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路径。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一系列的制度壁垒，推进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与繁荣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并聚焦于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进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数理分析厘清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并提供了经验证据。首先，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相关指标评价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了省域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使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了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总体上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区域间不平衡的特征，数字经济水平在区域间成多极化趋势，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间梯度效应不断增强。其次，文章通过实证方法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对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地区，对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市场化进程以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后，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基于经济距离矩阵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而基于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以及经济距离矩阵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对本地城乡融合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邻近地区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研究认为，为有效发挥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在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经济与城乡发展政策、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打破要素壁垒推进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优化数字经济资源配置等方面实施相关政策措施。

摘要: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任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内容。都市圈通过中心—外围结构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跃升的核心动力,这将对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跨边界或不同空间特征城市是否存在差异？何种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以长三角地区都市圈的丰富实践经验,将为越来越多加入现代化都市圈的城市提供怎样的经验参考？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中国都市圈发展现状与形成机制,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聚焦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长三角全域,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程度更高,并且都市圈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其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城市群层面的产业数据。为了克服内生性挑战,文章采用份额移动法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识别了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产业层面溢出效应。考虑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两地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作用,并发现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越强。与此同时,受多个增长极与单一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获得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由于受多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因而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最后,文章还发现都市圈空间溢出能够突破行政边界,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协调,进而增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了加速培育和壮大都市圈,我们应积极发挥中心城市主导的溢出效应,以都市圈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支持多中心多层级都市圈融合联动发展,深化都市圈合作与分工。此外,我们还需要创新都市圈城市利益共享合作机制,积极探索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破条块分割,助力消除行政区之间的隐形障碍。

摘要: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

摘要: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是典型的空间异质区,区域内各省市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存在显著差异,物流竞争力水平极度不均衡,这导致长江经济带内部物流运行效率低、服务能力弱、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愈加明显,严重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的全面提升。科学测度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全面认识物流竞争力的空间格局演化,深入揭示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对于探寻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的提升路径,促进区域物流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此背景,文章基于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四个方面,结合物流产业的特点,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06—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物流竞争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各省市物流竞争力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考察,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探究了各省市物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竞争力差异明显,由下游至上游地区呈梯度递减格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竞争力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下游地区呈现高—高集聚、上游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特征,且这种集聚现象比较稳定,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性;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市物流竞争力的提升会对本省市物流竞争力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对本地区物流竞争力存在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对本地区物流竞争力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邻近地区物流竞争力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技术创新、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地区物流竞争力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文章从发挥物流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物流协同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国际物流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了提升长江经济带物流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社会发展重要战略目标。长江经济带作为联动东西、衔接南北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也显示出我国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的决心。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尝试将数字经济—资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通过面板分位数、空间模型、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作用的马太效应、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机制识别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修正资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赋能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相对更强,且存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马太效应,即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关于城市数字型特征的门槛效应。因此,文章最后建议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协调各城市之间竞争规则与发展模式,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同时构建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帮扶模式及加大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完善长江经济带地区人才引进政策与打造良好创业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重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摘要: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文章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识别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地级市统计数据，考虑城市人力资本变量的内生性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后，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越高，工业企业的产出越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且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主要存在于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工业内部看，行业内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增强，而行业外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减弱。从企业异质性看，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从城市人力资本提高中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大。此外，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高，地理区位距离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工业企业产出的提高。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摘要: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摘要:在零售商线下渠道服务对制造商线上需求产生的溢出效应使得服务不能完全转化为线下需求基础上，研究O2O线上与线下渠道合作机制的设计问题。通过构建分散式决策情形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主从博弈模型，分析了服务溢出效应、渠道间价格竞争程度对最优决策的影响，探究了服务溢出效应对价格竞争的调节机理。以集中式决策为基准，设计了一种基于需求引导的O2O线上与线下渠道合作机制。研究发现，服务溢出效应并不总会抑制零售商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服务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价格竞争的作用。合作机制下，供应链系统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该机制具有柔性，能够通过对系统利润的任意分配实现成员的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该机制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