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路径。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一系列的制度壁垒，推进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与繁荣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并聚焦于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进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数理分析厘清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并提供了经验证据。首先，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相关指标评价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了省域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使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了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总体上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区域间不平衡的特征，数字经济水平在区域间成多极化趋势，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间梯度效应不断增强。其次，文章通过实证方法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对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地区，对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市场化进程以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后，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基于经济距离矩阵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而基于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以及经济距离矩阵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对本地城乡融合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邻近地区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研究认为，为有效发挥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在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经济与城乡发展政策、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打破要素壁垒推进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优化数字经济资源配置等方面实施相关政策措施。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城乡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全面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规划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文章以“休闲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现实需求”为问题导向，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运用三元辩证法分析框架，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3个层面解构分析空间三元辩证理论与乡村公共空间规划的逻辑关系，论述了“三元辩证理论”视角下的空间规划诠释以及三元辩证理论对空间规划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对休闲型乡村公共空间进行发展策略剖析，阐述了以自然景物与文化遗产为要素的审美舒缓型休闲空间、以轻松快意为目的的娱乐体验型休闲空间，以及以亲情友情为基调的社交聚会型休闲空间的表征空间规划策略。以自然景物与文化遗产为要素的审美舒缓型休闲空间建构主要体现在优化原生性生态空间基底，注重乡土景观资源统筹，以及以“休闲构想”为驱动，塑造乡村公共空间形态“主题化”两个方面；以轻松快意为感受的娱乐体验型休闲空间规划主要体现在系统化整合娱乐资源，打造乡村娱乐体验品牌，以及注重乡村公共空间“商品化”和“真实性”的均衡发展两个方面；以亲情友情为基调的社交聚会型休闲空间规划主要体现在发掘地域文化特色，塑造乡村空间规划的精神内核，以及加大治理体系建设，确保多元社会利益平衡两个维度。研究提出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休闲公共空间的规划受到制度、资本、社会和文化要素的综合影响，基于空间三元辩证的休闲型乡村公共空间规划策略的提出，对于满足乡村精英、农民、规划师、资本、游客等多方社会力量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诉求，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价值。面对三元辩证逻辑下乡村休闲公共空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推进乡村休闲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需要构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协同发展机制，最终达至有机协同发展。文章的机制和策略分析有助于引导休闲型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最终达到优化乡村环境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乡镇作为中国城镇体系中最基本的地域综合体,其发展逐渐以满足人民生活为立足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开了深刻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给全面推进中国乡镇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全力推进乡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认清中国乡镇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地位,深入分析中国乡镇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特征和现实基础,以探寻乡镇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乡镇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组成,乡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引擎。进一步,文章从乡镇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出发,论述了乡镇在经济活动发展区、人口流动集聚区、历史文化传承区和宜居生活典范区建设上具有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上,近代以来乡镇经济活动功能已初具雏形,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乡镇承担更多的经济活动;在人口流动上,城—镇—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随着乡村振兴和镇的发展,乡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乡镇的人口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在历史文化上,名镇、名村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体现出乡镇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特色景观的营造;在宜居生活上,建设美丽宜居乡镇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在产业体系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环境治理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中国乡镇发展的现实基础,文章提出推动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在坚持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要从“四高理念”出发做实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以促进经济要素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生活;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能治理,以期为全面提升中国乡镇现代化发展质量、制定精准的乡镇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 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东北、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以上结果，文章提出了继续推动县域地区数字建设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加强县域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就业促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科学且直观地衡量县域数字建设水平，以县域这一更加细微的尺度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指导。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抓手和制度依据,也是未来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和自然地理特点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存在着较大差异,难以通过相同的具体路径实现不同乡村的同步发展,根据乡村的独特属性分类推进乡村现代化是解决当前发展难题的有效措施。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明确区分乡村的潜力特征和分类依据。因此,构建科学的乡村潜力评价指标和分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作者基于现有乡村振兴研究相关文献,梳理了当前乡村发展潜力及类型评估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方法,结合实地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三类空间框架和指标存在的分值特征,结合乡村实际情况设定了类别划分标准。进一步,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随机选择的40个乡村发展潜力的评价验证了评估框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包含了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各类资源要素7个维度的因素,下含19个子指标;根据综合评估分数,泾源县40个案例村可划分为移民迁建型、整治优化型、集聚发展型、城镇改造型四个类别,突出了不同类别乡村发展的主要方向。基于此,文章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和具有探索性的政策建议,认为在通过分类推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推动乡村治理制度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促进乡村发展的各类要素形成集聚效应;同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优化,有效发挥集体资产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当搭建村庄改造合作平台,通过构建公共论坛促进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文章丰富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研究的方法运用,发展了当前乡村振兴研究中的类型学划分依据与评估方法,案例的应用有效地检验了评价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通过评价也明晰了泾源县乡村发展潜力的整体特征和可参照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性。

摘要: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科学革命的洗礼, 它发端于清末民初, 勃兴于二三十年代, 抗战以后日渐普及,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以往对科学革命的认知, 受西方科学史的影响, 多聚焦大科学家和城市, 关注正式的科学组织和成建制的学科, 对科学下乡并如何改变乡村关注不多, 对科学的流动性、本土化、在地化研究不足。本文以中国第一所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为主要研究对象, 讨论它如何将科学观念本土化、制度化, 用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文化推动乡村的转型, 创造性地重塑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基本面貌。重点讨论体系庞杂的近代科学体系, 以什么样的个性化样态进入地方社会, 地方社会如何根据自身需求、本地资源、既有基础, 设计、运行、调整当地科学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建制。在中国西部科学院自己设计的组织结构图中, 其下属的理化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博物馆、乡村学校、乡土报纸等核心机构, 分别对应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等不同方面, 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将现代科学的基本意涵落实到地方矿业开发、西部动植物发现与分类、山区经济开发、科学知识和观念的普及等各个领域和方面。在这一进程中, 传统的乡村逐步转变为现代的地方, 抽象的科学得以落实和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学在改变地方的同时, 地方也重构了科学, 使之呈现出地方的样态。乡村科学革命不是千篇一律的, 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时代性, 具有注重实用、注重普及、注重联络和资源导向的结构性特点,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摘要: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度。第二,鼓励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开发数字信息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线上业务渠道。第三,借鉴格莱珉银行等新型业务模式,对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不完善的业务项目进行补充。文章可为实践部门动态把握数字金融发展状况、加强数字乡村效能、强化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产品与渠道以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参考。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加大乡村振兴实施监管力度,保证乡村发展成效;第二,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第三,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第四,加大乡村振兴政策倾斜力度,缩小乡村发展差异。

摘要: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段历史呈现的却是一幅精美的绅权运作图景。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诸如绅权的属性、界限、规范以及乡村自治等些许制度性启示，主要表现为晚清乡村绅权在运行中实现了从非正式权力向准正式权力、从权力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以及从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等三个方面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