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的数据包络方法(DEA)和全要素TFP指数对城市使用外资效率和城市交通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趋势面分析和空间演化格局分析对中国19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发展演化进行研究,探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与空间演化趋势,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观测其历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演变。研究发现:城市群使用外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均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使用外资规模效率与国际贸易集聚效应尤为领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便是东部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鲜明缩影;中部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西部城市群省会中心城市与直辖市的集聚效应极具优势,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辽中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优于哈长城市群,但东部地区城市群整体规模效率较低。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提升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摘要:“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稳定和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既能为增强成渝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也是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整体升级的重要路径。文章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的修正模型,测评了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刻画了其时空分布规律。进一步地,文章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综合检验了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研究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农业指数相对偏低,工业发展稳中有升,服务业指数上升明显;研究区间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集中在0.30~0.49之间,整体融合程度偏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分布范围由北向南演进,逐渐成"环";科技进步、人才资源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呈正向驱动,市场需求、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受行政分割的影响驱动作用发挥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文章从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完善产业区域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度。第二,鼓励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开发数字信息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线上业务渠道。第三,借鉴格莱珉银行等新型业务模式,对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不完善的业务项目进行补充。文章可为实践部门动态把握数字金融发展状况、加强数字乡村效能、强化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产品与渠道以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参考。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社会发展重要战略目标。长江经济带作为联动东西、衔接南北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也显示出我国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的决心。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尝试将数字经济—资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通过面板分位数、空间模型、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作用的"马太效应"、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机制识别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修正资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赋能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相对更强,且存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马太效应",即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关于城市数字型特征的门槛效应。因此,文章最后建议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协调各城市之间竞争规则与发展模式,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同时构建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帮扶模式及加大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完善长江经济带地区人才引进政策与打造良好创业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重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摘要:能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之一,是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风险、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危机或将进一步加剧。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净进口国,并受汇率波动及全球能源危机影响,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已出现结构性失衡。作者选择传统能源出口量排名较高的澳大利亚、美国及"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整理了2006—2021年我国从该6个国家的传统能源进口数据。首先,依据OFDI贸易效应理论,引入多边汇率波动影响因子,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多边汇率波动、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国际能源战略合作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国际投资理论,构建了多边汇率波动和能源OFDI双因素、多因素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调节机制检验模型,分析了多边汇率波动对能源OFDI进口效应的调节作用;最后,依据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汇率、投资、能源战略合作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综合影响路径,研究了"石油美元"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多边汇率波动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人民币单边汇率失衡的抑制作用最强,双边汇率波动的抑制作用次之,第三方汇率波动的抑制作用最弱;能源OFDI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存在显著进口促进作用,国际能源管道联通建设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多边汇率波动和能源OFDI双因素、多因素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单边汇率失衡、双边汇率波动对能源OFDI的进口促进效应均具有增强作用,第三方汇率波动对能源OFDI的进口促进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多边汇率波动的综合交互项对能源OFDI的进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促进作用;短期内,"石油美元"在国际传统能源贸易市场中仍具有重要地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在国际投资决策中仍是关键参考项。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能源供需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布局推广国际贸易中"新能源+人民币"战略,赋能能源绿色转型,助力我国能源安全;通过在"RCEP"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结算范围和份额,推进"人民币—石油"战略布局;通过加强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能源贸易对话,深化国际能源贸易合作,促进我国能源投资区域多样化;此外,我国还应引导企业在能源贸易投资决策时遵循"汇率中性"理念,鼓励企业将套期保值纳入日常财务决策中,规避能源汇率风险,提高企业对汇率双向波动新常态的适应力。

摘要:“一带一路”是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发展倡议,旨在鼓励全球价值链的延伸,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自2013年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文章对比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内国际研究在发文量、合作网络、研究内容、研究趋势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计量分析,并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此,分别从CNKI数据库和WoS核心合集获取2013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国内及国际"一带一路"研究论文数据。为保证高质量的可视化结果,排除了会议摘要、报纸及书评等不相关的文献,对最终符合纳入标准文献数据的15 916篇CNKI研究文献和1 265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研究发现,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国内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较弱,主要围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展开研究;国际研究的作者之间合作关系稍强,主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运输网络、中国国内外发展局势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国内和国际的研究机构都具有较多的合作关系。其中,国内发文量居前四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国际发文量居前四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国家合作网络中,中国、俄罗斯、韩国和加拿大最早关注"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较多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与其他国家合作次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意大利、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在研究范围方面,2015年该主题的关键词开始涉及各个研究领域,如 "贸易便利化""区域经济""地缘政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键词还涉及"全球治理""文化产业""能源消耗"等;相对来说国内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开放""文化传播"等方面。在研究趋势方面,国内突变性关键词主要与区域经济研究相关,目前国内较关注的研究内容为农产品贸易和人才培养;国际研究的突变性关键词主要与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相关。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新时代我国文化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提出了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新的文化使命,厘清了文化发展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要求,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于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文本基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分析框架,诠释了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提炼了这一思想蕴含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武器、人民中心;源于实践、开放包容的基本特征,凸显了领航掌舵,彰显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凝心聚力,明确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追求的新的面向;谋篇布局,表明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的重大意义,给出了新时代坚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坚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开放包容、坚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初心使命的时代重大启示。彰显了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与开放性,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为我国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支撑。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简称"三大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之中。"三大文化"各有其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三大文化"也各有其价值边界,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文明的基因。革命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引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文化发展方向,革命精神谱系则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价值引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三大文化"一脉相承,革故鼎新,不断升华,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结合？它具有怎样的理论指向？有研究者从文化思想的宏观视角,表达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却忽视了这一主张提出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以致偏离了二者结合的本质及特征。事实上,从性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的一项文化政策,其出发点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理论指向在新时代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应时代理论需求的结果。在与西方理论竞争中,中国文化相关理论的竞争力还不够强,也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因此,中国文化理论的供需矛盾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困境。这一困境引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文化理论的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文化发展政策,绘制中国文化发展蓝图,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理论创新方法,扎根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理论,是包含了文化问题域、文化主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功能论等系统化的新时代文化理论。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发展路线图,为中国孕育了新文化生命体,也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内容,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关键线索。

摘要:生产力在现实表征上体现为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利用、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社会发展进步就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迭代升级、催化融合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科技革命大潮、把脉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主动与历史主动,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从本意上看,新质生产力,即新质态、高质量的生产力,代表着一种新型区别于传统、高质超越了旧质生产力的跃迁,它是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催生的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具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是高新科技驱动的生产力;具有新产业赋能的前瞻性,是依托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生产力;具有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是为高品质美好生活服务的生产力。从创意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以生产力新质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质量理论,以生产力要素创新论丰富拓展了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理论,以生产力水平跃升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进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新时代生产力由"量"的积累转向以"质"的突破带动"质量"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同时新质生产力概念对生产力各要素实现了"质"的发展,为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供了新思路。从用意上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全要素创新,载体是现代化产业,目的是高质量发展,因应其基础性、全局性作用,而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经络"。新时代新阶段,提出、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形成竞争新优势,有助于积蓄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有助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摘要:医学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医学人文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全世界共有的稀缺资源。古人对疾病、治疗、预防、健康、生命的系统思考与经验积累,弥足珍贵,"疾病"不仅是对个体身心患病的写实性描述,而且超越医学本身内涵,被赋予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深层意蕴。"以人为本""尊道贵德""大医精诚"是医学人文的思想精髓,具有多层面、跨领域、综合性特点。"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最好表达,医学的本质是对"生死之道"的追问,是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高昂。"健康"指向生命个体处于"神与形俱""阴阳自和""天人合一"的最佳功能状态,关涉医学人文的本体问题,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普遍意义。"大健康"背景下的治疗观是"医学人文精神"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倡导"以道驭术",以人文精神引导医学技术的运用;"治未病"思想体现出医学实践的终极目标由"治病"为主向"健康"目标的推进;"以人为本"强调作为医疗对象的"人"的完整性与个性化,重视人类生活的现实存在与精神问题。医学人文精神提倡人性关怀,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不仅体现为"医乃仁术"的普遍自我关怀,而且表现在"生死之道"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反思,展示出人类的终极关怀与人性观照。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医学人文,对建设中国特色医学人文学科、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提升人类健康指数等,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残疾深入骨髓地影响了余秀华的爱情和人生,她的情感和欲望被长期忽视,诗歌成为情绪的唯一出口。残疾给她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生活层面的,更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通过考察其诗歌中对爱和欲的反复书写可以重构出一个渐进的心理逻辑:自卑、压抑、崩溃、爆发、沉潜与提升,一个类似于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为残疾,她受尽歧视和羞辱,得不到爱情,欲望无法纾解,久而久之,外在的打击逐渐转化为自卑、压抑和强烈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审判。这种负面情绪的累积必然导致崩溃和爆发,于是在诗歌中表现为对"放纵"的书写,这是寻求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否则人就会像导管一样淤塞、破裂。余秀华的爱、欲书写没有就此止步,《给你》表现了宣泄之后的提升,该诗将爱情从关系性提升到本质性,从而彻底解决对外部的依赖,个人存在的主体性和意义得到充分阐扬。这个过程提升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及其人生境界。余秀华对爱、欲的书写是一场与残疾斗争的苦旅,也是彰显主体性和激发生命意义的"天路历程",展现了她与命运修好的炼狱般心路历程。余秀华的创作不仅具有个人救赎的功用,还为类似处境中的人提供了示范性启发,也丰富了中国新文学关于爱情的想象和表达,因而是一个特殊的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摘要: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摘要:数字经济下,数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拥有大量数据的支配企业却往往拒绝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意图垄断数据资源。竞争法有必要通过必需设施规则,对支配企业拒绝访问的行为予以规制,实现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利用。结合必需设施规则的发展历程,必需设施规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适用需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在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条件下,首先数据需要构成必需设施,即数据是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的行为所产生的消极效果明显大于积极效果;最后,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不存在合理的理由。满足了上述条件后,支配企业才需要承担允许数据访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竞争法需要针对数据访问的具体要求以及其可能与个人数据保护法、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化,以使数据访问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具体而言,竞争法对数据访问的要求主要有三点:其一,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公平的;其二,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现实可行的;其三,其他经营者对数据进行访问需要支付合理的费用。在竞争法与个人数据保护法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另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在价值上存在着统一性。在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企业拒绝其他经营者对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数据的访问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支配企业也需注意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数据访问的实施。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法规范体系中纳入必需设施规则,同时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指南中对数据访问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加强与个人数据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规范的协调,实现数据访问的本土化建构,促进市场竞争,挖掘数据的巨大价值。

摘要:现行政府数据开放的"集中—分布"模式既存在过度中心化的痼疾,又难以保障数据分布的整体效果。在数据集中的过程中,多节点数据难以汇聚至中心节点;在数据分布的过程中,中心节点数据难以传递至多节点;在数据利用的过程中,多节点与中心节点之间难以互动。鉴于此,需转变现行政府数据开放的模式,并为其寻求一种新的技术支撑。区块链是破解政府数据开放难题的理想技术,可以通过通信、存储、安全、共识等四层机制保障数据流通,克服单点故障和科层组织局限,并促使政府转变职能、赋能多元主体参与数据开放。但将单一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数据开放时仍面临着规避监管、固化错误、破解算法和再中心化的危险,存在去中心化、安全性与可扩展性不可兼得的问题。面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技术需求与区块链技术的三元悖论,本文通过引入主权区块链概念来探寻能够兼顾中心化的主权国家监管与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的政府数据开放路径。主权区块链与政府数据开放存在契合之处,其本质是一种科技与制度叠加的、具有分布式整合功能的治理技术。依托于主权区块链,可以建构一个政府引导、节点共治的政府数据开放模式。具体而言,主权区块链由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共同塑造而成,该构造有助于克服单一区块链技术的三元悖论。据此,在政府数据开放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区块链,通过搭建社会公众的公有链平台、推进协同机构的联盟链治理、筑牢职能部门的私有链隔离来塑造一个"以链治链"的主权区块链。在基于主权区块链的政府数据开放中,具有分布和开放特征的公有链有助于底层数据的互通与联盟链的接入。联盟链既可以通过将参与节点限定在有限范围内以构建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平台,又能够通过嵌入公有链建立起"法链",将区块链置于主权框架下以保障国家监管。公有链上的数据将受到联盟链检验,其中敏感数据将保留在私有链上,其他数据则由公有链向外传输。私有链则用于为被分流的敏感数据提供安全的存储环境。

摘要:民事领域私权力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市场垄断,然而平台作为商业架构和组织模式的出现意外且快速地拓展了私权力的衍生空间。通过模仿国家提供市场、通信等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互联网商业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以自我赋权的方式掌握了一种对平台内市场的管理权。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权力还因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市场—政府"属性获得了资源配置与规则制定的内涵。平台经营者不仅可以依靠大数据的实时监控与预测分析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得到平台内市场投资的最优解;亦能利用信息科技实现对平台内市场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但不能忽略的是,私主体提供公共服务获得管理权的形式难以避免地令此类权力具有了显著的私属性,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同时会带给平台私权力侵犯用户权益的便利:平台经营者在或直接或隐蔽地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后,借助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完成对个体用户的画像,最后利用算法模型实现对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定价,以此达成蚕食消费者剩余的目的。大数据杀熟的频繁发生,在加剧消费者隐私泄露风险的同时,剥夺了消费者剩余,降低了消费者对网络交易市场的信任,也违背了"共享"的发展理念,最终阻碍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从现有规制方式来看,《反垄断法》不仅无力遏制中小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行为,也难以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大型平台的杀熟行为形成有效威慑;而面对掌握大量数据信息且理性程度远超人类个体的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法再平衡平台内消费者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同时,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概念亦不能用以解释大数据杀熟行为。鉴此,需从抑制私权力的治理逻辑出发,采用白名单制度明确互联网商业平台的数据收集范围,赋权用户与平台内经营者以对抗平台私权力的行使,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并引入第三方监督,在遏制平台私权力恣意行使的同时保证我国数字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摘要:近年来,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数字经济新常态。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立法管控形成了新型贸易壁垒并抑制全球经济活力的释放,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制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全球层面的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面临良好数据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两个规制目标之间的平衡难题,关涉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数据自由流动等诸多利益诉求。当前,由于每个国家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难以对规制目标的价值判断达成一致。不同规制目标间分歧的协调成为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任务。作为灵活性规则的例外条款,其独特的制度功能可以协调不同规制目标,达到不同规制目标间动态平衡的兼容效果,缓和公共政策保留要求与营造开放数字贸易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外条款是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内容。现有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体系中的例外条款存在不同范式,主要包括WTO例外条款、CPTPP例外条款以及RCEP例外条款三种类型。不同范式下例外条款规则设计在结构、语言表述、适用条件等方面差异明显,对不同规制目标可实现程度进行平衡与协调的能力也有所区别,各有优势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适用难度和不确定性。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构建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应当充分利用例外条款的制度功能提升我国制度话语权的对外输出能力。我国在例外条款范式选择上:一是,立足内在基准,需要实现参与者向共建者的角色转变,从完善国内数字法治出发,明晰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基本立场,寻求制度协调效应,避免恶性制度竞争;二是,寻求外在策略,坚持渐进式的功能转向策略,从追求宽松或模糊向明确或清晰的例外条款范式转变,逐渐由追求务实灵活的"契约"式合作向有拘束力"规则"式合作转型。

摘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摘要: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其中,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治理应当同等、同步建构生态环境安全等微视、可及领域的基本安全。在国家治理语境中的宏观生态安全与法治语境下的中观生态环境安全应当界定为同义概念,后者与同处法体系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内涵上相区隔,但在外延上相关联,共同构造出生态环境安全概念在动态和静态双重维度的一般法律解释。反观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法治实践,在立法上,包括对于法律概念确立的准确性和解释、法律原则设置的确定性与安排均存在不统一和不一致的情况;在执法上,包括监管制度的建立、监管体系的构建以及监管机制的运行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瑕疵或漏洞,在面临生态环境治理的本土性、国家性与生态整体性间的冲突之时陷入治理困境。有鉴于此,构建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成为应对治理困境的进路:将生态安全从宏观的战略政策转变为中观的法律规范,明晰法学视域下生态环境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立环境法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法律原则,形成"目的—原则—规则"密合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并将生态环境安全原则的法律秩序追求辐射并渗透到相邻部门法中去,成为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的奠基石;将关涉生态环境安全中观的法律规范解构成微观的监管制度体系,逐步确立以生态环境标准为核心的预防、管控和治理制度体系,以生态环境数据为承载的监测和预警制度体系,以平台化为形式的沟通和协作制度体系;此外,健全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中轴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体系,探索以"生态环境主观(公)权利"为基础的行政诉讼体系,建构以"生态环境法益"为核心的刑事司法体系,成为整体性法治建构的屏障;对于域外、外生性生态环境风险的控制,需要依赖广泛、善意的国际合作和成文、严格的国际规则。这一过程,还应当贯穿法治牵制或抑制科技累卵性,最终满足生态环境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摘要: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构建涵盖中国法学各学科门类的,突出中国学术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知识体系。这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要求,也是学者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应有的担当和期待。作为法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学期刊还是综合性期刊中的法学栏目,都应当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编发具备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成果,更是学术期刊的工作使命。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趋势和要求下,法学论文选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确定前沿的、原创的、有思想突破的选题,是一篇优秀法学论文开始写作的第一步。法学论文的选题在新时代下的研究要求,要从原来的引介性、全面性、概括性选题,向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选题转变,向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目的鲜明的选题转变。即不仅要求研究选题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形成问题意识,更对问题意识中研究"问题"的方向和内容把握提出了新的目标,这既是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学术期刊评判法学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期刊在设置栏目时,应尽量引导法学研究成果向该目标流入,形成研究合力。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予法学研究新的视角和选题方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推动了法学论文选题的新转变;而适当的标题设计会使法学论文的选题内容清晰而准确呈现。在确定文章标题时,有二类标题需要谨慎对待,即对"同质化"标题要严格择选;对"自说自话"和过度"装饰"的标题要进行学术判断。因此,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提炼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是时代赋予法学研究的新要求,也是法学界与期刊界的重要使命。这促使法学论文的选题以此为研究方向和基本要求,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开发,推动法学学术界与期刊界以对学术研究高度的责任感去践行这一目标。

摘要: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的政治品格,它孕育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阶段,贯穿于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领域。发扬斗争精神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重要法宝。在哲学辩证法视野中,斗争精神是目的性实践的有意识的产物,是人类斗争实践在意识层面的反映。从目的维度上看,斗争精神是实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斗争是人对不会满足人的世界的改造,通过生产斗争才能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协调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科学实验的斗争才能实现生产与社会的跨越性发展,通过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才能获得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从对象维度上看,斗争精神是科学把握斗争对象与联合对象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斗争谁"和"联合谁"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从方法维度上看,斗争精神是灵活运用战略与策略的辩证统一,斗争战略与策略要围绕社会的主要矛盾来制定,要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要有理、有利、有节。从精神维度上看,斗争精神是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的辩证统一,斗争精神需要克服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做到勇敢与谨慎、怕与不怕、藐视与重视的辩证统一。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维度上看,斗争精神是一切为了人民与一切依靠人民的辩证统一,它回答的是实践主体在斗争中"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事关斗争的价值理性,"依靠谁"事关斗争的工具理性,二者的辩证统一则是确保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所在。

摘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易引发各种消极社会情绪,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感受。以新冠疫情为例,群体恐慌、群体焦虑、群体愤怒、群体冷漠等消极社会情绪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利因素。积极调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国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诱发的消极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具体性、暴发性、感染性等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经历情绪生成、情绪发展、情绪暴发和情绪传染等几个重要的演变阶段后所形成的规模化、持续性情绪氛围。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内部动因表现在四个层面:社会需要激发消极社会情绪唤醒;风险认知催生消极社会情绪分化;心理预期促进消极社会情绪强化;从众心理引发消极社会情绪传染。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外部效应体现在四个方面:利益冲突催生消极社会情绪的极化效应;社会公义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汇聚效应;社会偏见强化消极社会情绪的期望效应;媒介传播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扩散效应。科学把握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生成机制和规律,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切实做好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消极社会情绪的调控,才能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的治理对策包括:密切关注民众现实需求,阻断消极社会情绪源头;及时调整民众风险认知,实施消极社会情绪隔离;合理引导网络情绪互动,增进积极社会情绪趋同;充分保障情感支持系统,营造积极社会情绪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