交织，才能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提供有力的“庇护网”。

摘要:以ESI体系中22个学科和我国“双一流”建设中108个一流学科的匹配问题为研究对象，根据分类学原理，采用学科映射表等方法创造性地将二者相对应，试图打通中外两套评价体系因学科分类不匹配而导致的评价隔阂。文章首先论述了学科国际评估是“双一流”建设的迫切需要及其重要意义。其次，明确指出了ESI学科分类的三个特点及不足，即论文分类基于期刊，而学科分类则偏重自然科学；学科设置粗细不一，分类不尽完善；以大学科设置类别，不利于专业机构和院系评价等。然后，重点研究了ESI学科分类与我国一流学科类目的匹配办法，包括匹配路径、匹配方法等，除了采用学科映射表匹配之外，还创新性地采用期刊分布、文章分布、中国文章分布和中国第一作者文章分布等四个指标进行最后的匹配。最后，对匹配结果进行详细分析，并得出三点规律性的结论：（1）绝大多数一流学科可以匹配到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主要ESI学科；（2）中国学者的发文倾向性决定次要ESI对应学科；（3）“自定”一流学科的匹配与某些学科出现重复。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上解决了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中的“瓶颈”问题，为构建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结合的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摘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水平，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坚持党的领导、“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质量为本”和“创新至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科学权威和公开透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量化评价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论辩”，“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评价的边界异化”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规制”三大问题聚讼，文章建议通过强化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优化学术共同体工作机制、构建学术争鸣长效机制和完善学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改善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

摘要:个人数据权是人格权，而不是财产权，并且，个人数据权主要是在公法领域发生作用，因此，个人数据权主要是一项宪法权利。在公法领域，数据主体的自决权受到很大限制，公权力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或管理职能的必要，可以不经数据主体同意而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为避免公权力对公民个人数据权的侵犯，公权机关在搜集公民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职能必须原则和当事人知悉原则；而在使用个人数据时，则必须遵守目的特定原则。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一方面具有防范公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数据权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公民个人数据权受到其他民事主体侵犯时，有要求公权力承担保护的权利。如是，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其内容才是完整的，并且是自足的。

摘要:现代网络技术与科技手段使大数据的利用与传播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使数字时代的盗版行为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低成本行为，甚至可能以牺牲“创作”为代价换取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资源法律救济保护的滞后性难题，引发了人们对大数据在著作权法保护中的冲突与协调的思考。为实现对大数据权利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目的，文章以大数据及其权属论争为基点，通过法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理论范式推演探知大数据的权属划分与价值收益，得出大数据适用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行性结论。并借鉴大数据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律框架下的经验与共识，解构大数据适用著作权法的助益与阻滞因素，从而尝试以设立“数据权”或与其他法律制度兼容的形式检验法学科学处理现代科学的技术理性，为大数据的法律保护提供更多可能性。

摘要: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反馈下的阶段性成果，虽然初步厘清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混乱局面，但是由于未能精细化和体系化地作出规范设计，仍然不乏笼统和粗糙之处。通过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勾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衔接规则的建构样态及其图景，并以制度系统理论为基础考察在当前规范设计下诉讼制度之间的耦合状况，可以发现同属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制度系统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存在不少制度真空与制度冲突。不仅限缩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制度功能，还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为了进一步实现有效衔接，一方面既要填补磋商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嵌入比例原则限制赔偿权利人诉权行使、明确不予司法确认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完善检察机关的督促功能与协调功能、建立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机制和协商机制。

摘要:从“监管主导”走向“社会保护”能够在规范之内给与证券投资者最高限度且最具实效性的权益保护。传统监管主导型保护痹症在金融危机反思中突显，致力于通过独立性机制设计加强保护的行为监管理念与我国“持股行权”的私法保护实践相结合提供了以专业化保护为进路的制度设计思考。基于此，鉴于商事精神兼容性以及监管保护模式的局限性，证券投资者的保护机制转变应是社会化进路的"私权"激励：即立意于确保保护目标“优位性”以及行为方式“能动性”机理，通过社会化、专业化与自觉性，以及司法保障的激励机制将其嵌入投资者保护制度设计之中，在减轻对公权监管保护路径依赖的同时，激活通过专业化与示范效应推进的社会保护权能，客观上达到一种“保护促进监管”的良性循环。

摘要:对于证券市场上违反权益披露规则的行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法律责任予以惩处。采用何种法律责任进行惩处与权益披露规则的制度定位密切相关。经比较法考察，权益披露规则或纳入披露制度框架或纳入敌意收购制度框架。若纳入披露制度框架，主要通过金钱罚则进行惩处。若纳入敌意收购制度框架，主要通过限制表决权的方式进行惩处。借鉴域外经验，基于我国权益披露规则的既有制度定位，应当采用限制表决权的法律责任。限制表决权的法律责任依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可分为私人主体实施的民事诉讼与证券监管机构实施的行政执法两种模式。依据我国的既有规定与制度环境，应当采用证券监管机构行政执法，限制表决权的实施模式，由此可以更好地在限制不当的收购行为与促进公司治理效率之间达至平衡。在此基础上，应当放松乃至取消慢走规则，降低收购成本，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从而抵消限制表决权对控制权市场的负面影响，保持对公司收购的中立立场，让各方利益更好地达至平衡。

摘要:人工智能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风险和伦理争议。“机器换人”的忧虑成为社会各界乃至个人关注人工智能的焦点。经文献分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会通过对劳动力供需结构、组织商业环境、社会分工方式以及劳动者的工作场景和认知结构的影响，进而实现对劳动力、组织、职业、任务和技能的替代和革新。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之间应建立动态适配、融合互补、和谐共生的伙伴关系，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利益的共同繁荣。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新旧动能转换期，增加就业机会、保护劳动权益、更新职业技能、设置技术伦理底线等政策措施，能够减轻人工智能替代人力资源带来的负效应，消解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领域带来的无益冲击。

摘要:以话语理论为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或曰话语，应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为价值核心。其孕育于革命政权建构时期，以《兴国调查》为代表文本，奠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必须重视人民来信》信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以《信访条例》为代表的群众工作法治化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凭借新时代的语境划分和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治理导向，其话语正式建构。唯有通过法治平衡制度整体性与技术嵌入碎片化，以公平公正平衡动员的价值传统与稳定的改革思维，以多元合作平衡政策的静态化与风险的未知性，方能在新时代寻找到话语完善的方向坐标。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内涵，而环境治理观念现代化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为此，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及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及运用环境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摘要:明中后叶形成的银钱并行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但相同的货币格局下，两朝政府对钱法的管理能力却显现出很大的区别：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挽救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铜钱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明清铜钱流通体制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摘要:区域性货币市场作为货币制度特殊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中国近代的不同区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福州作为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行业特征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货币市场。其中，依靠民间信用，以木业为主要资金流向，形成了以“木票”为主要代表的区域性商业汇票。虽然是从传统商业汇票脱胎而生，但由于具备票据贴现的功能，使得木票真正成为了现代金融学意义上的商业汇票，比之中国传统商业汇票更加具有现代金融工具的特征，甚至具备一定的货币功能。笔者试图运用中日文史料，通过对福州木票的运行机制与货币功能的系统阐述，探讨其中的信用机制与金融创新，说明近代福州已经形成了初级的票据市场。

摘要:文章利用清华馆藏晋南5个村落的清代契约文书、华北已刊契约碑刻及正史方志等材料，将与土地经营和农户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地、水分、水路、水道、滴水纳入田宅交易的研究视野中。对于土地交易而言，有无稳定灌溉水源直接影响土地交易的方式和价格，此点也成为赋税科则的划分标准之一。在体系化、网络化的水权管理分配体系之中，水分的获得与实际灌溉用水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水分单独买卖出现，官府和民间组织从社会稳定、保证赋税征收的角度出发，予以禁止，二者的张力共同导致水分单独出卖和地水一同出卖并存的现象。此外，在土地交易中对于个人拥有的灌溉水路使用权往往进行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对于房屋交易而言，农户房院直接进行排水的水道属于个人所有，于交易时附加解释。滴水作为排水和边界的两项功能，使其在邻里纠纷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交易时按照民间习惯加以特别说明，以保证乡村社会的稳定。

摘要:人文社会科学发轫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之中，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与批判始终构成其经典传统，但同时，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危险。作为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以交叉前沿、战略需求、现代技术、区域优势为建设动力，以专业及课程体系的构建、跨学科师资队伍的构建、教研评价标准的确立以及运行模式的形成为四大核心要素。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探索国内外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建立以多学科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以及践行“传统文科+”可成为高校探索新文科建设的四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