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产业是实现目标的主要载体，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必须以数据信息为依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立足四大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以我国31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对2003—2023年的要素创新、产业数字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自2013年开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因此以要素创新为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产业数字化为中介变量，确定高素质人才、区域经济基础、城乡差距和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以双重差分法对2013—2023年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第一，要素创新、产业数字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和成渝等主要城市群已经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并以产业链为纽带在城市群之间形成产业分工。第二，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但以传统生产要素为主的业态具有较高比重。第三，高素质人才供给与产业数字化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对二产数字化制约尤为严重。第四，政府支持与要素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匹配度有限，使有为政府引领有效市场建设的效果受到影响。第五，综合东西维度和南北维度，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较为完善的华北、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要素创新、产业数字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其他地区相对滞后。基于此，文章提出相应对策，以有为政府引领有效市场，加强要素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新人力资本培育和发展机制，弥补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结构性人才缺口；科技创新覆盖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和产业链能够细化产业分工的优势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合作。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经济循环，保障新发展格局稳健形成的必由之路，而数字经济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极大影响市场格局，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力量。文章在探析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数字经济的线性效应及非线性效应，也借由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数字经济的间接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第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均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起到积极效用，相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统一大市场建设起到的促进效果明显更佳；第三，数字经济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路径可集中于增强流通绩效、改善营商环境、降低贸易成本三方面，依据作用路径检验可得，数字经济通过三者正向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机制成立；第四，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贡献存在自身门槛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门槛，数字经济在水平中等时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程度较高，同时，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较高时，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鉴于这些研究结论，从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一，考虑到数字经济已然发挥出的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应积极探索以数字经济为动力基础，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新路径；第二，在夯实“数字基座”的同时，加速推动“两化协同”，使数字经济的正向效果发挥到最大；第三，释放平台经济发展动能，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助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发挥其市场整合效用。此研究，一方面，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厘清数字经济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功效，将两者纳入统一理论框架，系统梳理数字经济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机制与间接影响机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正向影响与间接作用路径，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提供实证证据和政策建议。

摘要:在当前全球经济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凭借其强大的创新驱动能力与广泛的跨界应用，正日益成为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数字技术不仅深刻变革了传统产业的运行逻辑，也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结构重塑与业态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迭代与供给体系的优化，成为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首先运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1年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指数并探究其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格局；其次，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考察城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差异大小及来源；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总体及四大区域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但四大区域间的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四大区域空间差异表现出“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较低”的分布格局；城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空间分异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与中部区域间差异均值最大，而东北区域内差异均值高于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于融合基础与融合规模；融合基础差异在中部区域贡献最高，融合规模差异贡献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区域最高，融合效率差异在四大区域发展趋势较为平稳；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解释力强度依次为，数字技术创新>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生态旅游环境，其中，数字技术创新与政府支持力度是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主导力量；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受多因子复杂耦合作用，最佳交互因子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数字技术创新。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城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体系的评价方案，为揭示我国城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差异演进状况、探寻空间与结构“双维”协同提升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摘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内在要求，企业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承担主体，如何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加快构建智能制造发展生态的现实背景，将国家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探讨了智能制造战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战略能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包含内生性处理等系列稳健性检后依然成立；智能制造并非等效作用于各类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地区的企业，智能制造对其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更为明显；智能制造战略主要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降低企业信息获取成本、缓解企业资金约束等三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文章在研究视角上探寻了智能制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有益地丰富与充实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研究，为从产业智能化视角探寻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路径提供了理论与中国情景的经验证据；在研究内容上，考察了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产要素属性、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异质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果，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实证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当前政策评估中较为前沿的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较好地避免传统计量模型应用于因果推断产生的内生性偏误；在变量测度上，采用综合考虑新型生产技术、新兴生产要素、先进组织配置方式等新质生产力内涵关键词词频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衡量指标，克服了现有指标体系法存在的指标要素过多不易满足单一性、一致性和可加性等公理化准则的局限。研究内容和结论对于我国当前抓住智能制造契机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全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前的重大战略任务。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生产部门，为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近年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指导文件。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引导和当前日益动荡复杂市场环境的倒逼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涉农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未来的重要战略发展方向。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涉农企业竞争力及农业产业发展质量也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而厘清数字化转型与涉农企业竞争力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文章从理论层面厘清了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竞争力的直接影响机制及中介、调节机制，并基于中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2001年至2020年间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及其两个子维度——数字化生产与管理和数字化商业均显著提升了涉农企业竞争力水平，且数字化生产与管理对涉农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大；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从感知适应能力、学习吸收能力及创新能力等三个维度提高了涉农企业的动态能力，并且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即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第三，高管团队平均教育水平及高管团队稳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高管团队规模则在其中起到了倒“U”型调节作用。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相关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涉农企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文章将数字化转型与涉农企业竞争力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对于拓展数字经济背景下涉农企业管理理论体系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从实践层面既能够为涉农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增强自身竞争力提供实践指导，也可以为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摘要:随着技术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技术创新呈现出跨区域、跨主体、多技术交叉的融合发展态势，单个地区、单一主体及单项技术领域已经难以支撑起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协同创新模式基于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能够形成知识协同创造和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是区域技术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目前，成渝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与长三角等地仍存在差距，如何实现协同创新，是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动力源的关键，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劳动分工和技术演化理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技术协同创新纳入分析框架，首次将协同创新划分为区域协同、主体协同、技术协同三种模式，分析三种协同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理。同时，文章利用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发明专利数据刻画成渝地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三种协同模式对区域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成渝地区区域协同创新呈现网络化趋势，但中心—外围结构明显；在主体协同创新网络中高校、科研院所是关键节点，企业节点分布较为分散；技术协同创新网络存在明显的行业内关联现象。（2）技术协同通过技术的优化和重组效应，能提升区域创新数量，但这种“路径依赖”式的发展对创新质量有抑制作用；主体协同和地区协同能通过知识共享，更新主体和区域的知识库，进而提高区域创新质量。基于此，文章提出三条建议：一是要加速推动跨行政边界的技术创新合作，持续发挥重庆和成都关键节点地区的知识溢出作用，加快推动科创走廊建设，加强技术创新核心节点与次级节点之间的空间溢出。二是鼓励同高校进行技术研发合作，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科技成果所有权制度，鼓励高校与高校，高校和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研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三是要进行关联技术协同培育，根据技术之间的关联性编制技术关联表，增加在产业发展急需、具有高度关联性技术领域的投入，实现从单一技术创新向技术集群协同发展的转变。文章分析了当前成渝地区协同创新网络的特征以及问题，实证检验了协同创新对于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可为地方政府优化区域创新格局提供一定参考。

摘要: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时，地方政府也通过跨地区的发展规划，在不进行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来达到地区间整合资源的目的。文章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突破行政边界的区域发展规划能否带动跨地区的市场整合，进而影响区域整体的资源调配和经济表现？文章以2011年国务院正式下发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将不涉及跨省区域规划的省份作为对照组，利用合成控制法来估计这一跨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对川渝两地（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四川、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的经验数据和两地经济事务权限配置的变动，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启示。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促进了包括川、渝两地整体的经济增长，并且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四川。机制检验表明，跨省合作能有效将地区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内部化，通过区域协同、市场整合减轻地区竞争产生的负面效果。文章的实证结论能够应用到中央政府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持续推动的跨省经济区建设的分析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既是以省为单位内部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利用跨省发展规划来促进区域合作的结果。文章结论对于推进西部开发新格局形成的启示是，有效推进西部地区省份之间的合作，切实形成发展合力，降低竞争性内耗，是塑造西部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摘要:当前，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已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交叉学科，契合我国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持续塑造中国确定性的战略需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囊括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范畴，贯通以“多元一体”标识中国力量，以“五个共同”标识中国价值，以“四个与共”标识中国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中华文明观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结合与统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供给与交叉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目标可设定为：从交叉学科试点上升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应坚持政治性、学理性、实践性相统一原则。按照“基础—历史—实践—比较”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涵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当代世界”等方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需配套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建设。

摘要:网络效应是平台成长的核心力量，是平台机构运营的关键。网络效应是平台网络行动者从网络特征优化中获得的效用改善和网络整体绩效改善，体现在结点层面行动者效用与网络整体层面的绩效改善。网络效应不仅与规模有关，还与网络结构和网络功能维度的其他特征要素有关。在借鉴Afuah、Turrinia等的网络效应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三个不同类型的国际知名的开放性数字学术创新平台DOAJ、arXiv、ORCID进行多案例探索性研究，分析其网络效应的影响因素，构建开放性数字学术创新平台网络效应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结构特征和网络功能特征是数字学术创新平台网络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网络结构特征是指行动者的数量、角色、位置及其关系的相对特征。网络结构特征中，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度是影响数字学术创新平台网络效应的主要因素。网络功能特征指平台自身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作用，即网络的创建者和管理者在网络目标实现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力素质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对于数字学术期刊创新平台来说，网络关系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是影响其网络效应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构建了数字学术创新平台网络效应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激发我国开放性数字学术创新平台网络效应，促进其快速成长的对策建议。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其中必然包括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和综合实力展示的重要载体与核心内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具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文化载体，中国电影特别是新主流电影始终肩负着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本研究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新主流电影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重要窗口。中国新主流电影从多个维度和层面塑造了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人民至上的政治形象、战无不胜的军事形象、砥砺奋进的社会形象、自信自强的民族形象。但是，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也存在着文化折扣不容小觑、主流市场壁垒重重、电影类型相对单一、表达方式柔性不足等短板和弱项。新主流电影要突破国际传播的困境，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共情力；优化传播方法策略，提升国际传播亲和力；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升国际传播竞争力；推进支撑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传播组织力。通过积极建构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效能。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民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内核、以促进总体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而形成的严密逻辑体系。具体来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生态为本，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不是以少数人为本，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内核，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高度凝练和生动表达，既关注自然又没有忽视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从而使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得到了理论上的真正克服，也使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真正得到了现实观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促进总体生产力发展为动力，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既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又要加快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制度建设为保障，高度重视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和改革，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前提和推动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摘要: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现代化纵深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改革实现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本文基于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成就，紧扣该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围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构逻辑、运行特征和时代价值”展开论述：从建构逻辑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是立足生态为民、生态利民价值立场，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着力破解生态治理难题，统筹兼顾制度与法治筑牢生态防线，把握实践向度，而进行的系统性制度创新；从运行特征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是国家行政推动、市场机制驱动、综合效益联动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制度机制；从时代价值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正确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的重要保障。展望未来，需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思想-制度-实践”发展进路，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生态理性与制度理性协同进化的中国之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游记偏爱援引反映古代中国劳苦民众生存境遇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以故事的形式解释自然景观、人文古迹的名称和特征的由来，涉及自然灾害、阶级压迫、生产活动、文化创造等方面内容，形成独特的景观叙事。根本上看，这些民间传说是底层民众面对恶劣生存环境生发出来的替代性想象的产物，他们把苦情记忆投射于山水间，将美好的想象固定在永恒的自然景观上，试图以此超脱当下的苦难。作者在讲述这些民间传说时，大多会根据景观的外形特点追溯传说的缘起以及人物命运或事件变化发展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探寻风景的“起源”问题，从劳动人民的视角来观看、解释风景，风景的视觉实践主体也就从士大夫阶级变更为劳动阶级，从而驱除了寄生于传统风景话语里的阶级意识，重新构造出一个属于“人民大众”、具有政治动员功能的风景认识装置。正因如此，这些传说表面上讲述的是先民畏惧自然、想象征服自然的故事，但其实际意义已溢出故事内容本身，它们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机制，出示了一幅中国人民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意义图景，从而表达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由衷认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本中的民间传说并非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为了召唤出发生在新时代的新故事，因应着当时“忆苦思甜”的话语结构。这一结构通过“时空体”的嵌入和传说的祛魅而运转，解决了许多民间传说合乎情悖乎理的逻辑漏洞。民间传说的创作和接受基本再现了中国本土知识的生产过程，游记中引入这些传说是一种基于民间立场的写作方式，为打开文学想象空间、构建中国文学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摘要:1934年底爆发的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较量，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以牺牲过半的巨大代价实现了渡江西进，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对红军突破湘江，实现西进战略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役期间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其必然选择，其一，红军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大任务，这由其革命性质所决定；其二，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污蔑，桂北广大民众被蒙蔽、欺骗的情形下，红军开展群众宣传是揭露敌人阴谋，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方式；其三，红军强渡湘江需要各种条件，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只有积极开展群众宣传，最大程度争取桂北各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帮助，才能使中央红军突破湘江，转危为安。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宣传内容，维护群众利益；选择灵活务实的宣传方式唤起民众，产生思想共鸣；严守群众纪律增强宣传效力，争取群众认同。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党反共宣传的负面影响，赢得了桂北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突破湘江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政策，启发了群众革命觉悟，播下了革命火种。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智慧和力量，既为党和红军在湘江战役及后续长征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党的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摘要:传说虽非信史，但蕴含着人们在特定时空下的诉求与策略及其隐含的真实历史情境。“一箭之地”分界传说在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交界地带即中国由北至南的农牧交错地带流传甚广，治史者多以其荒谬不经，付之笑谈，实际上此传说是清代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人群在边疆地区的流动迁徙及与众多民族相互交融并重构空间秩序的特殊历史记忆，亦是历史时期农耕与游牧民族如何“与共”、重构彼此历史记忆的绝佳例证。虽然南北各地“一箭之地”传说版本各异，但叙事结构与母题高度契合且主要围绕两大特定历史事件，即宋辽对峙时代杨六郎在晋蒙陕甘交界地带抗击辽军与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川滇民族地区展开演绎，并融入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逐渐成为汉蒙藏彝等各民族普遍传颂的佳话。“一箭之地”分界传说隐喻的是边地人群通过建构停战和谈、射箭定界的历史记忆，策略性地合理化当时的农牧分界与民族分布格局，这一传说的衍生与扩散既隐含着边地人群追寻和平美好生活、重构中华文化符号的朴素愿望与民间智慧，也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折射出清代以来人群互动与边疆空间建构的多元面向。“一箭之地”传说所揭示的边地人群通过历史记忆建构实现社会整合与身份认同的深层机制，对于从承载民众观念的传说、神话等形式的微观记忆视角重新理解历史事件、空间建构及人群认同的联动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在多数国家，公司股本可以用货币或实物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8条，公司只能通过货币或非货币财产两种财产出资，因此，数字资产的法律性质将直接决定其出资行为的有效性。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公司可否接受数字资产的出资，是当下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各国法律对数字资产的定性不一，尤其我国对其法律定性阙如，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常采取回避的态度，也使数字资产面临概念不清、性质不明，以及监管滞后的挑战。这进一步削弱了数字资产出资的可能性，导致数字资产出资得不到相应的保护之虞。一方面，数字资产由于不能在物理层面被占有，与“物必有体”的传统理论相悖，如何进行公示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均遭受质疑。另一方面，《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等规章的模糊表述及法律的滞后性，导致数字资产即使被认定为所有权客体也可能无法满足《公司法》对出资财产的要求。为此，我国应对现存制度进行优化，肯定数字资产的财产属性及合法性，以确保法律对数字资产的定性能满足作价出资的要求。我国应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关于数字资产法律定性的现状，将数字资产所有权的公示方式从传统动产使用的“占有即所有”公示规则转变为“控制即所有”公示规则。数字资产通过私钥或密码的控制，实现对其所有权的有效公示，确认其具备所有权客体的特征，以解决数字资产不能被占有所导致的公示问题。我国可通过扩张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扩大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将数字资产纳入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明确数字资产无形动产、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本质，阐明数字资产作为所有权客体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以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有效保护。同时尽快制定《数字资产法》，全面规范数字资产的范围、性质、流转和监管方式，肯定数字资产的经济价值，探寻估价方法，为其合法性和出资有效性提供法律基础，推动数字资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最终确定数字资产出资的有效性，以构建恰当的数字资产出资法律制度。

摘要: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定位，不但有助于达成全社会对该法立法技术、内容安排和独特价值的普遍认同感，而且有利于执法、司法机关养成该法适用的正确思维。该法名义上采取了促进型立法的形式，但并未像我国针对亟须扶持的行业或领域以及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微企业制定和实施的促进型法那样，重点作出倾斜性赋权和保障的规范来达到促进这些行业或领域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目的，而是主要采取“软法”的规范形式对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加以宣示，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统率下对民营经济领域的既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作出统合性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一方面适应了我国民营经济的行业或领域分布广泛、组织载体规模大小不一以及其他促进型法已经惠及民营经济等现状，契合了“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一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初衷，顾及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既有制度较为充分却又体系性、权威性不足的现实；另一方面该法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基准法底色。在我国既有法律、政策已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必需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被形塑为政策基准法，这既非徒劳之举，亦非制度供给过剩；相反，这种立法体例可以达成该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将党和国家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政策基准上升为政策基准法，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具有统领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政策立场，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提振民营经济组织和民营企业家积极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将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传导至具体法律适用场景且嵌入科层制行政框架之中，为民营经济领域的法律适用构建正式的、统一的、具有导向性的制度语境，进而进一步补强民营经济领域其他法律、政策实施的刚性保障。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走深走实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局限于规则，囿于刑事诉讼法内，而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重大变革，对于理念、制度、实践都有着巨大的冲击，是刑事诉讼乃至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司法高质量发展具有时代意义。其中，“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具有关键使命。通过检察院量刑建议法院予以采纳的从宽兑现，激励被追诉人及早认罪认罚，完成取证、便宜起诉、快速审判，进而节约大量司法资源，减轻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的负担。但在程序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公共利益难维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非明知明智、律师帮助虚化、被害人权益被忽视等现象。受制于“一般应当采纳”条款所限，法院即便发现上述不公之处，也很难进行惩戒，强制约模式下束缚了法院能动性，不仅增加了诉讼主体之间的矛盾，也严重折损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使命。无论是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抑或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改革，都着重强调案件办理要公正和效率并重，要坚持质量优先，兼顾效率，实现质量、效率、效益的兼得。这需要充分发挥法院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的关键作用，进一步的落脚点，是保障案件公正的基础，充分释放裁判主体的裁量权，实现能动司法。于此，合理的量刑建议采纳例外情形可以为法院自主裁断留有路径，促使认罪认罚过程中公正裁判、控审平衡、程序公正等机理得以实现。采纳例外模式在不同制度土壤中有所差异，但也有趋同性，应当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合理元素。将不符合公共利益、非明知或非明智，律师未帮助、未听取被害人意见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不断丰富其应然内涵和实然标准，促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新发展阶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针对“预期侵害”所实施的反击行为应当如何评价，一直存在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之间的路径分歧，该观点争鸣直观体现于“受虐妇女杀夫”的类案中。避险说将“正在发生的危险”厘定为紧迫程度较低的“现实危险”，并通过缓和“不得已”与限度条件的判断，在部分场景中肯定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成立。然而，如果行为时没有他行为可能性，则行为人所直面的危险已经达到现实紧迫程度，“现实危险”标准实际是在实质判断危险程度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时间跨度的形式要求。该限制解释的目的，是防止极具强势性的正当防卫制度被滥用，将避险前提与防卫前提做出区分，进而限缩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并在缩减的区间内，以防御性紧急避险作为替补性理论予以弥补出罪的空间。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明文要求防卫限度的前提下，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并不具有避险说作为理论前提的极端强势性，结合我国司法实务仅将紧急避险适用于损害无辜第三人利益场合的现状，在“预期侵害”场合适用正当防卫进路更具合理性。从理论上看，“预期侵害”的本质是侵害人创设了侵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且直到反击行为发生时，该危险仍未被切断。相似的法理可以参照原因自由行为，正当防卫中的预期侵害→不法侵害行为→最终的侵害结果，分别对应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原因行为→无责任能力状态→结果行为，由前至后危险从最初被创设到最终现实化的过程，最初的举止已经内涵了最终侵害结果发生的高度可能性。因此，在最初的举止满足侵害行为的可预测性、侵害预告的明确性、缺乏公权力救济可能性这三个要素的前提下，侵害结果发生的危险应被视为已经达到了现实紧迫程度，满足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此时所实施的反击理应被评价为防卫行为。在个案判断中，应当坚持客观的事后判断标准，即使行为人产生事实认识错误，在上述三个要素未能满足的情形下，误认为存在“预期侵害”并实施反击，其行为构成假想防卫，在误认能够被避免的场合追究其过失犯的责任，无法被避免的场合则作为意外事件处理，更能实现对冲突双方法益的平等保护。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决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的重要工具，攸关成员权益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效能的实现，其效力认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决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思形成行为，其效力基础在于该行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机构在团体自治基础上做出的行为。成员大会决定的效力认定包括判断决定效力状态的全过程，涉及决定是否成立、有效、可撤销及无效等。当前，在成员大会决定效力的认定上，仍存在诸多理论疑难与实践困境：其一，由于司法权介入成员大会决定边界不清，司法实践普遍将成员大会决定的效力认定排除在司法权主管范围之外；其二，由于成员大会决定成立认定没有直接法律依据，成员大会决定的成立生效与效力认定未进行明确区分；其三，由于成员大会决定撤销规则不明确，成员大会决定可撤销的认定不统一；其四，由于成员大会决定无效认定规则缺失，成员大会决定无效认定与适用的法律依据混乱。针对这些困境，亟须探索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决定效力认定规则的逻辑进路，为司法实务提供理论借鉴：首先，应廓清司法权介入成员大会决定的边界，明确司法权能否介入、何时介入以及介入的适度性问题，以确保司法权干预的合法性与适度性。其次，应区分决定成立生效与效力认定，从主体和程序方面完善成员大会决定的成立要件，规范并准确认定决定效力形态。再次，应进一步完善成员大会决定的撤销规则，以侵害成员合法权益为撤销的正当事由；权衡自治与法治的要求并慎重撤销成员大会决定；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撤销请求权的适格主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为依据明确成员受侵害的权益范围；以已经生效的成员大会决定作为撤销对象；明确法院仅对成员大会决定是否撤销作出裁判，进而为成员权利救济提供明确指引。最后，应构建成员大会决定无效认定的法律适用规则，明确无效认定的法律依据。通过体系化建构成员大会决定效力认定的规则体系，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效能。

摘要:荀子的政府论范式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将儒、法两家思想有效地融为一体，体现了荀子深邃而广博的知识体系。荀子式的政府在道德性质上属于“必要的善”，在政治上主张君子阶层应以其政治美德赢得庶民阶层的自愿服从，同时也主张以严密的（刑）法体系迫使庶民阶层服从政府。在构建出政府论体系之后，荀子还对当时学术界争讼不已的重要概念进行了融贯的解释，使那些初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概念有机地统一在他的政府论范式之中。荀子的政府论范式，可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就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而言，荀子的政府论范式及其对重要概念的融贯解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设应主动拥抱政治美德，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可以与政治家美德兼容，法治建设的稳步推进也需要得到政治权威的有力保证。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法律体系总是会存在各种形式的“开放结构”，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家集体，需要充分展现自身的政治美德，以良好的立法行动填补这些“开放结构”。其次，拒绝法律工具主义以树立中国自主法学知识的体系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体系，不应仅仅扮演外部目标之工具的角色，它还应具备内在的融贯性和道德性以树立自身的权威。法律工具主义的危害之一，便是使作为一个体系的法律变得支离破碎，使法律的正当性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对法律之公平正义的信念也将遭到严重削弱。最后，注重形式法治理论以成就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价值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如何在法律体系中落实这些共同价值，则依赖于各国的国情。形式法治理论注重实现这些现代价值的方式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实这些价值，充分尊重政治家集体的决定。此外，一切可靠的理论知识都需要有扎实的和稳定的实践作为前提，欠缺实践经验支撑的理论，很容易陷入过度理想化的陷阱之中。鉴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从形式上理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内在融贯性应当成为当前理论工作者的优先事项。

摘要:追求公平正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为培育公平正义价值观提供了广阔的历史和现实场域。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在对旧中国公平正义缺失引发的社会弊病的批判中，孕育了对未来现代化蓝图的憧憬；在对西方现代化“虚假正义”本质的辨析中，激发了对理想现代化模式的审思；在探索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实现路径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认同；在推进新时代公平正义改革实践的过程中，筑牢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信念。中国式现代化因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弘扬公平正义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着公平正义价值观的人民立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破解现代化“形式正义”难题明确了目标指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突破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物化倾向，体现了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双重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赋予公平正义价值观以“代际公平”“生态正义”新准则，将公平正义提升至人类文明存续的高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突破了“发展与正义难以兼得”的全球治理困境。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则为践行公平正义价值观明确了现实方向。在政治引领维度，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相统一，使公平正义价值观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特质中；在发展方式维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系统谋划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机制；在全球治理维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将公平正义价值观深化为解决世界性发展失衡与文明冲突的价值航标。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特质正在世界文明演进中焕发独特光彩，不断开创着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摘要:数字鸿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多，但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主要是文化产业涉及很多指标，度量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度量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大多数的研究仅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没有定量研究很难确定每个因素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本文通过熵权法把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赋权，然后综合成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用它作为被解释变量，把数字鸿沟划分成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效益鸿沟一级指标。但将这3个一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致使模型的参数估计出现较大的偏差，出现样本的数据推断总体特征不准确，因此，同样用熵权法给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赋权，得到一级指标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效益鸿沟的综合指数，将此指数命名为数字鸿沟指数，然后利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指数和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建立回归模型，消除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此模型综合性较强，解释性较弱，为得到每个解释变量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再将数字鸿沟综合指数的合成表达式代入回归模型，得到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对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效益鸿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此种方法对2021年和2022年的数据进行拟合，拟合的效果与实际情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得到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差异强化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数字鸿沟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普遍较小，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消费水平、数字产业链条等方面领先，形成“数字红利”与“文化产业繁荣”之间的正向循环；在数字鸿沟较大的省份，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数字技能培训不足，实体和数字化资源匹配度低等问题明显限制了文化企业创新、数字文化服务普及以及文化消费的增长空间。接入、使用与效益3个维度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关联。当接入鸿沟缩小后，倘若在“使用技能”“数字内容质量”以及“数字化应用场景”方面配套不足，则无法将数字化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和社会效益充分转化，从而形成“效益鸿沟”。回归模型提供了动态跟踪与跨时比较的可能性，可以监控数字鸿沟的结构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通过论文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国家为了保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均衡布局，在确保东部核心城市和经济带持续优化数字设施的同时，着力将建设重点向中西部和偏远地区倾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跨省合作或政企联合投资等方式，弥补网络覆盖率和带宽水平的明显差距，提供面向城乡基层的定向补贴及优惠政策，鼓励网络运营商、数字技术企业与地方政府共担成本，完善对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的服务覆盖，进而奠定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的普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