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基于中国近百年以来的特定国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定现代化目标创造出的重要政治制度。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这一制度的形成与成熟完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彰显的规律性，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性，政党制度运行的合理性和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绩效的有效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来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背景下，这四重来源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实现整合，以共同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增强其优越性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从而在学理上阐明它对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理论的重要贡献。

摘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制胜之道。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峥嵘岁月，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能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并将其置于关乎政权兴衰成败的突出位置。建党100年来，党的自我革命形成了三个坚定和三个坚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保证；坚定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是敢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坚定推进党要管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胆识；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是开展自我革命的政治谋略；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是实施自我革命的政治基石；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是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智慧等重要经验。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使命艰巨，必须坚决持续打赢党的自我革命这场伟大的硬仗，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摘要:自信是一种信念及精神，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发展能力及前途的信任，其形成与中国百年发展辉煌成就息息相关。中国道路自信源自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历经千难万险，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人民在百年磨砺中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无数梦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树立中国道路自信的理论前提，关键在于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彰显。只有将其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进行多维度比较，才能使其优越性得以全面彰显，并愈加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行。显然，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通过梳理、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历程，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之比较，以唯物史观回望并厘清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生成逻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既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又能激发全体中华儿女愈加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摘要:破"五唯"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也是高等教育评价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它不仅是一个实践难题，也是一个理论难题，其难点集中在如何对"五唯"的辨识上，痛点则在于"五唯"背后的绩效主义逻辑无法彻底破除，从而其突破点只能寄托于大学治理体系完善上。"五唯"非一朝一夕形成，是长期以来行政中心主义、管理主义、绩效主义、大学排名和集中管理的复杂产物。其根源在于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之间的冲突，从而在学科评估与大学排名的作用下产生了学术锦标赛，进而在大学出现了"唯科研"的运行逻辑，这为"五唯"提供了生长土壤。治理对策只能从减少评价杠杆着手，减轻大学评估压力和教师学术压力，最终让学术回归本真。

摘要:成果评价是人文社科科研评价的重要内容。破"四唯"、破"五唯"不是摒弃评价，而是要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实现"破立并举"。文章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成果鉴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及方差分析法得出结论：以同行评议为主的定性评价在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应该遵循的主要方式；同时，针对阶段性成果开展计量评价可作为同行评议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学科成果评价中，两种评价方式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分析提出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方式改进的新思路：将阶段性成果与最终成果共同作为评价对象；开展以同行评议为主，计量评价为辅的综合评价方式；按照研究类型不同实行分类评价；并辅之以元评价理念对现有评价体系进行动态监控与纠偏。

摘要:双一流"建设是我国继"985""211"工程后适时推出的又一项高等教育重大战略，而学术影响力正是"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评价依据，因此，基于"双一流"建设背景，对学术影响力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通过python及Gephi等文本挖掘技术，对"双一流"建设政策文件中与学术、科研相关主题词进行深入挖掘，发现"双一流"建设政策对学术、科研要求主要体现在学术组织建设、学术评价机制、学术前沿与创新、跨学科及产学研、国际学术合作等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基于高校教师对这五个方面的认知情况，提出加强高校教师对"双一流"建设及学术影响力认知，构建基于"学科"的学术组织，切实发挥学术组织的学术作用，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等建议。

摘要: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摘要:通过追溯日本"军神"文化，可以考察符号塑像的军国主义历史在当代的"影像降格"。具体来说，战后日本通过多部二战电影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形象演绎，实现"二战军神"从"神格"还原到"人格"的情感纳接，成为被影片美化的"反战"和平者，由此稀释其战争罪恶。在当代昭和怀旧思潮下，日本"二战军神"银幕"重生"，引发了战败雪耻的招魂感召与"后记忆"遗志继承。而与二战相关的历史人物与"记忆之场"被日本不同媒介在情感引导中有意歪曲历史，篡改因由或选择性遗忘，最终成为历史记忆的"反记忆"。

摘要: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摘要:当前对兜底条款的主要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规则，但该规则在学术理解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误区和困境。该解释方法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还存在任意解释的缺陷，不能准确划定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同类解释规则本身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滥觞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指导功能被遗漏忽视。立法活动总是围绕规范保护目的进行，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作为法律文义表达的部分内容，均受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制约，发挥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限定行为入罪范围。此外，相较于模糊、抽象的兜底条款，例示条文具有明确行为类型的作用。因此，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而言，应采用行为类型标准说，更有利于行为刑事违法性的判定，以避免规范保护目的成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依据，从而产生将实质违法性作为唯一入罪理由的风险。重视规范保护目的及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双重制约，有助于实现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摘要:我国土地复垦与美国矿区土地复垦在行为宗旨与方式上基本趋同，各自的复垦理念亦存在一定的互通与共性。美国矿区土地复垦立法凸显了一种涵摄自然环境要素平衡化与人文环境利益调适化的生态衡平复垦理念。可借鉴其有益经验，尝试厘清我国土地复垦立法在复垦理念面向的规范完善进路。应当基于自然环境要素平衡化理念，推动我国所涉整体生态效益规范和局部环境要素规范的平衡化功能整合；应当基于人文环境利益调适化理念，促进我国所涉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和公民个体利益规范的调适化法益衡平。

摘要:反身法理论的出现解决了实质法体系下企业治理"规范限制"和"规范立法"的问题，并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由CSR1到CSR2的转变。在反身法路径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遵守或解释"规则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两大实现机制。然而，由于反身法路径未改变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愿性、外部性责任的属性，该路径在内在制度和外在表现上均存在不足，可通过"外部责任内部化"予以补足。为寻求反身法路径的本土化适用，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体系化建设，提升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本文通过梳理反身法理论的形成及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连接，论证了反身法路径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规制领域的现实需求，分析了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所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范式转变及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立足本土剖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发展与瓶颈，重构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类型，以求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反身法规制为核心，辅以可持续公司法、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实质性监管方式的"反身法+"企业社会责任规制中国模式。

摘要:目前的人工智能在本质上系基于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机器智能，并非有机智能。针对"司法人工智能热"，应立足于工具主义的定位，辩证地理解司法人工智能的两面性——"善假于物"和"审判异化"。在司法公正、效率、管理和服务公众方面，司法人工智能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司法生产力"，但与此同时，司法人工智能应当服从于法官主体能动性、止步于司法根本属性，避免不平等的固化和扩大。相应地，对司法人工智能应当持拥抱和审慎的态度，要在理论极限和现实基线之间探索出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之路。

摘要:人工智能这一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为法治增长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套程序，它是由算法和数据结构组成，不能导致良法的出现，因为良法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离不开人类的价值评判，而算法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缺乏实践的能力；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策略化思维，强调程序的预测控制功能，而审判是规范思维，强调程序的表达功能，法官依靠对法律的信仰而非记忆来裁判案件，这种非博弈化的行为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效仿的；人工智能能够储存、分析海量的数据，但司法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人类生活的绵延内化并非数据的符码化排列，二者不可通约，更不可替代；毋庸讳言，人工智能在司法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法治的实现更应注重制度建设，人工智能应在这一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

摘要:在现行司法实践中，我国对生态环境损害之救济采取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并行的"双轨制"模式。通过分析典型案件可以发现，现行立法未能为化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制度"碰撞"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南，导致"两诉"之间时常会陷入管辖冲突与衔接困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以及相关立法规定的缺失，是导致"两诉"衔接陷入困境之根由。为此，应当在准确识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性质之前提下，通过立法对"两诉"之间的顺位规则、索赔主体机制等核心规范予以明确。具体而言，未来我国应当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顺位规则，并建立"行政机关—环保组织—检察机关"三位一体且逐层递进的索赔主体结构，最大程度发挥"两诉"之制度合力。

摘要:利害关系人提起环境影响评价诉讼的问题随着邻避设施选址纠纷的增多而越来越得到重视，但判断环境影响评价利害关系人诉讼的标准一直很模糊。主要原因是对作为判断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存在理解上的分歧。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诉讼案件中界定利害关系人的标准应当是环境利益，而非司法解释或已有案例中所依据的相邻权。并且，通过界定作为"合法利益"的环境利益的范围，可以给环境影响评价案件中利害关系人范围的确定给出一个实践标准。然而，由于环境利益天然所具有的公益性，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诉讼中存在利益代表不完整的问题，还需未来发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补充，以实现对人民群众环境利益的全面保护。

摘要:文章抓住资源型城市最突出的经济特征，从经济结构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偏国有的所有制结构抑制了环境规制就业创造效应的发挥。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2个城市（包括112个资源型城市和170个非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均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产业结构越过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就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作用，相反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则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当越过所有制结构门槛值时，无论是资源型还是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都会对就业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做优做强第二产业，降低国有企业投资比重，是解决当前资源型城市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摘要: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使用系统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水平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在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多元的融资方式，在增加政府融资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政府债务水平；而地方政府债务需求显著推动了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影子银行过度扩张危害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降低金融发展水平，继而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到约束。但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约束影子银行规模，原因在于，政府融资需求是影子银行的主要动力，若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则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监管机构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此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

摘要:企业海外并购作为双循环战略中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国际循环积极布局，扩大海外市场，也可以为国内循环引进先进技术、保障原材料供给。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用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和会计指标法，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IWEP）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海外并购的短期和长期绩效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综合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均呈负面影响，其中政治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能产生正面作用，其中对华关系次好的国家（地区）对我国企业并购后的超常收益率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并购能降低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影响，增加并购成功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在并购过程中能缓解企业与标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能提高并购成功率，并扩大并购规模。由此提出建立国家风险识别、预警和管控机制，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经济共同体等对策建议。

摘要:信贷市场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活水"之源，是治理我国企业去杠杆和加杠杆难题的枢纽。文章基于2005—2015年获得信贷支持的5 977笔非金融企业贷款数据，从信贷交易视角考察了信贷市场中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及其潜在的去杠杆对象。在宏观快速加杠杆期间，银行信贷总体上发挥了微观稳杠杆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大型、公有制和异地企业更容易加杠杆，但异地大型企业的高杠杆缺乏经营效率支撑应是去杠杆的对象。文章还发现银企关系、资产专用性等交易因素与杠杆率显著相关。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增进我国企业杠杆治理的协同性和精准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参考。

摘要: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摘要:就业能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内容。文章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直观地展现出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的构成。然后，基于7省新型职业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新型职业农民九大就业能力公共因子并得到各自的表达式，实际测度、比较了各省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差异并分析了原因。最后，从个人、省际及政府三方面分别对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培育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摘要: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存在着流动性大、老龄化严重、技能素质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其向产业工人转化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以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与其市民化水平为外因潜变量，以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程度为内因潜变量的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调研收集实证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职业化水平是其产业工人化程度的直接前因变量；建筑业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建筑企业用工管理，而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共同直接影响着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作用于其职业化水平和市民化水平的提升，政策制度环境也会作用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最后，文章从政府、行业、企业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推动建筑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转型。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