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发布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四川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在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同时，也将在省际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由于边界两侧城市在行政归属上存在差异，地区间政策协调存在较高成本，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影响，难以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省际交界地区陷入增长困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洼地"。省际边界是否会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又借由何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理清上述问题，不仅能为建设跨省域都市圈提供有益参考，对实现共同富裕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66个城市1993—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反事实对照组，通过对比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评估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位于"重庆—四川"交界城市的发展路径显著低于反事实对照组所反映的情形，进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竞争性假说后，文章的结论仍然成立，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位于省际交界地区的城市，其经济发展会受到来自省际边界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省际边界会通过投资抑制效应、产业同质化效应和支出替代效应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区域经济迈入一体化发展新阶段背景下，一方面要破除"行政区经济"下的隐性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省际交界地区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机制体制创新，加速建立政府间协调和利益共享机制。结合文章的研究内容，建议在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省际交界地区统一市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统一规划三个方向积极尝试，补齐发展短板，为实现高质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坚实支撑。

摘要:成渝城市群作为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提升其城市韧性水平对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仍停留在韧性评价、时空特征分析上，对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的分析较少；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缺乏对西部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针对性研究；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制度等维度，对"人"这一承灾体在城市韧性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够重视，作为城市的承灾体——人的因素没有被纳入城市韧性研究中。人既是致灾因子，也是承灾体，人口要素对城市韧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文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基建—人口"五维评估框架选取2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19年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对其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来看，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逐渐上升态势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较低韧性和低韧性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北和东南高，东北和西南低"的分布格局；从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来看，制约成渝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各城市的城市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集中于社会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两个子系统，主要涉及医疗保险覆盖率、普通本（专）科学校在校学生数比重、卫生机构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和人口密度等障碍因子。基于以上结论，文章认为提升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要促进区域韧性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城市韧性提升政策和措施，例如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健全城市化协同发展机制，提升成渝城市群整体韧性；统筹安排各种资源，重点支持东北和西南区域发展，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共享发展和建设机会；因地制宜制定城市韧性提升政策和措施。

摘要: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增长这一路径发生阻滞导致。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在推动消费升级上还存在一些结构错配问题。进一步使用科技经费支出作为调节变量对东部地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经费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当科技经费支出越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会显著增强，即具有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这说明提升科技经费支出有助于矫正东部地区受阻的路径，使得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路径得以畅通。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文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对阻滞的路径进行合理的调节，这为政府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政策借鉴。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各地区间仍存在"数字鸿沟"问题，剖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是实现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文章以2013—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计算出各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时空变化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来考察经济社会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六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而新疆、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2013—2019年均增长率最大的地区是重庆，增幅达8.4%，其次是西藏、贵州和四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7.4%和4.8%。中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空间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阶梯递减的趋势。从时间分布来看，2013—2019年间，中国中西部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提高，但东北地区省份数字经济水平处于波动下降趋势。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明显。数字经济在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所引起，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的为西部—东部，而中部—西部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最小。中部—东部地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在考察期内不断上下波动。西部—东部数字经济差异在前期不断上升，在2014年时达到峰值，而后大体上区域差异具有整体收敛的趋势。中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总体来说变动不大，在2014年后基本趋于稳定。东部地区区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最大而中部地区各省份数字经济差异则是最小。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基尼系数出现了轻微上升，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差异在2016年前较为稳定，在2017—2019年存在明显的扩大，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处于不断波动状态，但总体上存在上升的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为导致全国数字经济分异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区域数字经济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不同时间、地区各驱动要素的作用强度并不相同，因此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指标影响程度在时间和地区的差异性，从而使其更具针对性。

摘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对2006—2018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使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1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0.141 9单位。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于或等于0.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抑制作用，当农村交易效率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即高于0.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村交易效率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U "型式的影响。但是，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尚未越过" U"型门槛值，进一步提升农村交易效率短期内可能会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提升农村交易效率、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仍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根据研究结论，从"持续提升农村交易效率、不断加大财税金融支农力度、有序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对于如何改善农村交易效率，进而全面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摘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目标，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要求，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指明了前进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既是续写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使命自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应重点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即聚焦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精神追求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着力回应时代诉求，保持开放的视野胸襟。一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筛选和补充完善；二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树立回应时代问题的自觉意识，采用时代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路径；三是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承认和维护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深化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摘要:由OpenAI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一经问世便引起剧烈轰动和广泛热议。ChatGPT是以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为基础，经过针对海量数据的预训练，能够根据用户指令，生成内容丰富、风格类人的自然语言文本的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同其他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相较，ChatGPT特征鲜明：一是能够保障人机的连续性对话；二是能够在无法理解指令时主动向用户发出追问；三是能够以"人化"而非机器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自然语言表意；四是能够"记住"用户生产的内容。Chat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杰作，或将利用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成为撬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根杠杆，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变革。包括：有望通过开辟信息智能化处理的场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者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优化生产决策以变革生产方式；有助于研究现状梳理、研究思路组织、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成果完善以变革科研范式；为教育主体赋能、为教育客体赋权、为教育过程赋魂以变革教育形式；重构劳动生活、消费生活、精神生活以变革生活方式等。科技发展具有两面性，ChatGPT也会给我们带来系列风险隐患，或将滋生知识产权侵犯、信息窃取、诈骗等法律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松动、独立思考能力蜕化、价值观塑造遭遇危害等思想问题，劳动者失业、极端事件发生概率增加等社会问题。妥善把握和化解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使之增益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和人民生活，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安排下，坚持党的领导、协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凝聚举国之力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二要锚向实践，依托落实"赋利—应用"机制、"赋值—应用"机制、"赋智—应用"机制，吸引和支持全社会积极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三要坚持立法先行和严格执法，以法律法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约束；四要强化思想引导和综合素质建设，引领全民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危机。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广大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本文在总结与反思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而且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使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与此同时，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原初语境，基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其哲学意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来激活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还是其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来夯实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抑或是他通过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来确立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现代城市发展和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所提供的理论指导。在系统阐释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及其哲学意蕴的基础上，剖析其对推进当代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的实践路径，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将绿色城市作为当代新型城市建设的首要原则，坚持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而且还要努力迈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轨道。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和宜居宜业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渴望亦愈增强，这就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城市批判思想来指导和推进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及其治理实践，以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解。

摘要: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内容失衡、过程滞后和效果低效挑战提供了诊断依据。作为在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全新城市治理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重现实挑战，这需要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中汲取有益思想资源，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从实践进路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方法、目标和保障方面的启示。城市空间的辩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城市正义的价值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根本性目标，城市权利的平等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规范性保障。

摘要: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再重开。市政当局陷入既要提高教师待遇又难以突破财政困局，既想改善教师生活又无法强制献金的双重困境中。

摘要: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段历史呈现的却是一幅精美的绅权运作图景。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诸如绅权的属性、界限、规范以及乡村自治等些许制度性启示，主要表现为晚清乡村绅权在运行中实现了从非正式权力向准正式权力、从权力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以及从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等三个方面的转型。

摘要:日本水泥产业肇始于明治政府的"官营"事业，伴随着解决"明治十四年政变"国家政策的转向以及自身经营不善等问题，开启了民营企业发展进程，并在充足的产业资金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水泥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期，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迎来了因产能过剩引致的过度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引进科学化管理模式，但也造成了投资过剩并引发产品价格下降等局面。而价格下降扩大了上下游产业对水泥的需求，使之成为"暴利产业"，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继而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水泥价格下降还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等其他工业门类的发展，这其中，电力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水泥业提供了除煤炭外的新的动力来源，并降低了水泥的生产成本。因此，产业环向关联效应是促使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完成重工业化，并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在"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降→关联效应推动关联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扩大产业发展"这种动态发展机制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得以高速发展。在此压力下，产业重组形成的"财阀"和销售组织"卡特尔"的体制构建，一方面标志着日本水泥产业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日本实施对外倾销和抢夺亚洲市场的重要因素。

摘要:宪法是法治体系的根本依据，也是法学体系的制度坐标。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首先要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今日国家治理领域现实问题艰巨繁多，对宪法理论课题的研究亟待加深，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脉络，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发展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宪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摘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于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整个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依据主要表现为政策性文件，缺乏权威、统一和专门的法律规定，与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需要加快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此问题为导向，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置于宪法视野中加以审视，主要通过历史梳理和文本分析，厘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科学内涵，探究其合宪性基础和宪法许可界限。本文认为，我国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相关的宪法规范经历了以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有权确权为主的萌芽阶段、以各自然要素分散管制为主的发展阶段，以及全域全要素统筹管制的确立阶段。如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因应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任务、保障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要求，从而得以在现行宪法中找寻到其获得宪法许可的合宪性基础。与此同时，现行宪法又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设定了许可界限，在实体方面主要表现为合法管制、法律保留、公共利益、比例原则等要求；在程序方面主要表现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要求。我们还需要通过对相关宪法规范进行立法转化，建立起与统一规划、统一用途管制的要求相适应的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制度。

摘要:生物识别信息是对自然人的生物特征进行特定技术处理所形成的信息。个人生物特征具有不变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这使生物识别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对个人身份的鉴别。经过特定技术处理所形成的生物识别信息也具有这些特点，因此任何对于生物识别信息的攻击都可能对个人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商业化收集的泛滥、限制行动自由、售卖和窃取、深度伪造以及诈骗已经成为侵害生物识别信息的重要表现。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安全迫在眉睫，而准确界定生物识别信息是首要前提。综观国外立法经验，生物识别信息的构成应当聚焦三个要素：个人生物特征之反映、特定技术处理之环节、唯一性识别之功能。此三项要素也是认定生物识别信息的关键。生物识别信息可以通过含有个人生物特征的图像来采集，但是该图像仅仅是个人生物特征的反映。在没有进行特定技术处理之前，图像本身并不构成生物识别信息，无论该图像是电子图像抑或纸质照片。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是对个人生物特征进行的测量，即所谓的"特定技术处理"，至于测量的方式则在所不问。无论进行面对面的真人测量抑或从含有个人生物特征的图像中测量，所得的信息都是生物识别信息。单纯对于个人生物特征的描述不构成生物识别信息，个人生物特征的样本也须与生物识别信息区分开来。目前我国法律文件对于生物识别信息定义的认识还存在许多偏差，概念混淆、内涵不明、外延短缺是主要问题。未来我国的生物识别信息定义应当遵循三个原则：揭示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反映生物识别信息的要素、兼顾技术更新的速度。为此有必要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着手：内涵规定本质与构成，从而为技术更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提供解释的空间；外延进行开放式列举，以引导当下的理论与实践。就内涵而言，可概括为"对自然人的生物特征进行特定技术处理（测量）所形成的能够唯一性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就外延而言，可以进行常态化列举，同时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的表述使生物识别信息的范围不受列举的限制。

摘要: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育权概念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相关的救济经验积累正逐步完备。生育权符合从利益到权利的一般证成标准，将其视为人格权并非权利泛化现象，生育权应属《民法典》第110条"等权利"之表述中所包含而未列明的具体人格权。

摘要:我国职务发明制度肇生于计划经济时代，起初专利权由国家所有、单位持有的模式具有较为浓厚的时代特色。2000年《专利法》修改时将该规定删除，并建立了以法定权属规则为主，辅之以约定权属规则的"雇主主义"模式。尽管此次修法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需求相适配，但仍存在转化结构失调、激励机制失效和交易效率失衡等问题。横向考察国际视野下的职务发明权属制度可以发现，现有的雇主主义模式和雇员主义模式两种主要立法例均未臻完善。将专利权完全归属于雇主抑或是完全归属于雇员发明人，势必在二者之间产生职务发明权利分配不公的争议，进而导致雇主与雇员发明人之间的严重隔阂，从而抑制雇员发明人的创新活力或雇主的投资积极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打破绝对的"雇主主义"和"雇员主义"立法路径，采取混合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职务发明权属制度采取"雇主主义"模式是实现职务发明创造转化和运用的根本途径，但对于调动人的创新积极性增加财产总量仍存有不足之处。我国关于职务发明权属制度的改革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采取"执行任务"标准，限缩职务发明类型范围。首先，基于雇员发明人在劳动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性，将"物质技术条件标准"排除出职务发明的类型范围，为雇员发明人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其次，以"任务标准"为核心的职务发明判定规则可以排除实践中"主要利用"界定标准不统一的司法障碍。最后，以"任务标准"为核心的职务发明判定规则符合降低制度成本、提高效益的现实需求。二是秉持"人本主义"理念，扩张约定权属规制范畴。新职务发明制度将"任务标准"纳入约定优先原则的适用范围内，符合私法自治的法律理念，亦是对国家消解技术垄断、期待社会财富增长的充分回应。三是基于"利益平衡"原则，构筑三维配置结构模式。职务发明权属的制度重构在法定权属规则上对"任务标准""物质技术条件标准"和"非职务发明创造"适用不同的权属模式，从而构筑职务发明制度的三维配置结构模式。

摘要:董事结构多样化日渐成为公司治理新焦点，其在质的一面可以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在量的一面可以增强公司业绩，也在私人层面践行性别平等之理念。但无意识性别歧视与行业限制、占优的董事男权与个人英雄治理文化、女性象征主义标签缠身、封闭的董事任免机制等因素都阻碍着女性进入董事会。同时，此问题的规制框架并非仅受公司法约束，在上市公司的维度，还受证券法、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规范的规制。故域外围绕着性别这一特殊要素，就改善董事会结构，打破董事会性别失衡，增加女性董事比例展开了一场软硬兼施的运动式改革。总体改革措施包括定额/配额制、多样性信息强制披露规则、遵守或解释的公司治理准则、企业自我约束、市场外部压力等。具体规制手段的选择受制于一国在政治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商业文化、制度竞争的压力模型等方面所面临的差异化图景，故建立中国公司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规制理路不可简单模仿他国模式。为推动董事性别多元化，基于我国当下促成董事性别多样性的既有手段和现实效果，参照域外经验教训，配套细化《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第25条；制定以董事会多样性为内容的信息披露和"遵循或解释"的董事性别多样化规则；建立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为对象的定额法案以及在非规范层面提供一定的女性创业资金支持，从而分阶段实施一条"自治优先，强制补充""上市公司为主，国有企业为辅"的建构路径应为理想之选择，也可在公司治理看似趋同化的今日，发现不一样的中国风景。

摘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非凡的奋斗历程中，构筑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深刻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并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标识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灵魂根基、炽热的爱国主义为本质核心、深厚的为民情怀为鲜明底色、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为价值指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突出特征、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为鲜明标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鲜亮本色，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奋斗、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分别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注入了厚重的理论根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下，在不同历史时期紧密融合时代特征，历经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初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艰苦创业为主题的丰富，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敢闯敢拼为主题的全面推进，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守正创新为主题的赓续发展这一纵贯百年的构筑和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已经走过的百年奋进历程，还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为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构筑历程和价值意蕴，有助于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滋养和精神力量。

摘要: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