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文章以绿色金融为逻辑起点,贯穿于作用对象、作用方式及作用目标,形成合力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层面先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其下设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金融与经济高效发展、经济稳定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创新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再利用2008—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综合维度上,绿色金融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其影响系数为0.281 4;在分维度上,绿色金融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创新发展,却抑制了经济稳定发展,对经济高效发展作用不显著,且效应大小为经济绿色发展效应(0.587 0)＞经济结构优化效应(0.275 9)＞经济创新发展效应(0.112 6),这反映出绿色金融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较好,而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支持绿色技术上还有待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经济稳定性,以及绿色金融服务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据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改革重点是建立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机构来考评绿色金融活动实施效果,以稳定经济发展;制定绿色产业目录清单,以绿色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优化;鼓励各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对于厘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评估影响效果及如何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以全面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参考。

摘要:近年来"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面临诸多挑战,探究商品金融化视角下的金融市场风险防范对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宗商品金融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改进的商品期货定价模型,从金融化视角详细剖析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商品价格、供给和需求冲击的边际效应,比较其在长短期和市场波动环境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0—2020年一季度美国金融市场和2010—2019四季度中国金融市场样本,分别构建金融化指标和金融市场稳定性指标,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金融市场稳定性、商品价格以及金融化程度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最后考虑市场波动差异,特别是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这类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实证检验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中美两国商品指数市场中,金融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短期冲击影响程度最大,各个市场受冲击后的1至2年内价格水平均能恢复均衡状态;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大宗商品金融化影响显著,特别是在商品指数市场;相较于大宗商品供给、需求和价格,金融市场稳定性在短期内由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主导;商品金融化程度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较长期更显著,影响程度也更深;从长期看,金融市场稳定性由大宗商品价格主导,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则较弱;进一步通过门限模型证实,相对于金融市场低波动环境,在高波动环境中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短期影响力更强。据此,对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持仓报告制度体系,强化对金融交易者持仓识别与金融化程度监测;第二,分市场环境监管机构投资者持仓,避免"一刀切"持仓限制,因人施策差异化管理市场金融投机行为;第三,建立金融市场联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风险识别效率,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蔓延,合理应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维护金融市场长期稳定。

摘要: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具有指引和约束的作用,企业腐败文化可能扭曲企业的战略选择与经营决策。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基于文献进行理论分析,指出由于我国各级政府掌握企业发展所需关键要素资源,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既可通过创新活动增强自身能力,也可通过寻租活动获取政府资源。但因自身资源有限,企业只能在创新活动和寻租活动中进行选择。腐败文化通过增强企业寻租活动偏好和降低企业寻租活动成本,导致企业倾向于从事外部寻租活动,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然后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真实影响。采用公司管理层出生地区腐败文化倾向的均值作为代理变量表征公司腐败文化,同时将企业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指标。在此基础上,文章初始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然后采用同一行业其他企业腐败文化的均值作为企业腐败文化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以控制潜在内生性、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腐败文化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这一结果对于因变量和样本分组的变换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作用还存在异质性: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寻租成本更低,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活动而非创新活动来获利。而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则会减弱,因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收益。异质性的研究发现也同时验证了理论分析提出的作用机理:企业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于创新活动与寻租活动之间的权衡选择。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培育廉政文化、加快要素配置市场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首次考察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学界对于腐败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认知。

摘要:在服务价值共创背景下,服务环境中的顾客公民行为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顾客公民行为在服务活动和服务管理中的重要性,然而,其中大多基于实体产品营销中的顾客满意来解释顾客公民行为的来源,或者从服务营销中的关系质量来研究顾客公民行为,很少从服务交互质量的视角来研究群体服务环境下顾客公民行为的前置影响因素和机制。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文章考查了群体服务环境下不同类型的服务交互质量(人际交互和环境交互)与顾客体验和公民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提出并检验了两种服务交互质量类型通过顾客体验质量影响顾客公民行为的理论模型。研究以具有群体参与和交互行为的游乐场所(包括各种大中型文化主题乐园、室内游乐场、影剧院、轰趴馆等)服务为背景,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来自24家不同品牌的大众游乐服务机构的314名成人顾客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其一,群体服务环境下人际交互质量和环境交互质量对顾客体验质量和公民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但较之环境交互质量,人际交互质量的影响更大。先前研究并没有区分研究人际交互和环境交互质量影响的差异性,并对具体效应差异予以解释。文章的研究及其结果是对以前服务交互质量影响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同时,此研究结论给那些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而日益减少一线服务员工和服务接触的企业提出了现实的考问。其二,提出并检验了两种类型服务交互质量通过顾客体验质量来影响顾客公民行为的路径,验证了顾客体验质量在人际交互和环境交互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意向的影响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有利于丰富服务业顾客公民行为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其三,将顾客—企业认同作为一种个体心理特征变量纳入研究模型,提出并证实顾客企业认同感在顾客体验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补充性调节作用。这是以往文献研究不曾注意到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服务交互环境下顾客公民行为的形成和变化的情境因素。文章对于发掘群体服务背景下顾客公民行为新的前置因素和路径提供了新的见解,对服务企业借助服务交互质量来促进顾客公民行为提供了有意义的管理启示。

摘要:积极稳妥推广农地抵押贷款融资业务,持续深化农村土地资产与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是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容,深入探究农户金融知识获取的人际圈层来源以及失地风险感知因素对完善农地抵押贷款相关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理论阐释了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失地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详细剖析了农户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机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变量,提取4个公共因子分别界定为亲属关系圈、朋友关系圈、乡邻关系圈和机构参与圈;最后以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地区1 31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t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失地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并揭示了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类型和数值大小。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知识获取圈层正向促进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其中金融知识获取亲属关系圈的促进作用大于机构参与圈;金融知识获取圈层负向影响农户失地风险感知,机构参与圈的影响最大,亲属关系圈次之,朋友关系圈最小;在四个金融知识获取圈层下,失地风险感知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具有负向影响;失地风险感知在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大小为0.211 2。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获取机构参与圈下失地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最大,大小为0.223 1;亲属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次之,大小为0.101 8;乡邻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未发挥中介效应;而朋友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发挥遮掩效应,大小为1.851 1,表明还存在其他效应更大的中介路径。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农户需立足于金融知识获取来源的亲属关系圈和机构参与圈,丰富朋友关系圈和乡邻关系圈,加强多维金融知识获取圈层的构建、维护和开发。第二,农户应通过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等方式优化亲属关系圈,采用增进互助、知识共享等方式改善朋友关系圈和乡邻关系圈,金融机构通过开展宣传、加强联系等方式提高农户金融知识。第三,政府和金融机构应高度关注试点业务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农户对失地风险的过高预估,加快农地抵押风险防范机制创新。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是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国家形象话语权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话语权问题逐渐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实践和研究都存在一些偏向,需要从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三个方面进行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有其自身独特性,一是主体上的意识形态导向,二是传播上的渠道与文种特点,三是影响上的评价与对话特征,四是引导上的问题与方案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将具有主要以国内"内循环"为主、国际"外循环"为辅的"双循环"话语权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话语权现状,在传播方面是单刊传播力较弱而以数据库为主要模式,在引导力方面是国内引导力较强而国际引导力较弱,在影响力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国内高影响因子社科学术期刊而国际影响因子较低。要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在传播力方面,一是不断优化数据库主渠道传播,二是做好做强融媒体社会面传播,三是探索深化集群化共同体传播;在引导力方面,一是通过议题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方向,二是通过规范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范式,三是通过话语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融合;在影响力方面,从质性角度看是评价、阅读首选项及口碑,从量性角度看是数据化的影响因子系列指标。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建设,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学术成果解决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内循环"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外循环"话语权。

摘要:近年来,为改善学术生态环境,国家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一系列关于学术期刊建设、学术评价、科研评价和人才评价等政策文件。开放科学发展战略和运行平台已在全球蓬勃兴起,科学交流模式与科学研究范式随之发生了变革和转型。开放科学环境下,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学术期刊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助推中国学派,争夺并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同时,开放科学环境下科学交流与研究范式的变革也急需多元开放的科学评价。中国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研究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理论与指标体系,助推学术期刊建设和定量评价机制改革,助力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参考。本文依据评价科学理论、话语权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在解析学术期刊话语权基本问题的前提下,融合多源异构数据,采用相关分析、集成因子分析、熵权法、TOPSIS法以及二维映射法优势,从多指标、多要素、多方法融合、比较和评估视角进行评价实证研究。本文致力于界定学术话语权和学术期刊话语权等概念内涵;提出由话语影响力和话语引导力维度构成的学术期刊话语权,话语影响力由话语影响能力和话语影响权力要素组成,话语引导力由新闻话语、社交媒体话语、同行评议话语、百科话语、视频话语以及政策话语引导等要素组成;探究学术期刊话语权形成过程;构建中国英文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模型。研究表明,按照理论、方法与应用逻辑展开多元融合的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兼顾性和可靠性。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和引导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学术术语和学术风向标,同时又极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中国学术期刊理应作为学术话语的重要代言人,为加快"三大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贡献力量。

摘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关键时期,中国既要进一步融入国际舞台,又要立足本国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样的现实需求推动着学界要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和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迫切需求。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但现有研究对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推动学科群建设,进而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学术期刊发展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即学术期刊发展需要融入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共同体建设离不开学术期刊平台。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种可行性表现为学术期刊能够有效助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而学术共同体可以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学术期刊内部的异质性、学术资源分配不均衡、行政权力对学术业务的过度干预以及学术共同体研究志趣差异等是影响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在需求层面要整合不同组织间的关系以提升学科群的有效需求;在供给层面要构建基于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需求的学术平台;在制度层面要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和学术资源分配制度;在技术层面要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手段提升组织间的协同力。

摘要:网络投稿系统的日益普及为作者投稿和专家审稿带来了极大便利,提升了编辑出版工作效率和稿件处理透明度,然而也给"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方便。学术界和出版工作者对"一稿多投"关注和研究较多,相对而言,"一投多稿"现象还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很少。实际上,"一投多稿"现象日趋严重。本文以三种学术期刊为研究案例,探讨学术期刊网上投稿系统"一投多稿"论文的投稿特征,以增强对"一投多稿"论文的甄别和防范,从而引起学术期刊及编辑对"一投多稿"论文的关注,降低此类论文对学术诚信及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负面影响。通过对三种学术期刊网上投稿系统2020年112月所有投稿进行查询和统计,共得到2 664篇"一投多稿"论文。以这些论文为研究对象,根据作者Email邮箱用户名格式、同一作者注册多个用户名等方面归纳总结了"一投多稿"论文的特征。从人才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投稿系统的不完善、作者自身功利主义的科研心态等维度探讨了"一投多稿"论文的发生逻辑。从产生稿源"泡沫"、浪费期刊出版资源,存在"一稿多投"乃至"一稿多发"风险,不利于稿件的接收和录用、耽误作者发表进度等角度分析了"一投多稿"论文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一投多稿"论文的不良影响和危害,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高校和科研机构应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作者应提高认识,深刻认清"一投多稿"论文的不良影响,坚守学术诚信,主动杜绝"一投多稿"论文;编辑应提高警惕,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甄别"一投多稿"论文;期刊社应加强系统维护和网站管理,从技术升级和管理制度上防范"一投多稿"论文;政府部门应加大对论文中介代理的惩治力度,净化学术研究风气。只有各相关主体提高思想认识,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形成制度合力,提升治理效能,才能有效防范乃至彻底消除"一投多稿"论文,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从而更好地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关于《资本论》和《经济表》资本循环理论的异同问题,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相近说"和"超越说"两种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相近说"更多强调马克思和魁奈的资本循环理论在"研究方法""内在逻辑"和"现实应用"的相近之处,而忽视了马克思批判魁奈而形成的理论观点;"超越说"更多强调两位学者在学术立场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循环理论的差异。两种观点都没有全面反映《资本论》和《经济表》在资本循环理论上的异同。文章分别从"主要观点"和"方法论"层面对两者的资本循环理论展开比较后发现,《资本论》和《经济表》的资本循环理论呈现出"主要观点相近"和"方法论相异"并存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独特的学术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后发现,之所以在方法论相异的情况下《资本论》和《经济表》的资本循环理论在主要观点上仍然存在诸多相近之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和魁奈在考察资本循环问题时都经历"经济关系"分析的环节。然而,由于马克思和魁奈对"劳动一般"和"自然秩序"的理解不同,两种资本循环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异。虽然多次对魁奈的资本循环理论表示认同,马克思也意识到其自身理论观点与《经济表》存在不同,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在后续的研究中并未充分展现出其与魁奈在资本循环问题上的理论差异。通过对两者资本循环理论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主要观点"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属性。这一理论属性也影响了马克思对于同时期其他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家的资本循环理论的吸收和批判。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属性,对吸收当代经济学流派关于资本循环的新观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创新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清朝统一中国后,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及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口数量得以迅速恢复并出现了快速增长,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至清中后期,人口增长峰值超过4亿人,因而清朝成为古代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节约粮食以供给新增人口维持生计的需求,清前期(以康雍乾三朝为主)提出过严厉的禁酒政策并颁布了相关法令。加之清代是中国灾害的多发期,由此导致清前期出现了以"因灾禁酒"为标志的禁酒法令。但禁酒法令的提出也引起了清朝官方内部的极大反响,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禁酒政令的支持派与反对派,围绕着是否推行禁酒政策展开激烈争论。虽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多是支持并推行了禁酒政策,但这些禁酒法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吏大打折扣,基本无法落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全国范围内普遍饮酒习俗已基本形成的影响,尤其是酒已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消耗品且消费量巨大;另一方面则是因酒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的现实影响,因为酒的生产能够提高粮食作物的市场经济价值,同时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维持生计与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不少地方官员从实际出发,指出酒的生产和销售不仅是很多人赖以为生的基础,而且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故不赞成推行如此严厉的禁酒政策。客观分析,酒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且是具有成瘾性消费特征的日常消费品,有关酒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记述在清代极为普遍,酒尤其是在重要仪式场合、纪念活动及节日庆祝等方面都发挥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酒已经成为无法从人们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重要消费品。简单以浪费粮食或应对灾荒为由的禁酒政策既不合理,也难以施行。

摘要: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杰出小说家,小说语言所形成的画面感为其作品的重要标识之一,画面感是鲁迅将绘画艺术与小说语言有机融合的产物,是"文学家鲁迅"与"美术家鲁迅"的契合点,也是鲁迅研究的新视域。鲁迅创造性地将文学思维与美术思维相结合,将白描、木刻、水墨写意和漫画等绘画艺术的理念和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不同艺术风格的画面感。其中,白描手法勾勒出精确传神的画面是现实主义的显现,木刻刀味形成的深邃严峻画面是现代主义的"力之美",水墨笔调造就的诗化写意画面蕴涵了中国古典主义美学韵味,漫画笔触练就的夸张象征画面是后现代主义戏谑性地展现。小说语言的画面感是鲁迅留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宝贵财富,它"文中有画"的特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感受认知,探析鲁迅小说将语言和绘画两种媒介进行有机融合的创作机制,能够重新认知鲁迅小说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价值,思考古代诗画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探索现代文学语境下"鉴画衡文"而开辟的"诗画同道"的新路径。

摘要: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蕴含着独特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其屹立于法学门类之下与其他一级学科并列的理论支撑。在纪检监察的制度层面,整体来看先后经历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纪检"阶段、党内监督与行政监察并行的"监察阶段"和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融合的"纪检监察"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了纪检监察发展的总体趋势,即纪检监察一体化。从"纪检"到"监察"再到"纪检监察"的制度发展演变体现了党法合力国家治理的理念日臻成熟,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基础。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有其特殊的理论精髓、理论意义与治理价值,三者共同搭建起了纪检监察学科的理论梯度。传统法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难以充分体现纪检监察的新时代内涵,唯有将纪检监察学定位于一级学科,并确立专门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诠释纪检监察的理论精髓。纪检监察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革新性认知,有助于促进党法关系更加顺畅,并打造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能呈现出更高的治理价值,有助于更好地将反腐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同时开拓国家治理的创新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范畴体系包括基石范畴与核心范畴。纪检监察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党长期执政,为此,监督模式要从"二元监督"向"一元监督"过渡以实现更权威高效的监督,这是纪检监察学科研究的基石范畴。法治反腐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手段,坚持以自我革命为中心,努力实现高效能反腐、全过程反腐和全覆盖反腐是法治反腐的核心要义,这也构成了纪检监察学科研究的核心范畴。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下一步推进,要注重对二级学科的划分、课程体系的设计和人才培养的规划,同时做好实践方向的对接,以促成研究成果的高效转化。

摘要: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理论逻辑在于以国家整体法治为最终归宿,以地方数字法治探索为切入口,在注重地方试错和经验积累的同时,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作为数字经济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从中央和地方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中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及其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出发,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治理需求的数字法治格局。而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授予的地方法治创设权,中央对地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的授权与激励,以及部分省份"先行先试"的数字法治建设经验积累为该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地方法治试验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数字经济的这种经验性法治路径也面临地方数字法治边界扩张、地方数据保护主义、地方数字治理方式单一等的挑战,需要以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全国统一市场目标,以及多元共治格局的构建等为限度,以此克服数字经济地方法治试验中的弊病,发挥其优势。

摘要: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仅限于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代表的转移行为,没有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刑事规制出现漏洞,体现了将个人信息自主片面地理解为转移自主、忽视使用自主的法益认识缺陷,进而仅以防范非法转移个人信息为入罪逻辑,使得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不周延。当前个人信息已然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现象愈演愈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逐渐形成"提供者—中间商—非法使用"的完整黑色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变现牟利是诱发个人信息泛在泄露以及违法交易激增的根源,刑法单纯打击制裁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只能是治标之策,导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效果欠佳。随着进入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根植于个人信息的人身性、财产性、公共性等复合法益属性的使用价值日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使用自主相较于个人信息转移自主更具核心法益地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点理应从转移环节转向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下游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大损害或威胁,与处于上游的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相比,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表现为法益侵害的根源性、直接性和精准性。因此,刑事立法应以需求端为导向,有必要在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前提下合理确定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要件与出罪事由,即以未征得信息主体同意且情节严重为危害行为,以非经匿名化处理的个人信息为行为对象,以符合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为违法阻却事由,既从源头上规范个人信息使用行为,又限定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刑事入罪的边界,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促进个人信息有序自由流动、合理有效利用,平衡信息主体的使用自主利益与信息处理者的正当使用利益,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摘要:特定物执行,以原物执行为原则,但执行过程中难免发生特定物毁损问题。在立法上,我国早在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便予以关注。从1998年至今,我国特定物毁损执行的模式经历了从"折价赔偿或者替代执行",到"协商或另诉"模式,再到"协商或再审或另诉"模式的逐步演化。司法上,关涉特定物毁损问题的执行案件也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虽然面对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我国的法律探索已经走过了20几个年头,但关涉特定物毁损之执行的问题,目前仍存有当事人诉求各异,执行机构无所适从的实践困局,也存有执行标的、诉讼标的、既判力标准时学说多元并存衔接不畅的理论尴尬。2018年新出台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虽然引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此时间节点,但其所提之新救济方案——"再审或另诉",却面临时间设置缺漏、特定物毁损要素缺乏考量、救济体系不合理等诘难。从问题成因来看,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乃因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贯通性不足以及受程序法的内容框架认知不深的影响所致。对此,结合国内外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应对机制架构,如果能强化执行调查,精确把握特定物状况,精准实现程序分流,改良执行方式,以及植入备位执行和备位诉讼,则可适度缓解或疏导特定物毁损之执行不能的现存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审判、执行救济法官关涉特定物执行的理论立场本就不一,以统一模式强行衔接的正当性更是不足,故而此种解决路径应当予以抛弃或改良。理论多元、环节多段的背景下,利用法官个体观点立场的前后一致和逻辑自洽,合理配置执行启动审查权,通过贯彻实行审执分离,执行法官专门处理执行事务,再不介入审判和救济判断,让执行依据的审判法官与特定物毁损执行不畅时的救济法官直接对接,以此统一审判法官和救济法官的理论立场,实现审判、执行的有力衔接,达到个案处理上一致的效果,方为疏解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难题的根本之策。

摘要:民事执行程序虽然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同样应当予以重视,此两者作为现代人权理念的应有之义,共同构成了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话语体系。但是民事执行程序的主要使命决定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权和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始终处于一个脆弱的"偏向式"动态平衡状态,在执行程序中对债权人债权实现权的强化会逐步加剧两者之间的张力,脆弱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被打破。《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作为对我国民事执行司法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其立法科学化的衡量维度固然在于以对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之成效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但是不能单极化发展,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同样应当纳入其中。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必须回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博弈和冲突。应当充分发挥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救济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基本价值功能,以对被执行人生存权、生活安宁权、人身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之保障"划定"强制执行权作用于被执行人时之限度,以此为基础厘清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边界。最终通过对债权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衡平,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镶嵌"人权保障的"内核",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摘要: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城乡关系始终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系,也是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现阶段我国正经历新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便成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而是要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探寻城乡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考虑城镇化建设基础上城乡一体化现状发现,我国城乡关系发展以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求为演变历程,以为群众民生谋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乡村基础设施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不畅,阻碍城乡融合;城乡社会服务分配不均,制约城乡发展等诸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严重放缓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进程。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新型城乡关系,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城市现代化。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建设,打破传统城乡分离发展模式,实现城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有为市场与有效政府相结合的作用,打破要素流通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要素配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打破户籍藩篱,释放城乡发展新潜力。以城乡融合为切入点,以发展为主题,以问题为导向,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为战略支点,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下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存问题,查找短板,突破要害,分析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打破分割,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性社会流动和合理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寻求缩小城乡差距的路径选择,以期探寻促进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和现实路径。

摘要:课程思政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入行的有效渠道。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教育引导大学生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既是党和国家永续发展的政治要求,亦是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时代要求,更是课程思政教学提质增效的实践要求。要把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党和国家的最新要求等主要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课程思政,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提升融入的系统性、有效性、学理性和实践性。一是把握系统性、有机性、实践性原则,切实提升融入的系统性。把握系统性原则,整体统筹、分类实施、协同推进、开放发展,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整体融入课程思政课程体系;把握有机性原则,"基因式"植入教材、"生态式"融入教案、"化学式"融入教法,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科学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把握实践性原则,整合实践资源、丰富实践内容、推进实践教学改革、完善支持机制,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实践体系。二是紧扣"融料""融点""融机",切实提升融入的有效性。紧扣各学科专业新时代十年的发展史、奋斗史、贡献史,各学科专业新时代十年诞生的杰出榜样、孕育的精神谱系,各学科专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事业中的角色定位,精选"融料";紧扣公共基础课、专业教育课、实践类课程的育人目标,找准融入的着力点、侧重点、落脚点等"融点";紧扣学生的关注热点,思想堵点、情绪沸点,把握"融机"解"思之惑""心之堵""情之困"。三是讲好"道理""学理""哲理",切实提升融入的学理性。抓住时代之问,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道理"讲深;结合学术逻辑,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理"讲透;融入现实生活,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哲理"讲活。四是落脚"内化""外化""转化",切实提升融入的实践性。引导学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化于心,坚定理想信念;促使学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外化于行,练就过硬本领;激励学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责,强化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