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评价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文章以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Super-EBM模型测算其经济与生态效率,以Kernel密度估计等分析其时空格局,采用网络两阶段模型测算其资源与环境效率,以Dagum基尼系数进一步考察其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最后以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因素的驱动差异。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效率均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特征,且下游、中游、上游效率水平递减的分异特征显著,效率分布均存在"单峰"和"双峰"分布交替变化特征,环境压力对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不一;资源效率与经济效率总体相近,环境效率呈"长期微弱下降—短期急剧上升"的变动态势,资源与环境效率主要区域差异来源均为超变密度,区域间差异次之;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对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呈一定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则呈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对资源效率呈负效应,对环境效率则呈正向效应,各影响因子对上中下游的驱动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建立合作共识、推动绿色转型、实施创新发展、扩大绿色金融、调整政府干预、规范外资引入等提升区域投入产出效率的措施建议。

摘要:城市功能联系网络的空间外部性对解释区际互联互助、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产业联系下的城市功能网络结构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效应:首先,根据城市产业分类及功能特性构建了城市功能结构体系;其次,基于产业联系角度,运用修正引力模型测算城市功能网络联系强度,并借助重尾分级法确定网络层级结构;再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空间分布结构、网络密度效率和网络边界效应三个层面剖析各类功能网络结构特征;最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市功能联系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全域内各类城市功能网络结构形态存在差异,流通和公共服务功能网络呈跳跃式交织联结分布,其余三类功能网络均呈"东密西疏"梯度化递减的网状分布;全域内各类功能联系网络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异性,上游以成渝双核引擎式联动发展,中游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三足鼎立式"轮轴辐射结构,下游呈"一核多中心式"扁平化结构;城市综合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联系的分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生产功能溢出效应最大,流通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溢出效应尚不显著;在城市规模异质性条件下,大城市间功能联系网络呈负向溢出,中小城市功能网络呈正向溢出。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功能网络连通性;夯实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功能网络协调效应;优化产业分工协作体系,避免城市功能定位同质化。创新之处:从网络外部性视角,分别从区域异质性、功能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维度探究城市功能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的空间效应。

摘要: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是典型的空间异质区,区域内各省市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存在显著差异,物流竞争力水平极度不均衡,这导致长江经济带内部物流运行效率低、服务能力弱、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愈加明显,严重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的全面提升。科学测度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全面认识物流竞争力的空间格局演化,深入揭示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对于探寻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的提升路径,促进区域物流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此背景,文章基于"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四个方面,结合物流产业的特点,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06—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物流竞争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各省市物流竞争力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考察,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探究了各省市物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竞争力差异明显,由下游至上游地区呈梯度递减格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竞争力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下游地区呈现"高—高"集聚、上游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特征,且这种集聚现象比较稳定,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性;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市物流竞争力的提升会对本省市物流竞争力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对本地区物流竞争力存在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对本地区物流竞争力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邻近地区物流竞争力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技术创新、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地区物流竞争力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文章从发挥物流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物流协同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国际物流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了提升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摘要: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要体现。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对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协作的收益与成效。京津冀区域多元主体目标差异性较强,区域协作的分配风险和行动者背弃风险较高,协作网络和自组织系统不够成熟,这些对当前的区域协作效果形成制约。为了更有效缓解区域协作中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提升区域协作效率,首先需要全面分析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地方协作网络等变量,通过对合作效率和成本的权衡,选择与困境性质相契合的协作机制。其次,积极培育基层协作网络内的多边、双边协作关系,促进灵活、有序、可以自我调适的协商机制的形成,让集体行动者的自利性、自主性得到保障,互惠和信任关系得到发展,从而获取稳定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动力。最后,还需引导建立区域共有目标体系,尝试通过个体之间的权利让渡、利益妥协来实现区域整体目标。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个维度得以实现;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正N型关系,当市辖区人口规模处于47万~105万人时由于政府治理与城市规模扩大之间的不协调,显现出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抑制作用;幅员面积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并不能够有效推动城市集聚发展。最后,研究提出以下通过行政区划设置工作提升城市经济密度的政策建议:重视行政级别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协调二者关系以促进区域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完善城市规模控制的体制机制,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优化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从国家战略层面和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城市幅员范围的规划设计,充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高效集聚。

摘要:红色旅游是我国新兴的一种专项特色旅游活动形式,具有相对独特的网络关注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从时间和空间双视角,以2011—2019年中部六省88个省辖市为研究区域,基于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模型,使用百度指数数据,运用ArcGIS10.3软件进行空间分析,揭示中部六省88个省辖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网络关注时空异质性影响因素模型。先后从年际变化、月度差异、"黄金周"分布三方面揭示了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间演变特征,从空间整体和局部的角度分析了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演变特征,从自然因素、传统节日和假日制度三方面分析了影响网络关注度时间异质性的因素,从经济、交通、教育和互联网四方面分析了影响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异质性的因素。通过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相结合,得出研究结果: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有明显的月份和节假日变化特征,6月和10月分别为年度旅游关注的主、次波峰,"十一"、春节等节假日在节前、节中和节后的网络关注度大体上呈现出"V"型特征。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和市际差异特征,关注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区、伏牛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地,从南向北大体上呈现出"S"型的分布特征,省际差异逐渐缩小,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市际差异。气候条件、特殊节日和假日制度是影响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间异质性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网络发展水平以及交通发展水平等因素是造成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最后,研究着眼中部六省全域旅游与红色旅游的关系,提出对红色旅游的研究,要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红色旅游规划建设要与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紧密融合,对接国家发展政策与发展战略,以"革命老区"为政策契机,打造区域性红色旅游发展核心,实现区域旅游业全域化发展;学术界应当注重对红色专项旅游规律的探讨,从不同学科背景视角下探索红色旅游时空关注度演变规律,为丰富红色旅游理论体系提供实践参考,开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摘要: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基于"生成预训练转换器"(GPT)语言模型能够理解和响应自然语言输入,于2022年11月30日正式发布,短时间内在全球互联网界、学术界及产业界引发热议和关注。以ChatGPT、Microsoft Bing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基于超大海量数据,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进行训练,主要具有三大功能:智能交互对话、智能文本生成、智能文献爬取。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核心竞争力是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AIGC)而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或文本生成能力,除能够生成一般应用性文稿外,还能够从事科学写作,从而引领和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变革,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进程将显著提速,知识生产者将从非创造性劳动中获得解放,知识生产方式将由"手动式""半自动式"迈向"自动化""智能化"。这种变革对传统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将产生重大影响,更进一步将对通过科研成果进行人才评价产生重大影响。大体上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于学术研究中,将遮蔽成果演化学术史,影响科研成果创新性评价;挑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影响科研成果权属认定;带来学术伦理风险,影响科研成果评价生态;冲击人才评价基本标准,影响人才评价客观性。鉴于人工智能的渗透性、扩散性和颠覆性,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应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审慎使用,着力发挥其促进知识生产、推动学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其次,要抓住现行相关法规制度与快速进步的人工智能技术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完善制度、设置"护栏",规范使用;第三,要推动技术开源,公开其智能生成逻辑,增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技术可信度;第四,要建立人机协作机制,既发挥技术的数据处理优势,又发挥人的理性思维优势,最终由人把关知识生产、科研成果及人才评价。

摘要:2021年元宇宙横空出世,成为资本市场的兴奋剂、学界热议的聚焦点。然而对于如何定义元宇宙却是众说纷纭,本研究在厘清元宇宙运作机理与吸收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将元宇宙定义为: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为支撑,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设备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耦合一体,依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和再造的一个虚实融通的现实镜像世界。相较于传统的网络空间与实体的物理空间,元宇宙拥有技术叠加性、虚实相融性、具身沉浸性与实时交互性等鲜明特征。和三十多年前互联网的诞生一样,元宇宙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是元宇宙会重构人类生存时空新场域。元宇宙将从单一的自然宇宙扩展到虚实并存的双重宇宙,作为现实世界的孪生形态与延伸部分,元宇宙在萃取与融汇现实世界的演进脉络与表象特征的同时,亦依托强大而厚重的科技力量,变革人类生存的时空场域。元宇宙给予人类以沉浸式地体验与参与历史事件、在有限生命时长内获得多维生命体验、提前搭建与预演未来生活的机会,从而促使人类在主观上感受到时间弹性与韧性的增强;元宇宙给予人类以在虚拟世界中全息复制物理世界、在物理空间紧张的情况下获得虚拟空间作为补充、开辟兑现与外化想象力的创作空间的机会,从而促使人类在主观上感受到空间厚度与广度的增加。二是元宇宙会形成人类社会生活新方式。作为多项先进技术紧密嵌套、同向发力集成产物,元宇宙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的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集中表现为虚拟劳动成为劳动生活新样态,虚拟消费成为消费行为新时尚、虚拟文化成为精神生活新形态。三是元宇宙会形塑人类思想行为新特点。当元宇宙的生活新内容、新形式与新习惯成为泛在的社会存在后,人的思想与行为将会发生震荡与转变。集中表现为感觉集合下向外探索与向内卷入的博弈、心流体验下沉浸性与沉沦性的对垒、心理补偿下平和性与偏激性的角力、目标投影下奋发性与臆想性的争夺、信息群聚下创新性与依赖性的较量等思想行为上的矛盾冲突与对峙。元宇宙将在数字世界中达致现实中目下难以企及的人类社会,在虚拟世界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元宇宙于人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元宇宙营造的"沉浸式"体验不是"沉沦式"生活,不能成为成瘾式游戏生活的借口;元宇宙中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深度虚拟化也不能切断与现实物理世界的必然联系,元宇宙构建的虚拟身份、虚拟产品、虚拟市场、虚拟交易、虚拟生活、虚拟经济、虚拟人生等,不能脱离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为了确保元宇宙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益化"的功效而非策动"异化"的危机,精进与完善确保元宇宙顺利落地与节能应用的底层技术,铺设与夯实防止元宇宙悖逆道德与违反法律的顶层制度，是元宇宙构建者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和使命责任。

摘要:数据驱动为计算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极大施展空间,提升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效契合科学研究的复杂性需求。探究计算社会科学发展演变、学科框架与学科结构的界定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国内外文献,厘清计算社会科学的概念,进而梳理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演进趋势、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应用;并从数字人文的学科结构入手,分析教育部学科门类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界定、学科结构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其与方法、技术类学科的关系,进而从学科角度思考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与学科结构。研究结论:第一,计算社会科学国外论文数量领先于国内论文数量,我国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二,计算社会科学国内外研究侧重点不同。国内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复杂系统、传播理论等新兴主题,更加重视数据驱动过程中数据质量的分析,强调通过建模仿真、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等方法论的使用。而国外计算社会科学以数据科学为核心,聚焦于社交媒体、社会网络与复杂系统,强调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基于Agent建模、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使用。第三,计算社会科学是传统社会科学学科下二级学科的集合,不能将其设为一级学科,要严格区分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科学。第四,计算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一定限制,高度也存在一定不足。第五,方法与技术类学科是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但作为社会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学科不宜设立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如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管理。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问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已被学界关注多年,并产生了众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在部分研究中也存在"误用""滥用"范式现象,甚至不同程度存在自说自话、低水平重复等混乱现象。究其根源,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基本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其他层面的研究没有建立在相对统一且稳固的根基之上。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尤为重要。基于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六大基本问题,即"内涵与结构问题""形成与发展问题""层次类型问题""功能问题""通约性问题""转换与优化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有利于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六大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以下基本观点: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研究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和遵循的结构模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结构是由科学共同体、框架体系、方法体系以及社会建制构成。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在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已经初步形成。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层次类型可以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学科范式、理论范式及实践范式四种大类。这四类范式在结构上遵循着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基本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叉和部分重叠的,同时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共同体、划定界域并规范理论研究和实践、汇聚和整合各种资源和条件、传承和创造教育智慧等方面。第五,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形式上具有可通约性。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一般是不可通约的,但可以进行交流互鉴。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之间具有可通约性。第六,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需要优化而不是转换,优化的路径是构建学科范式主导下的多范式发展格局,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结构各部分的优化。

摘要:文章旨在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样本为从1941至1942年出版的《晋察冀日报》中整理、抽取到的全部妇女报道,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分别据出版时间和题材对这些报道的数量进行分类统计,就数据结果结合相关史实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选取典型的报道文本案例内容进行定性分析,以期较为系统地厘清1941至1942年期间在不同的战争阶段下,《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发展形势之间的关系、特点与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对马克思妇女观、苏俄妇女观、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妇女观等相关理论的沿变和中俄不同历史现实案例的比较分析,诠释这一时期该报报道所体现出来的妇女观及其特点、影响、历史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在这期间,《晋察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创办的代表性报纸,在反"扫荡"中坚持不懈地刊发妇女报道,体裁多样,题材聚焦于抗日反法西斯和妇女解放与发展,密切联系国内外时局变化,兼具地区、全国和国际视野,为当时以晋察冀边区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群体高擎革命理想与希望的火炬,不仅为晋察冀边区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妇女参与抗日生产和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边区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治理道路和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塑造了反压迫、反法西斯的中国妇女报道新立场。该报这一时期的妇女报道辩证地学习和借鉴了苏俄妇女观,始终与本国国情和所处地区的现实生活生产和抗战实际相结合,是这一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实践,同时展现出当时以晋察冀边区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积极进取、勤劳勇敢、顽强不屈的精神面貌。其中对于开展妇女工作和社会治理的相关理念,如何保护妇女权益、肯定妇女价值、塑造女性社会角色多重性以及以社会合作积极谋求家庭与时代共同难题的更佳解决方案等,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妇女工作以及社会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摘要: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其中,1851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特别是1938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摘要:1940年国民党成立中央设计局,负责政治、经济建设的设计工作。设计局作为设计机构,在创设设计制度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通货膨胀和统制政策,加之外国对华输送物资通道的关闭,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设计局作为经济困境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被提出。在孙中山主张权能区分的基础上提出创设万能政府,实行计划政治,这些是设计局成立背后的政治治理逻辑,这一逻辑导引设计局重视专家,建立设计制度。设计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建立和完善设计制度:一是改革组织架构。熊式辉在王世杰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扩充设计局职能分组,设置局务会议,设立政治和经济两个计划委员会以及台湾和东北两个调查委员会。二是集聚人才。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团团体的联系,任用人员的要求相当高,吸纳了大量的留学人才和工程科技人才。三是统一设计规范。依照科学管理方法,制定各项计划的设计程序和设计步骤,用图示法解释复员计划编制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宣传计划建设理念。通过发行内部刊物、组织中国计划建设学会、在报纸上发文制造社会舆论等方式倡导计划建设。设计局借用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和日本综合计划局为"思想资源",为其提升设计局的权力而服务。设计局在初创设计制度、刷新政治、打造计划时代、奠定计划建设基础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行政本质已经腐朽至深,导致中央设计局的一系列设计制度方案难以实施。

摘要: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整体生态法治监督合力不足;生态法治保障体系建设领域的政治和组织保障、队伍和人才保障、物质条件保障等亟待完善和优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坚持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有机结合的动力机制,以系统整体协同观的法治方法论为路径指引,按照"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要求从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立法短板、大力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效能、稳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切实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等方面实现重点突破,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向度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继而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摘要:环境行政主体基于突发环境事故造成生态危害的紧迫性,自行实施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或者委托第三人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由此垫付的污染治理费用本质上应属于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关于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公法债权说" "私法债权说" "混合债权说"及"转化说"四种观点。由于"转化说"立足于环境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代履行费用征收法律关系,既认为代履行费用具有公法性质,也认为代履行费用属于金钱给付义务的"标的物",不属于债权,相较于"公法债权说" "私法债权说" "混合债权说"更具合理性。司法实践中,对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追偿主要存在环境行政主体提起民事私益诉讼,社会组织或者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及环境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五种探索路径。由于前述四种追偿路径要么与代履行费用的公法性质不符,要么有违现行法律规定,要么存在多种实施障碍,因此删繁就简,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追偿通过"环境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一方式更符合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之行政代履行的应有之意,也当为该费用追偿的最优方案,建议通过从将代履行费用缴纳决定纳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范围、补正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代履行费用的程序、增加行政强制执行代履行费用的特别方式三方面入手确保代履行费用的有效追偿。

摘要:数据匿名化为数据的流通和共享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助力,技术的易变性同时也对数据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带来诸多障碍。在当前的技术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①匿名化面临身份识别标准不确定、身份再识别可逆转等风险,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风险给个人隐私利益带来极大挑战。目前以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规制手段在个人信息匿名化规制方面缺乏灵活性,难以缓释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平衡好个人隐私利益、企业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终极目标。风险控制导向理念的优位在理念层面上摆脱了数据保护的现实诉求与理想价值判断之间的束缚,替代结果导向理念,为信息处理者内源性的数据合规与自律监管、信息主体外向性的权利保护与数据使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弥合思维进路,为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提供新的可能。以风险控制理念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匿名化法律规制架构以实现数据的有效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目标,围绕降低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法律机制设计,通过课以信息处理者相应的信息处理风险评估义务实现对个人信息匿名化规制的良善治理。在无规范性文件作理据支撑的前提下,个人信息匿名化的风险评估及评估标准于实践中难以稳定量化,故而在个人信息匿名化法律规制方面,应当提倡将保障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作为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核心,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相应的数据权利以实现信息主体自身的权利。个人信息匿名化以个人信息可识别为前提,在个人信息概念界定上应当依据具体场景加以个案判断,因此,对于匿名数据的认定也应当采取动态场景化的方式进行理解。在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风险控制手段的实现上,通过确立相关隐私风险评估机制为信息处理者提供明确的数据利用指引,规范信息处理者的行为。

摘要: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应当谨防"学术泡沫",人工智能刑事法治建设应当立足我国本土实践的真问题,重点关注真正能够对我国刑法产生挑战的人工智能危害行为。新型人工智能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人工智能刑法应当塑造行政前置性立法方法,具体包括"前置行政不法"和"前置行政程序"两类立法模式。其中,"行政性"是指人工智能行为等构成要件在静态规范层面中的不法行政评价和动态行政程序执行中的过程性、经历性行政评价,而"前置性"是指行政性评价前置于人工智能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相较于信息网络犯罪和计算机系统犯罪的立法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危害的实践特质在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性和算法技术对人类活动时空的延伸性。因而,行政前置性立法特质要在人工智能刑法体系中得以体现,就需要立法者尤为注重全面性和双重性规则。行政前置性立法有助于保障刑事归责的专业性,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的技术特质挑战,实现不同算法技术危害行为的等级评价。在具体设计行政前置性立法规则时,立法者需要将规则特质运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的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等阶段。具体而言,第一,对于行政不法前置性立法,刑法应当重点评价人工智能产品的销售和使用阶段,对销售不符合行政标准的人工智能产品行为设置抽象危险犯,并对人工智能产品使用阶段的制造安全事故、危险驾驶、非法侵入、破坏系统的危害行为,增设涵盖行政不法规范的新罪名或相关条款。第二,对于行政程序前置性立法,刑法应当重点评价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阶段,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的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阶段。行政程序前置性立法发挥着行政行为公共服务监管的本质机能,行政许可、登记、责令等程序能够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品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阶段,符合人类的道德伦理性和技术安全性。行政程序前置性立法要求刑法应当单独设置相关罪名,将行政许可、登记、责令等程序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初期的刑法规制缓冲和风险预防手段。

摘要:网购新业态的层出不穷为专利侵权纠纷带来新的挑战,由于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互联网专利侵权案件难以确定地域管辖。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针对网络购物收货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立场。最高人民法院在格力与奥克斯等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确立了网购专利产品侵权诉讼地域管辖排除收货地的裁判规则,为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指引规则。通过对185份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的分析发现,法院肯定或否定网络购物收货地法院管辖权的裁判逻辑都围绕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地的认定等要素展开。应当明确的是,互联网专利侵权管辖规范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管辖的确定性,同时要兼顾专利权的地域性。在司法审判中,首先应明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0条和第25条都不是网购专利产品收货地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依据。其次,网购收货的环节是专利产品脱离销售方实际控制行为的独立过程,因而网购收货地不能被解释为专利侵权行为实施地,亦不是侵犯专利权直接产生的结果地。该规则存在例外情形,在某些情形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内化于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可以把网购收货地作为专利侵权管辖特别冲突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法律规定中,网络著作权侵权地域管辖的连接点包括信息来源地,可以直接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5条,但是不能对该条作扩大解释进而认为涵盖网络商标和专利侵权行为。最后,该规则的适用应当考虑与其他知识产权单行法的融合,应明确专利侵权诉讼中侵权结果发生地的具体内涵,以保持各知识产权单行法法律规则形式上的统一性,而在涉外专利侵权地域管辖规则的融合上,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是较为经济性的管辖选择。

摘要:在当事人申请主义模式下,我国"执转破"启动运行不畅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参与分配,而是启动破产对当事人利益保障有限所导致的当事人同意"执转破"的动因不足,加之依职权强制启动破产的立法缺失,使"执转破"呈现"失范"现象。执行退出难和破产启动难激发我国"执转破"的变革,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82条规定的"执转破"启动模式,将当事人同意调整为终结本次执行前提下的法院依职权强制启动,并叠加破产法院原则上应当受理,增设依职权启动的规定,由此确立我国破产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二元模式。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考察表明,虽然当事人申请主义是破产启动的主流,但职权主义并未被完全摒弃。其成因在于,国家应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把公共利益的考量纳入其中,破产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职权进行主义在程序推进的同时要求,只要不再有进一步审理的余地,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官仍命令终结并不违反程序规定。就金钱执行而言,我国集中执行模式以债务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执行标的,奠定"执转破"职权启动与两法衔接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执转破"是国家净化市场的职权干预方案,实现特定主体的快速出清,故"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依职权宣告破产并适用简易破产程序,快速实现债务人的破产清算。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国家干预执行与破产具备正当性和适当性。然而,不加限制地普遍适用强制启动,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当事人实体和程序双重权利的侵蚀,以及司法资源的超前消耗,摧毁"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正当性基础。是以,需在厘清执行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功能界分和制度协同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即以执行对话缓和职权强制效果,以执行形式化原则穷尽被执行人含财产、信用、劳力在内的清偿能力,以审查破产利益去除非必要之"执转破",限缩"执转破"职权启动的适用范围,为债权人权利实现,以及债务人法益保护提供制度供给与切实保障。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抽象到具体、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建党百年来,共同富裕历经萌芽求索、曲折探索、初步发展、全面推进四个时期,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明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丰富、外延宽广、自成体系,目标上达成了全体富裕与全面发展相统一,内容上涵括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过程上涉及了共建富裕与共享富裕相统一,空间上统揽了局部富裕与整体富裕相统一,形态上设计了普遍富裕和差别富裕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方向目标、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等重要思想论点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在中华优秀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别涵育、淬炼、滋养了(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新征程上,需要在始终秉承好百年求索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高质量经济发展继续做大做强共同富裕的"物质蛋糕",以高质量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共同富裕的"精神蛋糕",以高质量平衡机制建设共尝同品齐享共同富裕的"蛋糕味道"。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力争"物质蛋糕"不掉档,"抓住"创新发展引擎促进"物质蛋糕"不减速,"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物质蛋糕"不变味。推进高质量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以优秀文化创新提升"精神蛋糕"的品质感,以科技文明建设提升"精神蛋糕"的时代感,以教育共享改革提升"精神蛋糕"的认同感。建成高质量的平衡机制,需要以"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尝"蛋糕滋味",以"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全体人民同品"蛋糕美味",以"持久"的健康护航机制助力全体人民齐享"蛋糕余味"。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应有之义。为切实补齐"三农"问题这一短板,中共中央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措施,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乡村人力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与总要求的必要基础,然而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面临着人才吸引力弱,人力资源外流现象显著、剩余劳动力结构与乡村发展需求不适配、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窘境。补齐乡村人力资源的短板,亟需加强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人力资源服务作为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拓宽乡村人才引进渠道、赋能劳动力合理转移、助力剩余劳动力的开发等方面,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然而,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存在三方面制约因素:乡村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侧发展不充分,存在客观需求与主观使用意识错位的问题;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侧效能不足,供给内容与供给主体都无法满足乡村人力资源服务的现实需要;乡村人力资源服务政策载体建设不足,促进行业自身发展及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下沉乡村的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对此,在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背景下,亟需优化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以促进乡村振兴。一是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提高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创新宣传手段以扩大宣传面,提高行业认知认可水平;二是要强化政府购买,厘清政府与市场主体在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中的职能与定位,完善政府购买机制;三是要完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的服务与监管,为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行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下沉乡村的制度设计,完善相关规划及配套措施;四是要丰富行业服务业态,引导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出发,加强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与优化,持续优化乡村振兴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