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但仍面临着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基础设施差距过大、要素流动不畅等挑战。如何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形成与发展将深刻重塑城乡关系，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探究新质生产力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涵盖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的市域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1年全国275个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考察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提升就业质量和提高创业活力两条重要渠道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门槛条件下，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视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探索多维城乡融合发展驱动路径，最大化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为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遵循地区间相对比较优势，因地实施差异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

摘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摘要: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文章以绿色金融为逻辑起点,贯穿于作用对象、作用方式及作用目标,形成合力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层面先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其下设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金融与经济高效发展、经济稳定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创新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再利用2008—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综合维度上,绿色金融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其影响系数为0.281 4;在分维度上,绿色金融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创新发展,却抑制了经济稳定发展,对经济高效发展作用不显著,且效应大小为经济绿色发展效应(0.587 0)＞经济结构优化效应(0.275 9)＞经济创新发展效应(0.112 6),这反映出绿色金融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较好,而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支持绿色技术上还有待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经济稳定性,以及绿色金融服务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据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改革重点是建立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机构来考评绿色金融活动实施效果,以稳定经济发展;制定绿色产业目录清单,以绿色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优化;鼓励各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对于厘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评估影响效果及如何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以全面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参考。

摘要:文章以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CA-SE-DEA理论的组合模型，对其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定量检测，分析影响其发展进程的要素体系，并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收敛检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成因。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因素在长江经济带当中的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目前未能达到我国平均水准；位于长江边缘地带的各省市在科技创新效率方面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并且这一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在影响成因当中，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影响最大，科技投资、科技输出以及科技环境对于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尤为关键。因此，长江经济带需要整体调整和规划，构建协调机制，形成流域整体创新创业的良好运作系统，全方位提升科技创新效率。

摘要: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政府挑起的经贸争端相叠加，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但当前面临制度成本高、融资成本高、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且支出占比不合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循环新格局的塑造。基于治理情境的分析视角，着眼于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激活民间社会活力，创新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在制度、信任、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教育公平等方面奠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内部循环的消费驱动、高端产业的投资驱动以及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营造信任、信心和富有预期的发展环境。

摘要: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文章以2001年至2015年间中国107个资源型地级市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资源型城市往往追求短期的发展目标，而缺乏长远的规划，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更为重视产业结构高极化的发展，而忽视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程；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收入差距正相关；不同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越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过于追求产业结构高极化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应结合自身特点，避免盲目的跟风行为；二是要重视资源型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尤其要着重关注原资源型从业者失业后所面临的安置与再就业；三是要合理科学地看待城市经济发展指标，摒弃唯GDP论。

摘要: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摘要: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西部大开发以来重庆地区经济发展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间重庆市辖区内各区县间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产业发展集群；由于受自身条件及空间地理环境影响，重庆地区第一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经济全面提升，而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则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为全面推动重庆地区经济合理、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外，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

摘要:文章利用人口总数、人口出生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基尼系数、卫生经费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和城镇人口比等8个指标，选取32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0年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造人口综合素质指数，并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总体和地区进行混合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素质差异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相差悬殊，表明西部地区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发展阶段向资本拉动型阶段转变，中部和东北地区由资本拉动型阶段向人口素质推动型阶段转变，东部地区属于人口素质推动经济不断优化阶段。最后，还针对区域发展差异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