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春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在华北根据地尤为明显。在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已从1939年初50多个完整县,到1942年最严重时减少到7个县,其中冀南区已经变成游击区。冀南根据地村庄有些距敌人据点、碉堡极近,中间竟无一村之隔。在山东根据地,受到日伪严重蚕食,1942年底根据地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状况。在晋察冀边区,由于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继而进行“蚕食”和“封锁”,边区军民面临抗战开始以来最艰苦困难的时期。这表明,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均已面临着极端严重和极端危险的生存空间。如何扭转这种艰难危险的局面,直面考验着根据地军民的战争智慧、抗敌意志和作战能力及经验。处于此危机之下,由于敌强我弱,不是与敌硬拼,而是避实击虚,以弱博强,机智、英勇而艰难地反“扫荡”,就闪烁着辩证战法运用的智慧,如山东根据地军区政委罗荣桓率部突破敌人合击重围并与敌反复周旋的战例,冀鲁豫根据地杨得志司令员司部突破敌人合击转而外线击敌逼敌后撤的战法,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各智破敌人重重合击包围出奇制胜的战争奇迹,显示了我之劣势与敌之优势相互转换易位的辩证过程。而在反敌“蚕食”反敌“囚笼”过程中,根据地所采用的敌进我进战术,更集中体现了对辩证法的精准运用,敌后武工队在敌后的纷纷出现,使得敌后的敌后“一天两个世界,白天是日本人的世界,晚上是八路军的世界”。由此,敌人的军事优势由于陷入战争泥潭而逐渐消失,敌后根据地逐步度过最困难和危险时期,至1944年华北各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使得各根据地不仅战胜危机并获得了长大发展,并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还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持久坚守与支撑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