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是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所需，也是向全球知识系统贡献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理论所求。“三大体系”基础上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母体和本源。没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基础，国际传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主性与嵌入性、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的统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应该具有的理论样态。但当前，对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可以发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还存在较多问题：国际传播对象研究不够、国际传播媒介与渠道建设滞后、国际传播议程设置不足、国际传播资助与控制体系不完善等。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国际传播底座建构任重道远。对此，从建构嵌入世界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更适合传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体系两个维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摘要:2023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大策略。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发展,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时强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性。顾名思义, 战略腹地是相较于沿海(沿边)地区而言的。因此, 中西部地区必将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点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长江上游, 与东部沿海地区有数千公里的距离,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 双城经济圈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断追赶沿海三大经济增长极。该地区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规模较大、科技力量雄厚、战略地位特殊, 是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理想核心承载地区之一。本文首先梳理21世纪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经济增长、人口集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市场培育、对外开放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在此基础上分析该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发展质量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提出新时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政策建议。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章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19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文章首次建立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摘要: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彰显了党中央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作为国家明确的战略腹地, 同时叠加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极核点与要素承载地的发展趋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意义重大。国家战略腹地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 拥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 能在一般或特殊时期支撑总体经济运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资源供给及保障生态安全, 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重要定位, 担负着以一域谋全局的高质量发展价值追求, 凝结了党中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属性, 是局部性和系统性并存的关键空间, 是带动广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应具备经济组织活跃、产业部类齐备、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完善等发展优势。当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领有扎实完备的发展基础及产业体系、领有保链稳链的关键科技创新实力、具有服务大局的产业备份承接能力、富有平战结合的要素供应和设施支撑, 已具备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比较优势; 但同时也存在区域空间结构发育不完全、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强、区内产业同质化和显示度弱等薄弱环节。未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战略思维建设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以创新思维培育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模式、以底线思维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以极限思维完善平急转换平战结合产业体系, 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为新时期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和根本遵循。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驱动下,协同发展可以促使区域比较优势、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和区域交通联系相互作用,并叠加协同效应推动系统不断动态演化至高级协同。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面临着区域比较优势较弱、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效率较低、区域交通联系程度不高三大挑战。研究认为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推进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完善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以提升区域比较优势,要完善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创新投融资模式、提升交通类投融资平台的治理能力;二是深化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体协同以优化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要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组织,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作制度,建立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三是加快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硬件建设以强化区域交通联系,要加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硬件统筹建设力度,协同打造“通道化、枢纽化、体系化”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持续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欠发达地区的综合交通发展,助推新基建赋能传统交通基础设施。

摘要: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全球产业竞争, 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 我国亟需尽快优化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 在广大中西部内陆腹地拓展战略纵深, 夯实国家安全基石。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战略构想, 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创造了条件。国家战略腹地是相对于前沿地区而言, 能为前沿地区提供强大支撑的战略后方, 主要是指围绕我国东部沿海起着稳定后方并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中西部内陆城市群或相应地区。国家战略腹地概念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 是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大局去考量和谋划的, 相比其他重大区域战略, 国家战略腹地具备地理区位的枢纽性、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创新发展的引擎性、城市文化的凝聚性等基本特征。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看, 三线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维护大后方的使命任务, 国家战略后方作为新时代大后方概念, 在新时代语境下自然也被寄予历史重任。进言之, 加快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当前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应有之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乘势之举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破题之策, 唯有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才能把握战略主动。为把战略决策和预期目标变为现实结果,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必须系统推进。通过完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统筹战略物资储备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打造战略产业备份基地和建设战略运力空间网络, 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不断推进新时代大后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设。

摘要:探究中间品进口对我国下一阶段产业政策调整有深刻影响,从现实来看,企业地理集聚具有二重性特征。为了明确进口地理集聚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作用机理,文章以开发区作为地理集聚单元,通过对企业经纬度定位确定企业所在园区,主要从同产品进口集聚、相关产品进口集聚和差异化产品进口集聚三种不同地理集聚模式探究企业演化路径与出口复杂度提升。在机制方面,从产品进口价格、进口多元化和贸易不确定性冲击三个维度探讨进口地理集聚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地理集聚模式上,同产品进口集聚仅在经济发展初期有效果;相关产品进口集聚和差异化产品进口集聚对企业出口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但相关产品进口集聚容易形成低端锁定。在地理集聚演化上,同产品进口集聚在企业发展初期通过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产生地区规模效应等促进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企业则需摆脱地区同质化束缚,通过相关产品进口集聚和差异化产品进口集聚提升出口复杂度;此外,中国各地区发展模式差异明显,发达地区企业主要以差异化产品进口集聚来提升出口复杂度,而追赶地区仍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提升出口复杂度。在地理集聚机制上,同产品进口集聚能够通过信息传导机制降低企业进口价格,而相关产品进口集聚与差异化产品进口集聚则通过新产品进口提高出口复杂度,同时能够缓解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冲击。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进口的多样性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打造上下游产业相互依托、有核心竞争力的空间集聚形态是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打开对外开放新局面;进一步完善产业间协同与创新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强化产业链对国内大循环的支撑能力;积极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促进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引导不同地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发挥技术、创新、管理等溢出效应,为提高产业空间集聚的技术相关度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

摘要:中国家族企业正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时期，而国际化则是家族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与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目前学术界关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文献，主要考察家族后代权力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忽视了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因此，文章在将中国家族企业二代继任方式区分为渐进式继任方式和激进式继任方式的基础上，利用2020年8月至11月对重庆和浙江等东西部省（直辖市）253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首次实证研究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探讨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国际化承诺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遮掩效应，以揭示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情境。研究结果表明：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采取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会显著地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代际权威大、创始人拥有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文章使用重新定义家族企业、选择已经进入或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降低国际化承诺水平进而削弱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的积极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建议：家族企业创始人应提前制定传承计划，尽可能安排二代渐进式继任，在渐进式继任过程中帮助二代继承人尽快建立权威合法性，以降低两代之间的权威差异；家族企业创始人要理性认识政治关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部门应着力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要完整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内核, 离不开对其基本要素的分析。相互性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特征, 不仅映射自我革命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也体现了自我革命的创新性和时代性。理解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的研究缘起, 需要从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相关论述中寻找相互性的理论依据, 详细梳理学界关于自我革命相互性的研究状况, 并对自我革命的相互性特征进行学理性阐释, 从而反映出党的自我革命不是一种孤立、静态的实践活动, 而是时刻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深入剖析自我革命相互性特征中蕴藏的相互感召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融合性, 不仅能清晰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价值, 更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供方法论启示。具体来说, 相互感召性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驱动, 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动以及相互激励的性质; 相互依存性, 是一种高效稳定的运行方式, 体现的是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依赖以及相互支撑的性质; 相互融合性, 是一种持续优化的动态体系, 体现的是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相互适应的性质。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文化思想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明和标注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并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了时代特质,坚守人民立场和政治底色、坚持宏微结合和体用贯通,并彰显了民族特性与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实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内在发展和外在保障的统一。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内外动因。