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学小型社会的人工制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并置在华丽仪式场所的舞者面具、祖先雕像、头饰和华丽权杖,因此这些物成为人类学者研究的关键文化文本。那么,人类学者应如何书写非西方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这是一个关于非西方物的叙事观与方法论问题。人类学对物的研究被称为“物的民族志”,也称“物志”(ethnography of object)。传统物的民族志追求对客观真理的书写,而后现代时期则追求“写文化”。在人类学中,非西方物的民族志书写往往追踪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象征。物的民族志不仅是物的客观真理的书写,更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人类学者将物作为文化文本,探讨物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美学观念的层层关联,并关注物的社会生命史及物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深描探讨物质文化背后所表征的象征意义。共时观(coevalness)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时间观,主张文明不因时间阶段而呈高低之分,原始与文明的概念处于“共时”平等的意义。共时性叙事观体现了人类学对进化论的反思,不仅从动态视角研究非西方艺术,还关注人工制品的社会生命史,表达了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因此,本研究基于后现代结构人类学取向,形成一种互相构建的共时与深描方法论,作为适配非西方社会物的民族志书写方法,并将这种物的民族志方法总结为“共时深描”方法论。一方面通过“深描”通往文化文本的纵向多层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共时”观通往文化文本的横向结构研究,通过物的纵横结构关系形成立体的民族志。这种纵向与横向呈立体多维的文本写作范式,为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本写作实验方法。“共时深描”作为一种物的实验民族志方法论,为研究非西方物的民族志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基于人类学时间观,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一种实验书写的可能性。“共时深描”方法论作为一种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共时深描”不仅为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方法,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思想史中物叙事的思潮。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抽象到具体、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建党百年来,共同富裕历经萌芽求索、曲折探索、初步发展、全面推进四个时期,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明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丰富、外延宽广、自成体系,目标上达成了全体富裕与全面发展相统一,内容上涵括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过程上涉及了共建富裕与共享富裕相统一,空间上统揽了局部富裕与整体富裕相统一,形态上设计了普遍富裕和差别富裕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方向目标、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等重要思想论点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在中华优秀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别涵育、淬炼、滋养了(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新征程上,需要在始终秉承好百年求索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高质量经济发展继续做大做强共同富裕的物质蛋糕,以高质量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共同富裕的精神蛋糕,以高质量平衡机制建设共尝同品齐享共同富裕的蛋糕味道。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力争物质蛋糕不掉档,抓住创新发展引擎促进物质蛋糕不减速,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物质蛋糕不变味。推进高质量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以优秀文化创新提升精神蛋糕的品质感,以科技文明建设提升精神蛋糕的时代感,以教育共享改革提升精神蛋糕的认同感。建成高质量的平衡机制,需要以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尝蛋糕滋味,以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全体人民同品蛋糕美味,以持久的健康护航机制助力全体人民齐享蛋糕余味。

摘要:关于《资本论》和《经济表》资本循环理论的异同问题,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相近说和超越说两种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相近说更多强调马克思和魁奈的资本循环理论在研究方法内在逻辑和现实应用的相近之处,而忽视了马克思批判魁奈而形成的理论观点;超越说更多强调两位学者在学术立场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循环理论的差异。两种观点都没有全面反映《资本论》和《经济表》在资本循环理论上的异同。文章分别从主要观点和方法论层面对两者的资本循环理论展开比较后发现,《资本论》和《经济表》的资本循环理论呈现出主要观点相近和方法论相异并存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独特的学术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后发现,之所以在方法论相异的情况下《资本论》和《经济表》的资本循环理论在主要观点上仍然存在诸多相近之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和魁奈在考察资本循环问题时都经历经济关系分析的环节。然而,由于马克思和魁奈对劳动一般和自然秩序的理解不同,两种资本循环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异。虽然多次对魁奈的资本循环理论表示认同,马克思也意识到其自身理论观点与《经济表》存在不同,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在后续的研究中并未充分展现出其与魁奈在资本循环问题上的理论差异。通过对两者资本循环理论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主要观点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属性。这一理论属性也影响了马克思对于同时期其他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家的资本循环理论的吸收和批判。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属性,对吸收当代经济学流派关于资本循环的新观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创新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课程思政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入行的有效渠道。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教育引导大学生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既是党和国家永续发展的政治要求,亦是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时代要求,更是课程思政教学提质增效的实践要求。要把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党和国家的最新要求等主要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思政。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课程思政,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提升融入的系统性、有效性、学理性和实践性。一是把握系统性、有机性、实践性原则,切实提升融入的系统性。把握系统性原则,整体统筹、分类实施、协同推进、开放发展,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整体融入课程思政课程体系;把握有机性原则,基因式植入教材、生态式融入教案、化学式融入教法,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科学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把握实践性原则,整合实践资源、丰富实践内容、推进实践教学改革、完善支持机制,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实践体系。二是紧扣融料融点融机,切实提升融入的有效性。紧扣各学科专业新时代十年的发展史、奋斗史、贡献史,各学科专业新时代十年诞生的杰出榜样、孕育的精神谱系,各学科专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事业中的角色定位,精选融料;紧扣公共基础课、专业教育课、实践类课程的育人目标,找准融入的着力点、侧重点、落脚点等融点;紧扣学生的关注热点,思想堵点、情绪沸点,把握融机解思之惑心之堵情之困。三是讲好道理学理哲理,切实提升融入的学理性。抓住时代之问,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道理讲深;结合学术逻辑,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理讲透;融入现实生活,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哲理讲活。四是落脚内化外化转化,切实提升融入的实践性。引导学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化于心,坚定理想信念;促使学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外化于行,练就过硬本领;激励学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责,强化使命担当。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关键期。因为形势复杂、改革难度大、任务艰巨，亦称改革的攻坚期。目前，中国传统的粗放式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经济下行态势明显，国际环境不容乐观，社会稳定压力较大。保增长、调结构、增收入进退维谷。基于习近平“全面运筹”战略思维方法、“深化改革驱动创新”实践方法的启示，宏观调控严密督察机制、新上投资项目环保评估公开机制、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激发机制、经济政策和产业调整对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和核心经济指标科学联动制约机制是改革攻坚机制创新的着力点。

摘要:公开盗窃学说在理论前提的认识上，置盗窃的秘密性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这种学说以现实存在公开盗窃作为立论依据采取循环思维想当然地借鉴国外刑法学说，主观地解读处罚上的空隙，因而该学说在理论构建的必要性上存在认识论上的偏差。同时，公开盗窃说在理论证成上不恰当地使用了文理解释、历史解释和比较解释的方法，在确立盗窃罪的边界以及建立盗窃罪和抢夺罪等其他侵犯财产罪的区分标准上均不完满，由此，公开盗窃理论在构建方法上也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在盗窃罪学说上应当进行理论辨正，维护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罪质内涵。

摘要:追溯公共管理理论的起源与演进，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始终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并越来越受到推崇。但是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模糊性以及对“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使得在公共管理中推崇定量分析失去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学科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如果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就是“效率优先”，推崇定量分析并无不妥。随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当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更多关注“民主平等、公民参与”时，过分推崇定量分析可能会偏离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

摘要:有限元法是计算力学中极重要的方法。本文介绍了有限元法的产生、基本原理及其发展 ,并探讨了有限元法的方法论 ,对于了解及深入研究有限元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邓小平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创新,邓小平理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等价值论问题上,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